一代诗仙、酒仙李白在他的《月下独酌》里写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在他的心目中，酒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东西，连天地都喜爱，何况人乎？以至于，他把五花马、千金裘都要拿去换美酒！
酒，到底有多神奇，以至于上至国王人主、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脚夫苦力，都要为之倾倒、膜拜、沉溺、迷恋，甚至嗜之如命？就连冥冥中的神灵、已经故去的先人，我们在祭祀的时候，也希望他们能够享用？酒，只是我们人类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的一个发现、一个发明、一个创造，也仅仅是一种饮品，却为什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的社会活动发生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数千年来我们始终离不开它？
古代有“酒色之徒”的说法。任何时候，既好酒又好色的男人都很多，但女人对好酒贪杯的男人是不大青睐的。色与酒，就像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于是有些男人只好舍弃了酒，而专一的去好色了。笔者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观察到这个现象，一般情况下，非常好色的男人，是不大好酒的，有的甚至滴酒不沾；从传记上看，包括一些伟人也是如此。有句俗语说：“男人不好酒，白在世上走！”话是绝对了些，但好酒的男人还是占绝对多数的，当是事实。
古往今来，关于酒的话题，几乎被文人墨客们穷尽了，诗歌文赋，比比皆是。笔者就另辟蹊径，来说说古代几种饮者的类型及其代表人物吧。这里姑且把嗜酒之人称作“饮者”，因为这个称谓比较中性一些，可以泛指。古人在酒场上，在对待酒的态度上，大抵有这么几种不同类型，且听笔者给您逐一道来：
酒圣杜康。古人说杜康是酒圣，是被公认了的。关于酒的起源有多种说法，真正与酒的酿造有关系的，是杜康。他的历史贡献在于创造了秫酒的酿造方法。秫酒就是用黏性高粱为原料制成的清酒，即粮食酿制的酒。杜康奠定了中国酒品制造业的基础，被后人尊崇为酿酒鼻祖和酒圣，又被称作酒祖。至于他本人是否能够豪饮，在酒场上的表现如何，尤其是酒后有无圣德，不得而知。在下揣摩，酒圣当是大德大行者，大智大慧者，常人不可想象，也不可企及。
三国时期，曹操写有著名的《短歌行》，其中很有名的句子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高度赞扬了杜康酒的美妙功效。中国古代酿酒的历史渊远流长，为酿酒业做出杰出的贡献，非一人之力、一人之功可以完成，杜康只是一位代表性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说中的酒圣杜康代表了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创造精神。
明代，冯时化在他所著的《酒史》中讲到，杜康身后，人们尊杜康为酒神、酒祖，并立庙祭祀，逐渐将杜康发展成了一种光辉灿烂的酒文化，可见人们对于杜康于其在酿酒业上的地位更是极度推崇的。杜康之成为酒圣，是以其酿酒的创造性功德得来的，并不是作为饮者中的豪杰,以特别善饮而青史留名的。
酒仙李白。李白自称是酒仙，也得到了普遍认可。既然是仙，便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不仅仅是一个饮者酒后的感觉（所有的饮者酒后都有飘飘欲仙的感觉），更多的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人生的境界。李白的《将进酒》不仅表明了他对酒的态度，也表明了他对人生的追求。他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尽管古来圣贤未见得都很寂寞，饮者也大都没有留下什么美名，但我们不得不说，李白的确是一个例外。
李白生性嗜酒，无酒不成诗，无诗不伴酒。可以说，是酒，助生了李白的豪兴，引发了李白的诗情，激活了李白的灵感，但也毁坏了他在玄宗皇帝心目中的形象。伟大诗人杜甫诗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皇权高于一切的时代，李白有忤圣上的“大不敬”之举，会招来杀身之祸的，好在玄宗惜才，将他“赐金放还”。酒也毁坏了李白的身体，据说他有过三任妻子，但都离他而去。除了同一位才情过高的“酒仙”没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生活方式之外，床帷冷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没有一个女人会心甘情愿地与一位终日烂醉的男人长期同床共枕。
终李白一生，其成也酒，败也酒。后人演绎，李白大醉之后扑水救月，浪漫而死，还是与酒脱不了干系。但毕竟能称得起酒仙的人，舍他其谁？只有济公可以与之媲美，但他是活佛，不在神仙之列，也就不能与李白相提并论了。
酒家武松。酒家不是卖酒的人，同样是说饮者。能称得起“家”，也很不简单，也要有大境界。与酒仙那超然洒脱的风姿相比，酒家是属于沉稳型的。酒家是一个酒场的主帅，是压阵的人物，是饮者中的大手笔，出手不凡，在酒场上当然有许多压卷之作。他的威信是建立在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豪饮之后的君子风度之上的，会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切在他之下的饮者都会对他仰视，不敢在他面前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俗话说：“钱是君子的脸，酒是英雄的胆。”宋江之所以在江湖上大名鼎鼎，被称作“及时雨”，就是因为特别有钱，而且还肯慷慨施舍。武松虽是一介武夫，却称得起是一位酒家，酒壮英雄胆，景阳冈上打死凶猛的老虎，快活林里打败恶霸蒋门神，都是借助于酒的神力。不过，那时间的酒可能是低度数的黄酒，倘若是当今的二锅头，别说十八碗，就是一两碗，也会先将武松放倒，哪还会有神力去打百兽之王的老虎和武林恶霸蒋门神！
鲁智深的个人品德虽然要比武松高出一截，其豪饮也可以与武松媲美，但他酒后的表现却不如武松。鲁智深醉打山门，大闹五台山，虽然展现了他耿直、豪爽、孔武的秉性，但带有很大的“耍酒疯”的性质。他将自己被压抑的苦闷、胸中难以排释的愤懑，以“耍酒疯”的形式转嫁给那些无辜的小和尚们，大打出手，的确属于酒后乱性、有失酒德、有损英雄形象的行为。
酒怪东方朔。把酒怪列在酒家之后，许多饮者也许不会同意。实际上，酒怪的高席位就在一个“怪”字上。“怪”在这里，是幽默、诙谐之意。你在酒场上根本见不到酒圣、酒仙，他们层次太高，百年不遇；而酒怪却随时可见。他们在酒场上，从头至尾兴致勃勃，或高谈阔论，或低吟浅唱，或手舞足蹈，或笑话连篇，总是妙趣横生，让你捧腹。他们自乐，也把快乐无偿地馈赠给别人。即便是有酒家压场，倘若没有酒怪，也会少了许多热闹，少了许多情趣。
东方朔是个奇人，也是一个酒怪。汉武帝有一次到甘泉宫去，在路上看到一种虫子，是红色的，头目牙齿耳鼻齐全，随从都不认识它是什么东西。武帝就把东方朔叫来，叫他辨认，东方朔回答：“这虫名叫‘怪哉’。从前秦朝时拘系无辜，平民百姓都愁怨不已，仰首叹息道：‘怪哉！怪哉！’百姓的叹息感动了上天，上天愤怒了，就生出了这种名叫‘怪哉’的虫子。此地必定是秦朝的监狱所在地。”武帝就叫人查对地图，果然。武帝又问；“那怎么除去这种虫子呢？”东方朔回答：“凡是忧愁得酒就解，故以酒灌这种虫子，它就会消亡。”武帝叫人把虫放在酒中，一会儿，虫子果然靡散了。东方朔嘴里所说的“怪哉”含有深意，是劝汉武帝要善待百姓。
有一次，有人给汉武帝进献了一坛“仙酒”，据说出自岳阳酒香山，人喝了这个酒，就可以长生不老。谁知东方朔这小子，瞅个机会就把这坛“仙酒”偷来喝得干干净净。这还得了？汉武帝“大怒，欲诛之。”东方朔却不慌不忙地说：“陛下杀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验。”就是说，俺喝了仙酒了，你怎能把我杀死？如果能够杀死，那仙酒也就是不灵的了。汉武帝仔细一想，觉得有道理，只好把东方朔放了。东方朔不惜杀头，现身说法，破除迷信，实在难能可贵。
酒徒刘伶。古时候就有酒徒之说。顾名思义，酒徒，当是酒的奴隶。心甘情愿地给酒做奴隶，一生嗜酒如命，酒成了他的惟一，让人不可思议。然而，当你生在乱世，当你终身不遇，当你穷困潦倒，你会不会也成为酒徒呢？难说。酒徒大都是一些桀骜不驯、清高狂傲、自以为怀才不遇之人。酒徒饮酒会奋不顾身，常常大醉，但酒醉心不醉。酒徒是一种个人选择，一种个人行为，只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不危害社会。他可以成为你的知己，也可以成为你的路人，褒他贬他，近他远他，全在于你。
《魏书》中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嗜酒如命竟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走到哪里，喝到哪里，喝死了就地埋掉拉倒！他不仅嗜酒如命，还写了一篇《酒德颂》。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给人以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美感。
从刘伶现象来看，除了无知无识、没肝没肺的真正酒鬼之外，许多饮者对待酒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社会、对待人生的态度。酒的外形是水，逆来顺受，其内涵却是火，刚烈炽热。刘伶《酒德颂》里所写的“酒德”，实际上也就是“人德”，具备了酒的德性，也就具备了人的德性。人与酒的关系，就是这般奇妙。酒文化博大精深，饮者呈现出来的却也是世态百相，不一而足，远非这篇拙作所能全面概括、说清道明的，我们也只能管中窥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