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生占有兵,湖北襄樊人,
2000年来到广东东莞打工,
并开始用相机拍摄工友们的打工生活,
20年来,他拍下了150万张照片。
记录了流水线两侧的年轻女工,
逐渐被自动化机器替代的过程。
凭借这些照片,他从保安队长一路逆袭,
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获得新闻报道类优秀摄影师奖。
作品成为国内各大摄影节的宠儿,
还应邀在纽约办了个展《中国制造》。
11月,一条来到东莞市长安镇,
和他聊了聊如此长情和疯狂的创作,
也跟着他深入工厂内部,看到了真正的“打工人”,
“这些人支撑起了‘中国制造’四个字,
他们值得被看到。”
自述 占有兵
撰文 鲁雨涵 责编 石鸣
占有兵生于1974年,曾经当过兵的他,精力十分充沛。采访时间是上午十点,他早上六点就起了,先去工业区拍摄了两个小时,又去上了一小时班,然后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约定地点。
长安镇属于东莞市,位于东莞和深圳的交界处,是中国农民工最密集的地方。地图显示,长安镇到处都是科技园、产业园、工业区,与之配套的是员工宿舍和廉价的出租屋。
大量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因为深圳房租贵,选择住在长安,每天早晚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
占有兵的所有照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拍下来的,称得上是中国农民工的第一手资料。
2000年,占有兵来到长安,在一家大型电子厂里做行政主管,负责全厂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此之前,他曾经是深圳一家酒店的保安。2012年,已经在摄影圈小有名气的他,结束了17年的“打工”生涯,进入长安报社,成为一名摄影记者。
在20年的拍摄中,占有兵对打工人的记录几乎是无孔不入。他们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会拍下相应的照片。
一条在和他相处的两天时间里,亲眼看到他经过街边的一个乞丐时,直接举起手机怼到他脸上拍照。看到我们惊讶的样子,他解释说,他拍照就是为了记录每一个瞬间,哪怕对他人有所冒犯也在所不惜。
在如此细致的拍摄中间,他记录下了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里,几代打工人从青年到中年的成长过程,也记录下了中国工业区和制造业的变迁。
以下是他的自述:
空前密集的打工生活
我的摄影,和我的自身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做保安队长的时候,我经常要走到工厂的各个角落、各个岗位去巡查,这为我的摄影提供了很多便利。
电子厂的特点就是女工特别多,一个工厂里面可能95%的员工都是女的。我所在的电子厂的生产车间,跟富士康是非常接近的。生产线是无尘室,员工在进去之前要穿上无尘衣,戴上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洗手、消毒,再经过风浴室,才能够进入到无尘线上去工作。
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上班,中午有50分钟吃饭时间,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的集中休息时间,让她们上厕所、喝点水,其他的时间都不能够离开无尘室。
理论上是晚上7点下班,但是加班是常态。流水线工人普遍的工资只有每小时14块钱,如果不加班,一个月最多就赚3000多块钱。只有多加班,才能多拿工资。
2008年以前,内地大多数的来料加工厂,都来自于制衣、制鞋、玩具、塑胶、电子、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个时代也被称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时代。当时,员工超过3000人甚至上万的大型工厂在东莞随处可见。
进入工业区之后,一般可以看到一块告示栏,上面贴满了二三十个工厂的招工广告。车间里给员工存放私人物品的寄存柜、茶杯柜,集体食堂的饭碗柜,都是非常密集的。
到了宿舍区,一排一排的宿舍楼,出租屋的水表是密集的,钥匙串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阳台上的衣服晾得密密麻麻。
我就在想,在这么多密集的东西下面,人在哪里呢?
过去有一些台资厂,每天早上工作之前,会让员工做早操,所有人集中在一个巨大的空地下面;到了吃饭的时候,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入集体食堂;交接班的时候,上班的人和下班的人交错前行。
从上面俯拍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密密麻麻的人头。而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
所有的生产线都是一样的逻辑,细分产品的工序,每个员工只需要做其中的一道工序,就可以让效率最高,价值最大。这种分工会让人变得越来越机械,你可能在鞋厂里干了一辈子,但是不知道怎么做鞋,最后只能被困在生产线上。
离不开的工厂,回不去的农村
我们算是第一代打工人,20多岁来到东莞,在这里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只能住工厂宿舍。当时我们一个宿舍放了五个上下铺,一共10张床,每张床上住两个人。
宿舍还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要求你几点钟开灯,几点钟关灯,限制外人进入。
最麻烦的就是谈恋爱。工业区的特点就是除了上班,就是加班,其他时间也只能在工业区进行小范围的活动。你只有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地点,才能和对象见面:可能是在工业区的长椅上坐一会儿,也可能是在草地上躺一会儿,我的很多影像都是在这些空间下拍下来的。
当一个人最私密的生活,都只能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呈现的时候,就说明了生存的处境还是比较艰难的。
2013年2月2日,春节前的长途汽车站,准备返乡的农民工在人群中艰难地穿行
我见过一位农村妇女在工厂里坐地不起,大声哭叫“还我女儿”,旁边的保安只是冷漠地看着她。她的女儿19岁,在那家工厂打工,空闲时间去海边玩耍,结果失足掉进大海被淹死。
我们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结婚了就回老家,就不再打工了。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很多人回到老家两三个月之后,根本不习惯。打工虽然很苦,但是工业区里面什么都很方便,每个东西都有专门的人提供,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薪水收入。
回到农村,只有土地,没有收入,你就是想喝个可乐,可能村里的小卖部还没得卖。最后你又回到车间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出来的时候是年轻人,经过了20多年之后,我们的孩子也出来了,又进入到流水线,成为新时代的打工人。
过去我们是没有热水洗澡的,天天洗冷水澡,水压还不够。现在大部分工厂都会提供热水,还有空调、洗衣机、公共电视房甚至还有WiFi,条件大大改善。很多人的父母已经在这里买了房子,他可以去住父母的房子,或者在旁边租一个房子自己住,比我们自由多了。
2012年7月4日,电子厂夜景,所有宿舍已经装了空调
就像夜间的一盏灯,周围总有很多蛾子,不停地围着这唯一的光源飞来飞去一样,打工人就是这些蛾子,一代又一代地扑向这里。
被谩骂的“打工妹模特大赛”
我对工友的记录,从他们刚到广东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从火车站辗转到工业区,在工业区里找工作,录取之后接受考试和培训,直到进入生产线工作。下班了之后在食堂吃饭,在宿舍生活,周末的时候去购物、游玩,过年的时候再从广东这个地方,回到各自的家乡。
大家都认为打工者非常辛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打工人也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情感分配,也一直在经历发展和变化。
2010年11月7日,电子厂有员工近2万人,每年举行多种娱乐活动,女工模特比赛特别受欢迎
2010年开始,我陆续拍了一些工厂举办的打工妹模特大赛。在招工比较困难的时候,工厂会通过举办这种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人来应聘。参加的人都是流水线上的女工,比赛分为常服、礼服、泳装等不同环节,还有跳舞之类的才艺展示。
我把这些影像放到网上之后,短短两个多小时,点击率就超过了3000万。
这些照片里展示的场景,和人们对打工妹的刻板印象完全冲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一部分人对这些影像进行了攻击,说这是为厂长选小三,大量负面的留言不堪入目。
其实像这样的活动在工业区很常见,打工的年轻人也会去广场上跳舞,去KTV唱歌,染发、纹身、追求时髦。
我还拍过一张照片,是女工们利用业余时间,跟着老师在广场上读英语。她们不满足于在流水线上工作,自费学习英语,为未来转行做准备。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很多打工人的故事,都是像富士康工人跳楼这样的极端事件,记录打工人生活常态的影像却几乎没有。我拍这些照片,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鲜活的打工人形象,而不只是一个个坐在流水线上的机器。
我做了102个俯卧撑才当上保安队长
在我当兵的时候,老家的很多亲戚朋友就出去找工作,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他们当时写信告诉我,那里的电线杆上全部都是招工广告。
他们把打工生活描述得非常惬意,每天下班之后,买一罐健力宝一边喝一边走回宿舍,让我心驰神往。
2007年8月15日,电子厂招聘新员工进行招工考试,考试的内容是简单的语文、数学和英语
1995年,我退伍回到湖北,一个星期之后,就乘上了去广东的火车,在深圳待了五年,2000年到了东莞长安。
当时,长安还是一个村,到处是农田,工厂并不多,但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我找到第一份工作,就是因为我是武警退伍,体力比较好,在面试的时候做了102个俯卧撑,200多个应聘者都趴下了,只有我还能继续做,才被录取。
短短几年间,大片大片的工厂建立起来,农田、鱼塘被填平,盖上了厂房,组成了工业园。工业园面积越来越大,工人越来越多,产品也越来越丰富。
所有的老板都很怀念,当年在东莞这个地方下单,一天就可以集齐所有需要的零配件,这也是东莞可以永远保持活力的原因。
然而,代价就是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一走过工业区,就会闻到很刺鼻的味道,河水慢慢地变黑,遍地都是对着天空直排的烟囱。
在我拍照的20年间,东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只有珠三角这个地方相对发达,后来京津塘、江浙沪一带都有巨大的发展,人们向各个不同的地方流动,不再单独地涌到广东来了。
东莞最发达的时候,工厂招工对年龄要求很严格,几乎只招25岁以下的年轻女人,依然是僧多粥少。随着招工越来越困难,它们不得已放宽了要求,50岁也可以找到工作,男工也不是问题。
到了现在,工厂的规模进一步缩小,过去一个工厂租下来的工业园,现在可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厂在里面共同租用。再加上很多工厂已经改成了全自动的生产线,旧时流水线旁坐着一排一排女工的情景,已经很难再看到了。
我的照片比我走的路更远
从2000年开始,拍照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直至今日,我早上起床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相机到工业区里面拍摄,午休,下班之后,甚至节假日所有的时间也都投入在其中。
最开始拍照的时候,我拍的都是身边认识的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工友。后来随着我观察的群体的扩大,越来越多拍的是我不认识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我也经常遇到被人投诉的情况,一次一次地被抓到派出所,给人解释,按他们的要求删除照片…这么一路过来,我的内心也逐渐强大起来。
到了今天,我对面走过来任何人,只要他没有盯着我的相机看,我基本上都会给他拍一张照片,有时候还会用闪光灯。
照片拍摄回来之后,我会先标明拍摄日期,按时间顺序做整理。后面再按主题进行分类,把同一个主题的汇集在一起。
我拍这些照片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传播,很多照片到现在都放在我的硬盘里,好几年没有发表。我要做的是要记录下一个群体的一段历史。
中国社科院有一个劳动力的报告,2019年大概有2.7亿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工业区里工作。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这么多人,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历史,他们生成的一个文本,需要有人关注。
既然我曾经生活其中,参与其中,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些记录下来,让后人可以从我们的生存经验和生活痕迹中间,看到一些社会发展的脉络。
尤其是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只要有一瞬间没有被记录下来,很可能就会永远留下遗憾。比如2020年有疫情,如果今年我没有拍,那么疫情中间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和疫情前相比产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叙述文本就是不完整的。
我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收集打工者曾经在工业区生存的物证、痕迹;还在一些二手书的市场上,收集到了一些打工者当年写的书信,以及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拍的照片。所有东西加起来应该有上千斤,我正在对它们进行分类扫描,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综合性文献。
如果研究劳工,研究“中国制造”,研究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的话,都会关注这些影像和物件。
2016年的时候,我的照片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JCC学院的一个画廊展出,展览的名字就叫做《中国制造》。来看展的很多都是大学老师,尤其是理工学院的老师,对我的照片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比从事艺术教育的人还要多。
如果不拍照,我可能早就被生产线淘汰,回到湖北乡下种地了。但是现在,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办展,第一次拿奖,甚至是离开生产线过上更好的生活,都是因为摄影。
我之前总说,照片活的时间要比我活得长,照片走的路要比我走得远,目前来看它的确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