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认为：鲁迅一生，两次被当局通缉；第一次就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注: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原名启瑞，字芝泉，中国安徽合肥（今属肥西县）人，为民国时期政治家，皖系军阀首领。]政府对包括鲁迅在内的“大衍之数”的通缉。对于这次通缉，鲁迅自己说过，不少回忆录、鲁迅年谱、鲁迅传以及历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也都谈及曾有过这次通缉，几乎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对于这次通缉的历史真相，似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为了开脱责任，掩盖罪行，第二天即3月19日，就发布了《临时执政[注: 官名。民国十三年（1924）11月24日至十五年４月20日，段祺瑞任此职。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大总统曹锟退位之后，由各派军阀协商产生。]令》，即对五人的通缉令。它的全文如下：
临时执政令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注: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李煜瀛[注: 李煜瀛（1881年5月29日－1973年9月30日），字石曾，笔名真民，石僧，晚年自号扩武，河北高阳人。李鸿藻第三子。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易培基[注: 易培基（1880～1937）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北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注: 1.上级官员﹔上司。2.众官之长。多指级别较高的官吏。3.唐宋时多指县令。4.官吏的泛称。-zhangguan]，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此令。
国务总理
陆军总长 贾德耀 外交总长
内务总长 屈映光 财政总长 贺得霖
海军总长 司法总长 卢信
教育总长 农商总长
交通总长 龚心湛
中华民国[注: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原载《政府公报》命令，1926年3月20日第3570号）这份通缉令所具日期，是3月19日，而文内的“本日”显然是指3月18日，政府命令会出这样的差错，也多少反映了“政府”的慌乱，而当时的政府秘书长[注: 基本资料 秘书长：英文名secretary-general在一些政党或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如联合国中的联合国秘书长。]是章士钊。
在通缉令发表的当天（3月19日），就传说政府还要通缉五十人。鲁迅在3月26日写的《可惨与可笑》一文中说：19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从别一方面来看，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还指出：在3月19日当天，“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划，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这也就又有“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的“今日”，是指3月26日。这天的《京报》上有消息称：“这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多人，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注: 许寿裳（1883年——1948年），字季茀，号上遂，绍兴赵家坂人。传记作家、教育家。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在《可惨与可笑》中，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而他自己也在内。（《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了“五十”的代词。）
对于通缉令，岂明（周作人[注: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男，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4月5日写有《洋铁壶和通缉令》一文，认为：“政府通缉那五个人的用意一半在嫁祸”，“一半却在借此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又说：“通缉令的后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腾出校长教授，其大部分似乎是在腾出两个俄款委员的肥缺。”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之情”断裂已三年，已没有了任何联系，但对段祺瑞政府的五人通缉令的看法，竟然如此的一致。这说明鲁迅观点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鲁迅在知道“大衍之数”的通缉令后，决定进一步揭露反动派在通缉令背后的用心。他在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面问陈任中，而该陈任中矢口否认，甚至并无此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4月9日《京报》上发表《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其中有五十人（实际上是四十八人）名单。鲁迅信中只说：“但此外却一无所闻。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信末还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 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
鲁迅经过认真的准备，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发表于4月16日的《京报副刊》上（此文后编入《而已集》）。文章开头就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篡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鲁迅在四十八个姓名之后，开列其籍贯职务，从中“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即：“甲、改组两个机关：1.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2.清室善后委员会。乙、‘扫除’三个半学校：1.中俄大学；2.中法大学；3.女子师范大学；4.北京大学之一部分。丙、扑灭四种报章：1.京报；2.世界日报及晚报；3.国民新报；4.国民晚报。丁、‘逼死’两种副刊：1.京报副刊；2.国民新报副刊。戊、妨害三种期刊：1.猛进；2.语丝；3.莽原。除这些‘秘密’外，还可看到章士钊之流的‘党同伐异’和‘睚眦之怨必报’的‘额外的形态’：1.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2.陈源[注: 陈源，现代文学家，字通伯，笔名西滢，1896年5月10日生，无锡人。幼年就读于无锡三等公学堂，后随父到上海，入文明小学、南洋公学附小读书，1911年考入吴淞商船学校。]流言中的所谓‘某籍’，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3.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4.曾经发表反对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内。5.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所谓“某籍”，系指浙江籍。）
在四十八位名单中，鲁迅居第二十一位。鲁迅自我介绍为：“周树人（浙江）教育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鲁迅还是女师大学生运动支持者，不但属于“某籍”、“某系”，而且还是发表反对杨荫榆宣言的七人之一。对照上述的“秘密”和“额外的形态”，鲁迅被列入“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是“理所当然”的了。
鲁迅后来多次谈到他曾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事。在1930年写的《鲁迅自传》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逮捕我。”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鲁迅写道：“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鲁迅还在一些书信中提到这次“大衍之数”的通缉。
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惨案发生以后，便有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令，接着又有要通缉五十人——其实名单上只有四十八人——的传说，我和鲁迅均列名在内。”这也是把“大衍之数”的通缉，说成实有其事，但有“传说”两字，似又说得灵活些。许寿裳还写到：当张作霖[注: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辽宁海城人，自小出身贫苦农家。张作霖后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号称“东北王”。]进京时，怕他据“大衍之数”通缉令的名单捕人，许寿裳和鲁迅曾先后到日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注: 法国（La France），全称为法兰西共和国，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 、瑞士、意大利、摩纳哥、安道尔和西班牙接壤，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医院等处避难，但终于没有发生所担心的事。周作人也是“大衍之数”通缉名单中的一员。四月十五日以后，他仍住在八道湾，仍往北大、燕大、女师大上课，没有避居他处，也无事。
这段祺瑞政府的“大衍之数”的通缉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在读到发表于1926年4月9日《京报》上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以下简称《内幕种种》）一文后，对这通缉令不免产生了一些看法。现将这篇《内幕种种》的全文抄录于下：
“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
自惨案发生后，各报所载，当日情形，颇为详尽，但内幕中重要事实，尚有遗漏或传闻失真。兹就调查所得真确消息，逐条披露，藉供参考。
（一）民众请愿之动机。此节详情，知者甚多，兹述其要。自郭松龄因日人妨碍其军事行动[注: 概述 军事行动，指有组织地使用武装力量的活动。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往往配合军事计划，以代号指称不同的任务以便执行。]，致遭失败后，留日东省[注: 东省 拼音： dōn?? shěn?? 解释： 1.古代中央官署之一。南朝齐指集书省，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以散骑常侍为长官。]学生、群众为反日运动，推派代表谭季缄（案：谭为死难之一人）草归国，力图进行，迭在北大三院等处讨论办法，适八国通牒发表，谭等认为外患逼近，难再容忍，因极力联络各校学生及市民游行，并向政府为大规模之请愿，不意十七日请愿代表，竟为府卫刺伤，于是群情益愤，遂与李鸣钟接洽，请其援助。次日天安门大会，遂决定种种激烈议案，而惨杀之大祸，乃遂构成矣。
（二）请愿惨案前政府之预定计划。自京师教育界先后对于章士钊、马君武之长教，表示反对。教次陈任中因系章氏死党，并经马氏许以联任教次，故暗中献策执政府，略谓近年学风嚣张，均系少数共产分子鼓动，须一面藉故对学生加以惩创，一面设法使各共产分子不能在京立足，夫然后学风可望整顿，当局亦可安然行使职权，章、马复向段氏力主斯议，于是遂有指挥卫队兜杀民众之举。
（三）通缉案罗织之真相。章、马深恶教育界之迭次反对，早有大兴党狱之意，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原单计百余人，由陈交马，马自留原稿，转录一份送章。十八日事变后，经章找单挑出五十人，提付讨论。据某君曾在府中确曾亲见五十人名单，系一毛胎纸所写，姓名上尚有圈点符号，其意不明。某君特秘密抄出，仓卒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注: 吴敬恒-吴敬恒,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1950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兹将五十人名单，转录如下：
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陈友仁、陈启修、朱家骅[注: 朱家骅（1893年－1963年），字骝先、湘麐，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蒋梦麟[注: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中国 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陈垣、马叙伦[注: 马叙伦（1885年—1970年），中国学者、书法家。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邵振青、林玉堂、萧子升、李玄伯、徐炳昶、周树人、周作人、张凤举、陈大齐[注: 陈大齐（1886—1983），字百年，海盐人。心理学家。曾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代理校长。去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丁维汾、王法勤、刘清扬[注: 刘清扬(1894～1977),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女，回族。天津人。于1906—1910年参加了天津各界人士组织的国民捐款与救国运动，毅然捐出一个金戒指。]、潘廷干、高鲁、谭熙鸿、陈彬和、孙伏园、高一涵、李书华[注: 李书华，物理学家、教育家。早年在法国从事极化膜渗透性的实验研究，证实离子通过生物膜的渗透过程和有机体内细胞壁对湿润它的介质的分离过程有类似性。]、徐宝璜[注: 徐宝璜，字伯轩，江西九江人。著名新闻教育家。是最先在国内开设新闻学课程的大学教授，主张报纸应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应代表国民提出建议和要求。]、李林玉、成平[注: 成平[湖南人]，成平[作家]]、潘蕴巢、罗敦伟、邓飞黄[注: 简介 飞黄:亦名“乘黄”。传说为八骏中的神马，背有角、善飞驰，乃是马中之王。古文有云：“飞黄，乘黄也，出西方，状如狐，背上有角，寿千岁”。]、彭齐群、徐巽、高穰、梁鼎、张平江、姜绍谟、郭春涛、任人庆。
是日晚间开紧急会议，列席各员中除贾德耀、章士钊、陈任中外，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十六人，嗣又主张七人，最后仅留五人。屈映光尚云：易培基、李煜瀛、顾光熊，不宜目为共产党。陈任中谓易培基与徐谦至好，且助徐攫得中俄大学，李、顾把持法教俄教款，万不可听其逍遥，致碍政府整顿学风处理赔款之进行。贾氏谓事关学界，教次意见，自不必错。章士钊言此五人，情节实在相等，不易轩轾，于是通缉案遂决定矣。
（原载《京报》，1926年4月9日）
这篇《内幕种种》是否可信呢？笔者认为，大致是可信的：一、所述这次惨案的发生，先有3月17日的府卫刺伤请愿代表；章士钊（老教育总长、现政府秘书长）、马君武（现教育总长）、陈任中（现教育次长[注: 某些国家的政府各部部长的副职(副部长）,辅助部长处理部务。在中国台湾地区使用较普遍，另中国媒体在称呼日本部长的副职时，也用“次长”。]）主张“对学生加以惩创”，17日请愿事发生后，“章、马复向段氏力主斯议”，于是遂有惨案之发生；18日惨案发生后 ，遂有通缉名单之议。这进程基本上合乎历史事实。二、文中称章、马“早有大兴党狱之意”，早在凯觑中俄大学和“法教俄教款”。这和鲁迅、周作人的分析一致。三、这样的“内幕”抖露出来，如果真实的话，必然是段祺瑞政府内的工作人员，一查就可查出来的，难道真会有这样胆大的人？要知“三一八”惨案后，学生组织、工人组织、政治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声明、抗议、通电，要求惩办段祺瑞政府中主要人员。不久段祺瑞本人逃入东交民巷躲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正义感的政府人[注: 府人 拼音： 解释： 1.古代掌管府藏的官员。-furen]员才能站出来说明事情的真相。四、鲁迅在《大衍发微》中所录四十八人名单，和《内幕种种》完全一致，说明鲁迅的名单就是从它那里抄录的，鲁迅对它的真实性是信任的。
在《内幕种种》中，值得注意的，拟通缉的“原单计百余人”，“十八日事变后，经章找单挑出五十人，提付讨论”。在当天晚上的“紧急会议”上，“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十六人，嗣又主张七人，最后仅留五人”。这就是段祺瑞政府“五人通缉令”产生的经过。而“五十人”即“大衍之数”的名单，是章士钊从“百余人”中挑出来的。它在会上讨论时被否定了，并没有形成“通缉令”。鲁迅把这份名单，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对于揭露章士钊之流的“党同伐异”、“睚眦之怨必报”的卑鄙用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鲁迅把这份名单说成“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的“第二批通缉名单”，可能是没有细读《内幕种种》弄错的，也可能鲁迅把自己说成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一种策略和战术手段，这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鲁迅全集》注释本从未把“大衍之数”的“通缉令”的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告诉过读者。例如，2005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中，鲁迅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五十人案”的注释全文是：“指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缉鲁迅在内的五十人名单（参看[注: 解释 cān kàn1.同时并看其他材料，以资参考。2.注释用语。指示读者阅读其他有关材料。 其他-cankan]《而已集·大衍发微》）。4月9日，《京报》刊载《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制定黑名单的经过情形。并列出了四十八人的姓名。”从这条注释看，注释者是看到过《内幕种种》一文的。而把“五十人”说成是“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缉鲁迅在内的”名单，恰恰是不符合《内幕种种》所叙述的实际内容的。有些《鲁迅年谱》、《鲁迅评传》把这个“五十人通缉令”更加说得言之凿凿。例如，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著的《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中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在密令严拿李大钊等五人的同时，还列了一个五十人（一说四十八人）的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北京《京报》登载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证实了这一消息。”这短短几句话的谱文就有几个硬伤性的错误：1、“密令严拿李大钊等五人”。这说法不对。段祺瑞政府公开发布“五人通缉令”，并非“密令”。2、“列了五十人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的说法也不合史实。段祺瑞政府没有制定过“缉捕五十人”的“密令”。3、“五十人（一说四十八人）”的说法也不妥。这样说，好像五十人还是四十八人，尚待查。事实是：四十八人，被说成了约数“五十人”，又由“五十人”而被说成“大衍 之数”。4、说《内幕种种》“证实了”文中所说的两个“密令”的“消息”，是颠倒了是非，恰恰是《内幕种种》否定了两个“密令”的“消息”。长期以来，由于一般研究者和读者不容易看到《内幕种种》一文，因而“段祺瑞严拿鲁迅在内的五十人的通缉令”的不合史实的说法，至今流传了八十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