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重要战役打响了。
对于登陆诺曼底奥马哈海滩首轮冲锋的盟军士兵来说，生死是一次掷币游戏似的豪赌。
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闯入一寸寸丈量这片海滩的弹雨、血浆和断肢之中，体验着这场父辈的战争。
他和主演汤姆·汉克斯一样，对二战题材的构想在心中深植已久，二人一拍即合，创作出了这部影史最伟大的二战题材影片——
《拯救大兵瑞恩》
经典，永远经得起时间考验，二十多年过去，它依旧是我每年几乎都要重温一次的影片。
抱着向父亲那“伟大的一代”致敬的理想主义而来，但极端追求写实的创作方向，让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过程中逐渐接近了暴力和战争的真相。
一天在片场，他转过头对身旁的汤姆·汉克斯说：“拍这部片我很享受，对此我很惭愧。”
《拯救大兵瑞恩》的伟大正在于它不仅在用全新的方式观察战争，也用前所未有的角度无限接近从前少有被触及的、战争中人性的晦暗地带；
让我们意识到即便在看似善恶分明的战争立场下，身处局中的普通士兵仍然要经历超越身体痛苦之外的不可逆的伤害。
而正是因为这种无所逃避的直面勇气，让“集体拯救个人”的光辉主题不失落在空泛与教条之中，也成就了一次真正的对父辈的致敬。
也正因如此，《拯救大兵瑞恩》不仅在视听上启发了此后二十多年里世界范围内的大量战争片，也在延续着《十二怒汉》、《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杀死一只知更鸟》等片的精神，个体价值与理想主义的火焰，竟也能用一种令人战栗的死亡美学来点燃。
一
角色
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米勒上尉有两个最重要的设定：
一名职业是老师的美国公民（并且在影片前半部分，他在观众的脑海中可以是任何职业）；
一名身经数战的老兵。
前者让他的牺牲有了普世的分量，后者让他的恐惧有了扎根的土壤。
汤姆·汉克斯总能最恰当地糅合平民英雄的非凡与不凡，堪称詹姆斯·斯图尔特之后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的男演员；
而主角米勒则是D日登陆的士兵中仅有的10%的老兵之一，面对惨烈的奥马哈海滩说出“好一番景象”时，深邃的眼神不只是一面映出惨状的镜子。
如汉克斯在20年前接受罗杰·伊伯特采访时所说：“（作为少数的老兵之一）米勒已经在意大利见过惨烈的战况，他恐惧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他不会天真地觉得这是简单的。”
汉克斯对角色有着自己所勾画的清晰轮廓，米勒在部下产生分歧时讲述自己的工作，原来的剧本中台词较长，但汉克斯觉得米勒并不会说太多自己的事情，他向斯皮尔伯格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于是这段台词被缩减了。
普通公民面对责任与死亡的极限时所展现出的真实人性，是米勒作为老师最后的一堂言传身教。
汉克斯形容他在未知状态下所看到的奥马哈海滩：空气已经变成血染的粉色，枪炮声震耳欲聋，断肢残体坠落。
最动人心魄的是，在如此混乱的血战之中，米勒的责任感与勇气，似乎已经化为一种本能，伴随“别辜负”（Earn it）的弥留呓语，至死方休。
卡帕佐一角是斯皮尔伯格看过范·迪塞尔自导自演的独立电影《迷失者》（Strays）后为其量身打造的。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他，获得了10万美元片酬。
汤姆·塞兹摩尔在拍摄期间正在与药物滥用问题做斗争。斯皮尔伯格给他设置了严格的条款。塞兹摩尔在拍摄期间必须每天接受血检，一旦被测出复药，他将马上被解雇换角。塞兹摩尔同意并经受住了测试。
之所以选择马特·达蒙，是因为斯皮尔伯格希望找一个长着典型美国面孔的“不知名”演员，谁成想达蒙在影片上映前凭《心灵捕手》捧得小金人，一夜成名。
狙击手杰克逊是全片人气最高的角色之一，饰演狙击手的巴里·佩珀在现实中与角色一样是个左撇子。他在射击时让人印象深刻的喃喃自语，部分出自他现场的即兴发挥。
二
登陆
奥马哈海滩登陆，是影片最重要的段落，甚至影片的余下部分都可以视作这场重戏的延宕和余韵。
这24分钟，花费了整个剧组27天时间。
拍摄过程与影片中场景的时序完全一致，下船，涉水，登陆……40大桶道具血浆，超过一千名的临时演员——其中二三十人是截肢残障人士，被请来拍摄断肢的画面——
“我们一码一码地夺下了那片海滩。”斯皮尔伯格如此形容。
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下级指战员一样，用尽可能理智合理的方式，根据这片海滩上的即时情况进行着即兴创作。
斯皮尔伯格用一种开放的方式进行拍摄，让奥马哈海滩真的成为了一片充满未知数的战场。
他让所有的摄影师自主拍摄想拍的东西，如同纪录片摄影师与战地记者一般。
抢滩登陆，无论是摄影设备还是米勒上尉的M1A1冲锋枪，都需要塑料套加以保护。
斯皮尔伯格说道：“我尽可能地让观众身临其境，这样他们永远不会觉得安全，当你把距离缩小时，观众就能成为那些角色。”
他希望将观众置于这片杀戮现场，推动现实主义的手法到达极限，用一种真实到粗粝，折磨感官的方式让观众体会到惨烈得近乎荒谬的残酷战争，仿佛超高射速的“希特勒电锯”MG-42机枪，下一秒就会撕碎你的身体。
为了得到最佳反应，在演员们来到奥哈马海滩（拍摄地在爱尔兰卡拉克鲁海滩）前，即使对汤姆·汉克斯这样杰出的演员，斯皮尔伯格也没有对即将出现的状况多做描述。
汉克斯形容：“斯蒂文利用了我们的困惑、惊慌和恐惧。捕捉到我们的震惊和大脑的一片空白。”
这种“小花招”让汉克斯和他的同伴们的心理状态得以接近D日登陆前被告知奥马哈将轻松被攻取的士兵们——
“拍摄D日场景的第一天，我在登陆艇的后排，眼睁睁看着最开始的几排哥们被子弹撕碎。我当然知道这是特效，但我当时仍没有为如此真实的质感做好心理准备。”
为表现爆炸后的震颤、坦克驶过的状态以及战场的混乱，摄影组将电钻连接到摇臂上，在适当的时候打开以获得抖动效果。
手持拍摄时则使用特制设备Image Shaker以利于操作。配合影片同样具有突破意义的音效——此起彼伏的划破空气的子弹声、耳鸣与惨叫，我们就像那个被炸掉胳膊后满地寻找的士兵一样，陷入混乱、绝望和对方向的彻底迷失之中。
三
最温暖的一幕
《拯救大兵瑞恩》堪称斯皮尔伯格笔触最为残酷的作品之一，但仍留下一缕多愁善感，法国小女孩回到父亲身边时埋怨的巴掌，看似闲笔，竟成为片中最温暖的一幕。
小分队对这个家庭的态度代表着一种战场上的道德困境，友邦百姓注定只能是美式理想主义的感伤陪衬。
所幸小女孩并没有身着《辛德勒的名单》中那身注定让人心碎的红衣，最终也并未在片中蒙难。
四
必死一战
如果说有哪个战争片场景能和《拯救大兵瑞恩》的第一幕一较高下，那应该就是《拯救大兵瑞恩》的第三幕。
奥马哈海滩的掷硬币游戏，在虚构的法国小镇拉梅莱变为必死之战。
而更残酷的是，在登陆时面目模糊的几个重要配角，都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与画面前的我们产生了情感的联系。
这让最后一战中的每一幕死亡都有了与那24分钟不同却无分高低的价值，奥马哈暴露战争的血腥与荒谬，拉梅莱则抓住眼前仅存的情感纽带，然后毫不留情地一把扯断；
这是斯皮尔伯格靠近美国“伟大的一代”的极端方式，只有如此才能明白他们为下一代人所付出的代价。
美术指导汤姆·桑德斯复杂且精致的布景给了影片多样的调度选择，利用墙壁、楼上楼下、街道的地形特征，以及精准的位置安排，影片得以在角色因战斗需要反复移位，视角反复变化，摄影极度追求临场感的情况下也不显慌乱，长时间的战斗场面观来也并无疲劳感。
汤姆·桑德斯为这场桥头血战设计了极为精细的布景。
他首先在充分考虑机位、调度与灯光等需求后，制作出这个法国小镇的立体模型，然后再将其在英国哈特菲尔德一个废弃的航空工厂按真实比例彻底还原。拍摄过程中他还要根据摄影和灯光需要随时进行翻修或粉刷等工作。
激烈的巷战给了众多二战的著名武器装备以亮相的空间，不必多说的虎式坦克（片中道具由苏联产T-34坦克改装）、给围剿坦克驾驶员的伞兵以重创的20mm Flak 38防空炮、勉强可用于反坦克的M1A1巴祖卡火箭筒以及被拿来当手榴弹用的M2迫击炮弹……轮番上场且都有据可依。
大战来临前，法国香颂歌唱家伊迪丝·皮雅芙的《你无所不在》飘荡在残垣断壁之上。这一宛若梦幻的场景，竟然是编剧罗伯特·罗达特根据老兵向他讲述的亲身经历所改编。而其后的守桥之战，反而完全虚构。
“有时我幻想卧在你怀中，你在我耳边低语呢喃。”悼念爱人的柔肠寸断，在离家太远已无从自证战争意义的当口，成为一根维系于他们与奢侈的升平世界间脆弱的风筝线。
五
一直颤抖的右手
从诺曼底前线返回英国韦茅斯港的罗伯特·卡帕，露出标志性的、带着一丝嘲弄的笑容——“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这是卡帕最著名的经典语录。
在影片中，刚刚经历内心烈战的厄本，在末日一般的桥头战场有如游魂，而他，也是全片最具有争议的人物。
下面这张极具动感和压迫力的剧照，是否为剧组有意设计拍摄不得而知，但无论答案为何，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对影片的影响都显露无疑。
厄本靠本能寻找掩体的姿态，酷似卡帕的名作《战士之死》（该作品捕捉到西班牙内战中，一名共和军士兵中弹倒地的瞬间）。
罗伯特·卡帕是唯一一位跟随首波冲锋的战士在D日踏上欧洲大地的记录者。
他在弹雨和浮尸之间拍摄了106张底片，遗憾的是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大半被毁。
斯皮尔伯格曾表示：“那些无法复活的照片，是D日的最重要记录。”当天的底片只剩下11张留存，而这仅存的11张照片，就成为D日的珍贵影像记录，同时也是斯皮尔伯格拍摄《拯救大兵瑞恩》的灵感源泉。
影片极尽写实的摄影风格，带有随机性的拍摄方式，都继承了卡帕深入各个战地寻找真实震撼的精神。如果你清楚卡帕回忆录《稍微失焦》名字的来历，或许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米勒上尉的右手一直在颤抖。
然而卡帕还如此描述过D日的经历：“炮弹在我身边炸响，水面已经挤满尸体，我反复不断地用西班牙语重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卡帕彻底拥抱身处战地的自我，这种体验与审视，同那11张震颤人心的照片一样，珍贵且不可复现。
六
我和我的兄弟们
汤姆·汉克斯和他的兄弟们，在影片的筹备阶段曾接受影片的技术顾问、原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代尔·戴（图中前排左五）为期一周多的训练。
汉克斯此前曾为《阿甘正传》中的越战戏份接受过代尔·戴的训练，深知这位有着硬朗的面部线条的“魔鬼教头”态度严格，手段了得。
其他演员们还天真地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林中野营，结果刚到第三天，他们就不堪其苦。
再加上天气潮湿寒冷，有人开始生病，汉克斯形容：“他们难以理解被这个灰白头发的家伙吼来吼去，对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有什么帮助。”
戴在冷雨之中向全员训话，这位在众多好莱坞战争片中担任顾问的前陆战队员告诉他们：“不是穿上制服在海滩上溜溜弯儿，你们就能演好军人的。你们在表现活生生的、真格的大兵，让他们蒙羞可不行。”
承受戴的痛骂，互相只能用角色名称呼，经受了严格军事训练的主演们，至少可以稍许接近当年在欧洲作战的父辈们的经验。
汉克斯和斯皮尔伯格都是听着父辈们讲着二战的经历长大的，尤其是斯皮尔伯格，父亲和他的老战友们每次在家中聚会，都会讲述他们二战期间在印度和缅甸的经历。
“二战让我们这一代（婴儿潮）得以存续。二战让我们的未来成为可能。婴儿潮的这一代人，亏欠父辈们太多。”斯皮尔伯格感谢父辈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牺牲。
这部残酷、血腥、让理想主义的光芒在最黑暗处点亮的影片，却承载着斯皮尔伯格将床边故事搬上银幕的温柔夙愿。
他曾无数次强调这是一部“献给父亲的电影”，经常在作品中表达“父爱缺位”元素的斯皮尔伯格，终于用一部尽力走近父辈伤痛的电影，化解了与父亲的误会与隔阂。
在那之前，父亲只是默默地消化这一切；而在那之后，父亲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温暖，斯皮尔伯格也终于释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亲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