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生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认为秦国统一天下是七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朝代中，秦朝统一天下耗时最长；从商鞅变法到秦灭六国，共计138年，比汉晋隋唐元明清都久。

在战国时代有一些“法术之士”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纷纷献书进言，向秦王分析秦国迟迟没能统一天下的原因。这些文献大多收录在《韩非子》里，在第一篇《初见秦》中，作者就说秦国兵强于天下，却屡屡错失统一的良机，实在有失“霸王之道”。可以说，这些“法术之士”对秦国的政策起了纠偏的作用，推动了统一进程。其中韩非的思想尤为深刻，他为人口吃，但写作能力了得，据说秦始皇读到他写得文章后，深为触动，不禁赞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那么韩非子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为何会令秦始皇如此的赞赏？

被秦始皇赏识的思想家

韩非子认为商鞅的思想还不够完善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诸子百家里没有一个是秦国人。其中，老子是楚人，孔子是鲁人，孟子是邹人，墨子、庄子和惠子是宋人；田骈、邹衍出自齐国，慎到、荀子来自赵国，李悝、张仪、犀首皆是魏国人，就连韩国也有一个申不害。而作为西方大国的强秦却显得本土人才匮乏，没出过一个思想家。李斯在《谏逐客书》里也毫不客气地说自秦穆公以来，秦国所用的人大多都是诸侯之客，像百里奚、商君、范睢、吕不韦等都不是秦国本土培养的人才，倘若秦国却客不纳，那么将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

对于秦国来说，“士”这个阶层不被重视，这种传统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把国家的重心放在“农”与“战”上，认为农民与战士才是强国之本，官爵应当授予这两个阶级。至于贵人、商人、技艺、逆旅、儒生和游士，则都被视为“淫民”，他们通过世系爵位、经商致富、游说取官和技艺糊口的方式来逃避农战，不肯耕种土地，也不肯上阵杀敌，故而于国家无益。所以在《农战篇》中，商鞅主张打击这些阶级，以便建设一个以农民和战士为主体的国家。愚农不学无术，就可以像牛马一样供统治者任意驱使，能够专心耕种，为国家生产财富；战士贪功轻死，便会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积极为国家开疆拓土。

在这个国家中，统治的原则是“务在弱民”。统治者要把持好权柄，用“法”来绳制万民。一方面设置严刑酷法来威慑他们，另一方面又利用官爵利禄来诱使其听令，这样便可达到“民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国富而兵强”的目标。

然而，韩非子认为正是因为商鞅轻视了“士”，所以在变法之后秦国本土的著名人物要么是权臣，要么是武将。他们重视个人利益而轻视国家或王室的利益，所以张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兼相秦、魏二国；穰侯远攻而近交，为的拓展自己的封邑；范睢害怕白起得势，便劝秦王解除邯郸之围；吕不韦相秦而讨河南之封，十多年里，秦兵出函谷关的次数寥寥无几。这些群臣的利己行为延缓了统一大业。

因此，韩非子说：“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认为秦国之所以迟迟不能统一天下，是因为权臣怀有私心，而君主却不懂得运用权术来驾驭他们。所以秦兵虽强、胜仗虽多，但受益的都是权臣，而非国家。因此，商鞅的“法”还不足以强国，还需要兼顾到申不害的“术”。

韩非认为商鞅的“法”没有确保君主的专制权力

韩非对法家思想的改造与发展

就在商鞅变法的同时，另一位法家人物申不害也在韩国发起改革。与商鞅注重基层的“法”不同，申不害更重视顶层的“术”。

对于“法”的含义，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也。”因此，所谓的“法”乃是统治者用来统治臣下的工具，由国家制定法令，用它来规范与控制臣民。其中，赏罚是法令的主要内容，只要赏得谨慎、罚得公正，就会使民心悦服，进而听从号令。使得国家行政运作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高效而畅通。但是“法”也可能会被权臣所窃取，成为篡权夺位的手段。例如田乞就通过大斗换小斗的做法，市恩于民，窃取了齐景公的赏赐之权；而赵高也利用秦二世厌政的机会，指鹿为马、铲除异己，盗用君主的刑罚之柄。

因此，韩非认为商鞅变法只注重“法”而忽略了“术”，导致秦王“无术以知奸”，秦国虽然富强，也只是“资人臣而已”。故张仪名震诸侯而惠王无功，穰侯广地于陶而昭王无闻。在秦始皇罢黜吕不韦，总揽朝政之后，最需要的东西其实就是申不害所说的“术”。

所谓“术”，韩非子解释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它是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督责下属的办法，也称为“君人南面之术”。“术”的核心精神在于君主专制，强调“独断”，对此申不害曾明确说：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君主位于封建社会的权力宝塔尖上，最需要发挥的就是判断力，不能轻易让下属来代替自己进行判断。正确的做法应是把官职授予能人，然后根据成绩来判断其是否称职，而且还要握牢生杀之权，不能被权臣所制。

商鞅要求臣民奉公守法，申不害呼吁君主独断专制

当然，单靠“术”来治国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术”的核心在于君主的一人独断，一旦更换新君，就会朝令夕改，没有常法，国之盛衰皆系于一人；故而自韩昭侯与申不害死后，韩国便没有再强盛过。因此，韩非说：“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在“术”的责令下，百官皆守职不动、不敢越级言事，导致君主因独断而闭目塞听；在“法”的约束下，医生、工匠、商人都无缘官爵，因为秦国只以斩首计功，而他们皆非战斗之士，导致国家人才匮乏。

故而，韩非子主张兼用法术，而他也常自称为“法术之士”和“智术能法之士”，在《孤愤》、《说难》诸篇中都呼吁国家重用这一类人来治国，而不是豢养儒墨、贵人、商工、剑士、说客之类的“五蠹”。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为秦始皇的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此外他还批判吸收了慎到的“势”，对秦国统一天下后的制度规划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的思想集“法”、“术”、“势”为一体

法家思想成为指导大秦制度的原则

《史记》说申不害、慎到与韩非皆“本於黄老而主刑名”，《黄帝四经》也有“道生法”的观点，揭示了法家与道家的微妙关系。其中，慎到受道家的影响最大，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君主任其逸而下属任其劳，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双方的“势”不同。他说：“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因此，法治的原则在于顺势而为、因势而治、顺其自然。至于贤能之人，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也像老子一样，说“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主张“不尚贤”。

对此，韩非认为慎到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如果任势而不尚贤，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恶人拿来作恶。夏商之制，尧舜在上则治，桀纣在上则乱。君主专制制度在贤能君主的治理下，可以实现富国强兵、政通人和；然而一旦落入昏愚暴君之手，就会荼毒百姓，贻害千古。慎到怎能说“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呢？既然天下之人贤良的少而不肖的多，那么势位不过是为暴君服务罢了。国家就像一辆车，势位犹如马匹，刑罚则是鞭策，而君主便是驭手。如果让专业的马夫王良来驾驭，则车轮会平衡的向前运转，到达想要去的地方；而如果让酗酒醉驾的独夫来掌控，则难免会车毁人亡。所以韩非批判慎到的“势”论，说：“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单靠势位无法实现治理

制度要由贤能的人来操作与遵守才能实现治理，但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要有贤君能人在，便可不用依靠势位，这种把一国之政寄托在几个人身上的想法是极其幼稚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兼用势位与贤才，所谓“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如果必待尧舜在位乃治，则千世乱而一治也；因此，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制度，确立好君主与臣下之间的合理势位，使得即使再平庸的君主也能维持基本的治理，只有极度昏庸的君主在位时才会陷入混乱，这样便能实现千世治而一世乱的理想状态。

经过韩非的阐述，法家思想的精髓得以集大成起来。秦始皇虽然杀了韩非，但整个大秦制度无不体现着韩非的法家思想：

一、秦朝法令一统，命为“制”而令为“诏”，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以百姓为黔首，体现了“法”；

二、秦朝建立皇帝制度，采用督责来管理百官，废封建而行郡县，实现中央集权，体现了“术”；

三、秦朝确立了封建专制制度，欲传之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体现了“势”。

因此，可以说《韩非子》是秦朝制度的主要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