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气球》首映，
被誉为“年度最好的国片”，
有人形容是“一场对灵与肉的礼赞”。
这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第7部长片，
也是他的电影第一次有机会在全国院线放映。
影片围绕“被偷走的避孕套”展开：
家里的小孩把避孕套偷走当气球吹着玩，
间接导致母亲意外怀孕，
想打胎却被丈夫勒令不许，
生，还是不生？
女性是为了生孩子活在这世界上的吗？
藏人信仰佛教，堕胎等于杀生怎么办？……
一条专访了万玛才旦导演，
我们从电影聊到了现实中的拉姆案，
他说：“女性要觉醒，
但单单有自我的觉醒是不够的，
她还需要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撑。”
自述 万玛才旦 撰文 刘亚萌 责编 石鸣
万玛才旦50岁了。他讲起话来温言细语，声音很低。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谦逊甚至腼腆的人，十年前以一己之力开启了“藏地电影新浪潮”。
15年来，他拍了7部长片，统统都是藏族题材、藏语对白。尽管这些作品一再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等知名电影节的常客，但从未上过主流院线。《气球》是头一回。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点映会后，观众的反响总是异常热烈。人们纷纷说，这是他们看过的“万玛才旦最好的电影”，“万玛才旦用情最深的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把避孕套吹成气球，曾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经典桥段。有人说，姜文给了避孕套“气球”以生命，万玛才旦则为避孕套“气球”赋予了灵魂。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偷偷吹破了父母藏在笔记本中的避孕套，他悄悄把破了的“气球”放了回去。于是，他家里多了个弟弟。
《气球》里，女主角卓嘎的两个儿子把她藏起来的避孕套偷走当玩具，她也因此意外怀孕了，但却非常纠结，因为她不想生。
生，还是不生？这是贯穿《气球》全片的问题。我们看到，仍旧穿着传统藏族服饰的女人已经开始觉醒，怀疑自己“与生俱来”的生育使命：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觉醒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反思生育行为，反思女性地位，进一步延伸到了反思自己的信仰。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上师认定是家里长辈的转世。这下所有人都逼她把孩子生下来，包括她自己的亲儿子。她挣扎而绝望：上师说的就一定对吗？丈夫大怒，一巴掌扇过去：你竟然敢怀疑上师？
在上海点映时，有一位女观众非常感慨，因为电影里的场景似曾相识：女性好友怀孕了，犹豫要不要生，生育这件事的重大，不仅在于对女性个体的影响，更在于对一个家庭，“我没有立场告诉她一个确定的结论”。
迄今为止，万玛才旦所有的电影都是自编自导。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他首先是个小说家。先写了十年小说，才开始拍电影。
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来自他的一个短篇。他的代表作如《塔洛》和《撞死了一只羊》，都是由小说发散而来。圈内评价说，他的电影都有一种“知识分子趣味”。
《气球》也有小说版本。甚至于他还在片中特意安排了一个中学男老师的角色，也写了一本小说叫《气球》。这个角色是他对自身的指涉吗？“并不是”他笑道，只是无伤大雅的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他对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有一种造物者的慈悲。在北京的超前点映现场，观众好奇《气球》“女性视角”，却被一旁的陈丹青挡了下来：“这不是女性视角，是万玛视角，他对片子中的每个人物都抱有同情心。”
影片以避孕套吹出来的“白气球”开场，儿子迫切地渴望一只气球作为玩具，父亲答应了去买，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同样也是这个男人，导致了自己妻子的意外怀孕，面对妻子拒绝生育的想法，他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只剩暴力。
父亲最终去镇上给儿子买回了红气球，然而，所有的纠结都已发生，所有的痛苦女性也都已经承受。红气球最终飞上了天空，谁也没有能够拥有它。“这是我一开始就想好的结局。”
以下为万玛才旦的自述：
在藏地，性话题是比较敏感的
《气球》的灵感是偶然间诞生的。那是2010年的秋末冬初，我要去中央民族大学见朋友，路过中关村，突然在天空中看到一只红色的气球在飘。
侯孝贤《红气球之旅》剧照
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好的意象，立即想把它拍成电影。当时已经有很多以气球意象为主题的经典电影。我的电影，怎么才能跟藏地的当下发生关联？
我马上就想到了“白气球”，避孕套。
故事背景设定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生育，藏地也不例外。卓嘎家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上中学，两个小儿子即将上小学。家里还有丈夫，以及孩子的爷爷。有了人物，整个故事就慢慢建构起来。
在藏地，性这个话题是比较敏感的。片中的人物，凡是在聊到性或者避孕套的时候，就会有点闪烁其词。
卓嘎去卫生院，遇到男医生，不愿开口，偏要等女医生。等女医生真的来了，问她要看什么病，她也还是羞于启齿。两人到了门外，避开周围的人，压低声音才敢谈论这个事。
拍摄时，我们就在中间隔着一层窗户之类的东西，好像镜头在窥探，营造一种私密感。
片子里有一个情节，卓嘎的小孩拿着避孕套吹成的气球，和邻村小孩换玩具，邻村小孩的家长发现了，非常愤怒，找上门来跟卓嘎老公大打了一架，骂他们家不知廉耻。
这个情节是小说里没有的，是拍电影时新加的，也是突出一种性羞耻的感觉。
《气球》的短篇小说大概1万多字，但是一个电影长片的剧本通常需要3到4万字，所以需要扩充。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添加了一条人物线，讲卓嘎的妹妹，因为情伤受挫，出家当了尼姑。
尼姑妹妹之前的感情经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片子里没明说。但通过很多细节，你能隐隐地感觉到，尼姑妹妹可能曾经跟这个恋人在一起怀孕了，打胎了。在佛教里面，杀生是最大的罪过，所以她为了赎罪，就去了山上的寺院修行。
卓嘎想堕胎，等于她此刻也遭遇了“杀生”困境，两姐妹的命运形成了一种参照。
另外，我还有意把“人的世界”和“羊的世界”做了一个对比。
羊的世界是下崽越多越好。卓嘎家有一只母羊，2年没产崽了，就会被认为是无用的，养肥了被卖给屠宰场。
人的世界是刚好相反的，人口需要节制，要使用避孕措施。电影里面出现医院的宣传栏里“优生优育”的标语，都在推广这个观念。
我其实一直是魔幻现实主义
藏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转世轮回”等等一些概念是融入到日常生活里的。
影片里，卓嘎的大儿子被认为是他奶奶的转世，因为他生下来背上就有一颗痣，和他奶奶的一模一样。
我本人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从小跟我爷爷生活在一起，他把我当做他舅舅的转世。
爷爷的舅舅是一个宁玛巴的僧人，他对爷爷特别好，教授他经文和佛教的仪轨（礼法规矩）。可能因为我在懵懂的幼年时期，曾说过我来自某个地方、有很多经文之类的话，所以爷爷就坚信我是他舅舅的转世。
也因为如此，家里会给我一些特殊待遇，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让我去学习。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我早期的电影风格比较平实，去年《撞死了一只羊》出来之后，大家觉得我的电影开始变得有些魔幻了。
这部《气球》里面，魔幻的段落更多。比如有一场戏是“梦中捉痣”，弟弟把哥哥背上的痣，很轻易地拿下来，给哥哥看，然后他们嬉笑着在沙漠上奔跑，跑向蓝色的青海湖水。
还有卓嘎姐妹的“窗前谈话”。年轻的妹妹（未出家时留着长发）缓缓走来，她美丽地笑了一下，停在姐姐的身后，而姐姐的表情有点恍惚。这里表现出，姐姐和当年的妹妹的命运产生了某种重叠。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并没有刻意地转型。我的小说里很早就有了超现实主义的元素，比如在《乌金的牙齿》和《嘛呢石，静静地敲》里，现实与梦境，此时和彼时完全是没有界限的。
《撞死了一只羊》的剧本，在《塔洛》拍出来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有了。只能说早期拍电影，会受到很多外部条件的局限，那时只能拍一些现实题材的。
《塔洛》剧照
以往，我拍的都是生活在“故土”的藏族人，接下来，我的题材可能会做一些改变，比如去拍生活在城市里的藏族人。
之前有个藏语杂志发起了一个同题小说征文，题目就叫“城市生活”，请了四个作家，每人写一个中篇，我就写了一篇。
我觉得成为一个城市人是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的。现在生活在西宁、成都的藏族人，几年前可能还是个牧民，对于“城市人”的身份，他们肯定有很多困惑和纠结，这样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有趣，特别值得去拍。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尝试藏族之外的题材，拍汉语电影。
拍出藏地的美，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气球》的剧本我大概花了2周就写好了，但是因为种种因素，当时没法拍，我就把剧本改写成了小说先发表。
2018年，机缘到了，立项和投资都到位了，8月份我们就开始拍摄。中间因为《撞死了一只羊》去了一趟威尼斯电影节，停了10多天，回来继续拍，总共拍摄了40多天。
小说里面写羊的文字比较多，电影里面展现得比较少。这是因为我们有现实困难。电影拍摄的时候是八九月份，其实羊的交配季节已经过了。
可能大家觉得藏地很美，随便拿一个傻瓜相机去拍，都能拍得很好看。但其实在拍电影的时候，是挺有难度的。因为很多地方的风景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多的变化，一部电影看一两个小时，观感上会比较枯燥。
我们到处去看景，走了很多地方，最后决定在青海湖边。它周围有草原牧场、有沙漠，青海湖从早晨到黄昏，色彩一直在变化，这就让整个电影的氛围营造有了基础。像“梦中捉痣”那场戏，我们就是在青海湖边的一个沙漠里拍的。
这个电影里的人物都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所以我们用了手持长镜头跟拍，跟随这个人物，去抵达他的内心。
比如“火中取书”那场戏，卓嘎为了断掉妹妹的念想，把妹妹以前的恋人写的书，扔进了火塘。妹妹很着急，徒手从火里把书抢出来，手也被烧伤了。
这场戏是一镜到底，我们拍了很多遍。火力大小、书烧起来的程度、把手伸进火里的时机、镜头的推移，都需要恰到好处。演员的手其实是做了一些防护措施的，但肯定也是有一些风险吧。
但是，正是这种一镜到底跟拍的方式，能够更加强烈地凸显出妹妹对以往情感的那种期待。不用太多台词，只通过她的行动，观众就已经感受到那种刺痛了。
如果是固定镜头、来回切的方式，我觉得那种代入感就会弱很多。
我没想过拍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这部片子是讲生育的，很多人说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女性主义的东西。比如女医生对卓嘎说“我们女人又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以及最后卓嘎对妹妹说，有点羡慕她出家当尼姑，无牵无挂。
这两年女性主义的话题很热，但我的初衷其实并没有这么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卓嘎的处境，也让她不可能像女医生一样彻底觉醒。
影片里，卓嘎家里“5男1女”的性别局面，是一个巧合。就算爷爷的角色换成是奶奶，或是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认为是她自己父母的转世，她丈夫觉得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不想生，她非要生下来，这样一个故事在我这里也是成立的。
关于丈夫的暴力问题，他确实打了她一巴掌，因为他的父亲刚去世，情绪很焦灼。然而他是有反思能力的，第二天向妻子承认错误，讨论未来的生活。所以我对这个角色也抱有一种同情心。
但是女性主义的议题之所以被热议，我想也是有原因的。像今年9月曝出来的拉姆案，我们看了报道都很震惊。
藏族女性拉姆在家中被前夫用汽油焚烧而亡
我看了很多藏族知识分子写的文章，大家都感到很可惜。藏族知识界进行反思和讨论后，形成了一个共识：女性要觉醒，而且是彻底的觉醒。单单一个自我意识层面的苏醒是不够的，她还需要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撑，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反抗。
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女性知识分子的思考会更多一些。她们会搜集相关案例，分析其中的共性，找出解决办法。
还有一些人，会付诸行动，到基层去普及新观念。
前段时间，西藏社科院有一个藏族的博士，叫白玛措，她看了《气球》以后，受到了启发，前往藏地边缘牧区，对“节育措施、生育观念”进行了详尽的田野调查，写了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就叫做《严肃的气球——西藏牧区妇女生育变迁》。
她访谈了82位已婚育龄妇女，提到在西藏牧区最广为使用的避孕措施，是静脉避孕和宫内节育器，男性使用安全套的概率比较低。
我的微博还转发过她的文章，里面有一段她和受访者的对话很有意思——
G：我已经有2个孩子了，不想再生。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怎么能不怀孕。我以前上过环，身体不适应，又取了。
我：你的丈夫可以采取避孕措施啊。
G：啊 男的也可以上环？
我：可以使用避孕套。但是也要用质量好的，不然，劣质的那种对你身体也有伤害。
G：下次我去拉萨时，打电话联系你，你能不能帮我给超市的售货员说质量好的那种牌子。
我：有一种牌子叫杜蕾斯
G： སྟུ་ལ་གཟེད།/Stu la gzed/杜蕾斯（大笑不止）…
《气球》这个片子拍的是九十年代的事情，那么到了现在，藏区女性也都不太愿意生了。农村里一般都是两个孩子，多了就有经济压力。
影片是一个开放式结尾：已经有三个小孩的卓嘎跟着妹妹去了寺庙，她到底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甚至于她会不会出家，我们不知道她最后是如何决定的。
我很难替我的人物做出一个抉择，未来在她们自己手里，我没办法帮她们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后我让气球飘走了。
它从小孩的手中脱落，越飞越高，几乎要消失不见了。它本身就有一点象征含义，象征着生命或者希望，大家在不同的空间里，抬头看着这么一个即将消失的气球。你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能是一种怅然地，无奈地注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