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路易十六采纳了公爵的建议，他命令军队撤出巴黎，并于7月27日回到首都，表达了让步与和解的意愿，人民为此报以“国王万岁”的欢呼。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便在一片和谐中落下帷幕，由第三等级的上层人物代表全体人民与国王重新签订社会契约，宣布废除一切封建特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但国王依然是最高统治者——他与议会分享政权。这样，法国便开始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度。

然而，国王个人的妥协并不代表旧势力消失。革命爆发之后，宫廷里的亲王们都带着大批随从离开了法国，他们驻扎在边境附近，与普、奥、俄、英等国联合，策划组织反法同盟，准备挑起内战。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人颁布了1791年宪法，对王权抱有姑息纵容的态度，为日后的纷争埋下隐患。

路易十六主动让步让人们看到了和解的希望

法国人对国王行使否决权的争论

在路易十六与人民和解之后，人们便开始组建制宪会议。这个会议的成员来自不同阶级，政治观点也大相径庭。

在制定宪法时，有一个问题引发了广泛争论，那便是国王对法律的否决权。几乎所有议员都同意国王应有批准或批驳法律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究竟有多大却引起了他们之间的争吵。有些人认为这种权力应是无限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暂时的；后者说有一个人享有制止全国人民意志的特权，这看起来太过分了些。如果议会的所有法律在制定出来后，还要交给国王批复才能生效，那么议会就沦为一个办事机构，最高决策权依然在国王那里，政体依然是君主专制。

当时即使路易十六表现得很温和，并且主动做出让步，但人们普遍不信任国王，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路易十六之后的下一任国王是否也能这么开明。有许多人给议员写恐吓信，坚决反对赋予国王无限的否决权力。

议会一边不敢得罪人民，另一边又怕路易十六会反悔，于是便把“无限的否决权”改为“搁置的否决权”。规定国王在两届立法议会期间有延期批准某些法案通过的否决权，这样国王的否决权便有了时间限制，能让人民同意；而在这段时间里否决权又是无限大的，也能令国王满意。

但在实际操作起来时却并不如人民所愿，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就指出了1791年宪法的矛盾，他说：

“制宪议会削弱了王权，而有批准法律的权利的国王则限制着议会的权力。”

这部宪法在客观上导致国王与议会发生权力之争，使得他们之间不是合作与信任，而是猜忌与斗争的关系。1791年宪法通过后，国王冷淡地接待了60名议会代表；而议员们也拒绝称呼国王为“主上”或“陛下”。之后流亡贵族们开始在边境发起反扑，试图进攻新建立的法国。议会便制定了针对逃亡贵族的法令，要求他们限期回国，否则将以阴谋叛国罪论处。然而法案送呈给国王的时候，却遭到了否决，这引起了人民很大的反感。

路易十六屡次否决议会的法案，导致和解走向破裂

法国人关于是否要罢黜国王的争辩

随着反法同盟的逼近，法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变得空前高涨起来。可是国王似乎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坚决反对旨在流放僧侣贵族的“教士法”，决心不在宗教方面作任何让步。而人民则认为由教士组成的第二等级正蠢蠢欲动，准备勾结反法同盟来攻击新政权。于是国王与议会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从法律上来说国王确实享有否决法案的权力，即使他的做法令全国人民不满，但他又没有违法犯罪，因此他的做法无可厚非；而站在人民特别是爱国者的角度来看，国家已在危急存亡之秋了，国王却仍不肯与人民站在一起，而是做出有利于逃亡贵族决策，极力阻扰法案的通过，有卖国通敌的嫌疑。最后那些激进的人决定通过暴力来教训国王，他们说：

“难道说自由人民的幸福就这样取决于一个国王的任性支配吗？这个国王，他不是只应当以法律的意志为意志吗？”

最后，人们甚至产生一个念头——“是该废除国王的时候了”。1792年6月24日，有由中下层人民组成的3万人队伍高呼“取消否决权”的口号向王宫进发，他们与国王展开对峙，要求批准法令。路易十六回答说：“要我批准法令不应采取这种方式，也不应在这个时间”，因为这样做是不合法的，最终大家都不欢而散。

国王拒绝让步，和解失败

6月28日，随着反法同盟日渐逼近法国，国内也到处发生骚乱，于是议会宣布“祖国在危急中”。议员韦尼奥谴责国王否决法案，并且引述1791年宪法，说当国王不依法制止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压迫国民的活动时，视为他已经放弃了王位。但立宪派指责平民派拿不出国王叛国的证据，他们认为国王只是在行使职权，并没有违宪。

就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平民派认为要想取得胜利，就得取消王权，而要想合法地取消王权，就得认定国王违宪，以便将其废黜；立宪派则说我们都要尊重法律，目前还没有国王有意勾结反法同盟的证据，并且法律明文规定“国王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人民制定宪法却不去遵守它，那么相比于封建专制来说还有什么进步可言？

然而人民最终决定用行动来答复立宪法。随着战争危机的逼近，国王却阻扰军事行动，这令人民大为愤慨。他们于8月10日攻打杜伊勒里宫，国王被迫逃往国民议会，接着议会动议于9月23日开会讨论停止国王的职权问题。从这以后法国大革命就进入“革命的大恐怖”时期，一方面是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另一方面是法制建设的严重破坏。人们撇开法律不管，仅凭一腔爱国热情便随意控诉某人犯有叛国罪，进而未经审判便将其处死。但他们对如何处置路易十六却要审慎得多，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在击退反法同盟后，审判的工作就开始进行了。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散布对国王的各种流言，要求将他判罪以便巩固自由；而国民法庭则引用法律来说明国王是不可侵犯的。

在这种背景下，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罗伯斯庇尔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罗伯斯庇尔主张用恐怖的手段来巩固革命成果，要求判处国王死刑

谁才有权力来审判一国之君？

群众从宫廷中搜出一个铁柜，发现里面有国王与流亡贵族及反法同盟的通信。国王在给克莱蒙主教的信中说一旦他重新掌权，他就会恢复旧政权；在信中他将人民称为“乱党”和“极恶分子”，这些文件表明国王一贯反对革命。

然而即使有证据存在，却没有适用于审判国王的法庭和刑罚。1791年宪法规定国王享有最高行政权，同时又说“在任何情况下，司法权不得由立法议会或国王行使之。”因此，国王是独立于司法权之外的，宪法没有规定谁有权力来审判国王。于是便出现了这种现象：人们明知道国王有罪，却不能依法对他进行审判。有些人还批评雅各宾派，说他们想要像对待俘虏一样对待国王，他们想同时兼任审判官、立法者和陪审员，不懂得尊重法律、不讲程序，只喜欢搞政变。

罗伯斯庇尔这时登上讲坛，他指责那些怜悯国王的人是保王党。“国王”与“共和国”是不能共存的，如果国王无罪，那么有罪的便是共和国了，因为是共和国打倒了合法的国王。“国王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条法律乃是伪法律，它就像挟泰山以超北海一样是无法实现的。允许存在不受惩罚的犯罪行为，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污蔑；当1791年宪法把这句违反法治精神的条文写进去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诽谤自己了，你们何以还要一错再错而不肯认错改错？罗伯斯庇尔不忘挖苦那些法律学究，说如果某个国王当着你们的面绞死了你们的儿子，侮辱了你们的妻子，那么你们是否还要弯下膝盖对他说：“陛下，您这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我理解您、尊重您！”——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你们呢？每个人的权利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呀！

“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你们呢？”

最后，罗伯斯庇尔提醒说：

“国王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人民不也是不可侵犯的吗？国王不可侵犯是建立在虚构之上；人民不可侵犯则是建立在大自然不可违反的权利之上。”

当你们利用旧法律来维护国王的无上特权时，就已经冒犯了全体人民！因此，罗伯斯庇尔建议“要了解人民的愿望来决定国王的命运”。他认为人民已经用行动来审判国王了，因为国王曾宣布人民造反，为了惩罚人民，他呼吁各国暴君使用武力来围剿法国；于是人民也宣布国王为公敌，并且通过攻打杜伊勒里宫逮捕了他，随着人民的胜利，叛徒就变成了国王本人。“由此可见，路易不能受审判，因为他已被定罪了。”

最后，国民公会还是提审了路易十六。国王不承认铁柜的存在，也否认了其他物证。在审判完毕后，国民公会进行投票表决，在721人中，绝大多数人认定国王有罪，其中有387人赞成死刑。最后议长以沉痛的口气说：“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宣布：国民公会判处路易·卡佩死刑！”

1793年1月21日，国王被押往刑场，在断头台上他发表最后的遗言：“我是无罪而死的，我宽恕我的仇人；你们，不幸的百姓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