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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年的时间里，布里蒙达一直在寻找巴尔塔萨尔。她领教了尘土飞扬和泥泞不堪的道路、松软的沙滩和尖利的石头，多少次刺骨的霜冻和两场大雪，她活下来了只是因为还不想死。她晒得黝黑，像尚未烧成灰烬便从火里抽出来的树枝，皮肤像裂开的水果一样到处是口子；在庄稼地里她是吓唬鸟儿的稻草人，镇子上的居民以为她是幽灵，在小地方或者边远村庄则引起一片惊恐。每到一地，她就问那里的人们是不是看见过这样长相的男人，他缺了左手，像王宫卫队的士兵那样高，满脸花白胡子，即使把胡子刮了，人们也不会忘记那张脸，至少我没有忘记，他可能从人们常走的大道上或者田间小径上来，也可能从空中掉下来，即从一只用铁板和藤条作的大鸟上掉上来。那大鸟有一张黑色的帆、一些黄琥珀球，还有两个隐藏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奥妙的棕黄色金属球，即便这一些只剩下了点残骸，不论是人的还是大鸟的残骸，请你们带我去，我不用看，只要用手在上面一摸就能认出来。人们都以为她是个疯子，但是又发现她其他言语和行动都非常清醒，于是又怀疑一开始的疑心是否不够理智了。最后，各个地方都认识她了，不少地方的人还在她的名字前面冠以女飞行家的称号，因为她经常讲那个奇怪的故事。她坐在各家门口，和当地女人们谈天，听她们埋怨，听她们哀叹，她们说起高兴事的时候比较少，因为这种事确实不多，感到高兴时也要埋在心里，也许因为对于是否感到了埋在心里的欢乐并不是总有把握，以免说出去竹篮打水一场空。无论她在哪里经过，都引起一阵躁动不安，男人们简直认不出他们的妻子了，因为她们忽然都用异样的目光望着丈夫，为他们没有失踪而惋惜，否则就可以到处寻找了。但是，这些男人们也询问，她走了吗，口气中透着心里难以言状的悲伤；如果女人回答说，她还在那里呢，男人们便又走出去，指望能在那片灌木丛中或者高处的庄稼地里看到她，或者发现她在河里洗脚、在甘蔗田后边脱衣服，不论她在做什么吧，只能饱一饱眼福，因为她手里拿着一只铁制的假手，万幸的是再也没有人死在那只假手之下。如果教堂里有人，她绝对不肯进去，只是坐在地上或者靠在廊柱上休息一下，我已经进去过了，现在我要走了，这不是我的家。听说过她的事的神父们捎口信让她去忏悔，他们想知道东跑西颠的女人隐藏着什么奥秘，想知道那张深不可测的脸和那双木然的眼睛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她很少眨眼，有的时候在某种光线下那双眼睛像一片湖水，上面云彩徘徊，不是空中一般的云彩，它们深深地潜入湖水之中。她让人告诉神父们，她早已许下愿，只有在感到自己有罪孽的时候才忏悔；没有比这样的回答更让人恼火的了，因为我们都有罪；但是，她和其他女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往往使她们沉思默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究竟有什么过错呢，你有什么过错，我有什么过错呢，实际上雄羔羊们把世界上的罪孽都包揽了；人们了解了这一点的那一天一切都必定重新开始。但是，她一路上遇到的事情并不都是这样，有时候被人讥笑，有人朝她扔石块；在一个村子里受到了这种粗暴对待以后她创造了一个奇迹，村里人险些把她当成神；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带遇上大旱，泉水干涸，井水用光了；她被赶走以后在村子附近转了一圈，用吃早饭前的目光观察；第二天晚上，等村民们都睡觉了，她又进了村，站在广场中间大声喊道，在什么地方多深处有一个纯水层，我看见了；于是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水眼”，这时候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双眼睛在许多别的地方也找到了水层；鉴于她曾说过是从马芙拉来的，人们纷纷向她打听是否在那里认识一个叫什么名字、长相如何的男人，那是我的丈夫，那是我的父亲，那是我的兄弟，那是我的儿子，那是我的未婚夫，根据国王的命令，人家把他强行送到修道院干活，以后就再也没能见过他，他再也没有回来，莫非死在那里了，也许是迷了路，谁知道呢，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从此这个家无依无靠，土地荒芜了；要不他就是被魔鬼带走了，不过现在我有了另一个男人，只要女人肯把茅屋门打开，总会有男人进来，我说的这话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她也曾到过马芙拉，从伊内斯·安托尼亚嘴里知道阿尔瓦罗·迪约戈已经死了；关于巴尔塔萨尔，仍然杏无音信，不知道是死是活。
布里蒙达寻找了9年。开始的时候她数着季节，后来对季节的感觉不清楚了。最初她计算每天走多少莱瓜，4，5，有时候6莱瓜，但后来数字记乱了，不久以后，空间和时间都失去了意义，衡量一切的尺度变成了上午、下午、下雨、烈日、下雹子、雾天、好走的路，难走的路，上坡、下坡、平原、山地、海滩、河岸、数以千计的脸、无数张脸，比当年的马芙拉聚集的人多许多倍；见了女人她就询问，见了男人就看能不能在他们身上找到答案，她既不看很年轻的也不着很老的，只看45岁左右的人，他离开我们升上天空时正是这个岁数，要想知道现在的年龄，只要每年加上一岁、每月加上一道皱纹、每天加上一根白发就行了。有多少次，布里蒙达曾想象过，她坐在一个镇子的广场上行乞，一个男人走过来，既不给钱也不给面包，而是拿出一个铁钩给她盾，她把手伸进旅行背袋，掏出一个出自同一铸造炉的假手，这是她坚韧木拔的见证，是她的防身武器，布里蒙达，我总算找到你了；巴尔塔萨尔，我总算找到你了；这么些年你都在哪儿过的，都遇到了些什么艰难困苦呀；你先告诉我你的情况吧，是失踪了呀；好，我说：两个人说起来，一直说到时间的尽头。
布里蒙达走了几千莱瓜的路，几乎一直光着脚，脚板，厚了，像生了一层软木。整个葡萄牙都曾在她的脚下，有几次还穿过了西班牙边界，因为在地上看不到有一条线隔开这边和那边，只是听到人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时才转身往后走。在两年的时间里，她从海滩和大洋的陡壁走到了边界线上，后来又开始从别的道路到其他地方寻找，一边走一边打听，结果发现她出生的这个国家太小了，我曾到这里来过，我曾在这里路过；并且还遇到熟识的脸庞，啊，你不记得我了吗，人们都叫我女飞行家；啊，记得，怎么样，找到你要找的男人了吗；没有找到；哎，可怜的女人；我路过这里以后他没有过来这里吗；没有，没有来过，我在这一带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起过他；好吧，我走了，再见；一路平安；只要能找到他。
找到了。她曾6次经过里斯本，这是第七次，这次是从南方来，从佩贡埃斯一带来的。过河的时候已经几乎是夜里，乘的是顺海潮的最后一条小船。旅行背袋里有点吃的，但是，每当她把食物送到嘴边，似乎有另一只手按住了她的手，一个声音对她说，不要吃，时候就要到了。她看到在黑洞洞的河水下很深的地方有鱼儿游过，水晶般的和银色的鱼群，长长的脊背有的平滑，有的长着鳞。房舍里的灯光穿过墙透出来，像雾中的灯塔一样散射。她走进铁匠新街，往右拐到奥利维拉圣母教堂，然后朝罗西奥走去，这是她28年前走过的那条路线。周围是人的幽灵，是人的雾霭。在城市的千种臭气中，夜晚的微风又吹来烧焦了肉的气味。圣多明戈斯广场聚集着一大群人，火把闪闪，黑烟滚滚，篝火熊熊。她穿过人群，到了最前边一排，那些都是什么人呀，她问一个怀里抱着小孩子的女人；我只知道3个，那边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是父女俩，是因为犯了信犹太教罪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最边上那个，是演木偶喜剧的，叫安东尼奥·若泽·达·席尔瓦，其他的我都没有听说过。
被处死的一共是11个人。已经烧了很久，难以分辨出他们的面目。在那一端正在烧着一个男人，他没有左手。也许由于烟垢产生了奇异的化妆效果，胡子是黑的，所以显得年轻。他身体中有一团密云。这时布里蒙达说了声，过来。“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尔的意志脱离了肉体，但没有升上星空，因为它属于大地，属于布里蒙达。
译 后 记
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小说《修道院纪事》要再版，我作为该书的译者，在这里和读者朋友们谈谈这本书出版前后的一些情况。
1998年4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5月1日，若泽·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电传给我一封贺信：
“亲爱的范维信教授：得悉你获奖，特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由于您翻译的《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带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一生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
同年10月，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我的一位朋友在最早的时间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当时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信中说：“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
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电传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当时我还以为，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挤不过去，只得通过邮局把信寄走。
其实，若泽·萨拉马尤并不在家，他作为葡萄牙文学界的代表去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了。那天下午1点，他来到法兰克福机场候机室，准备返回兰萨罗特。他知道，就在此时此刻，瑞典皇家学院秘书长斯图雷·艾伦可能正走出办公室，来到贵宾厅，向云集在那里的记者们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九十年来，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们焦急等待的时刻。但这一次若泽·萨拉马戈却十分平静，因为近4年来许多人都认为他可能获此殊荣，但一次次没有成为现实，每逢别人对他谈起诺贝尔文学奖，他总是说“我只不过是一种可能”。
就在他等飞机的时候，电台和电视台都中断正常节目，宣布：若泽·萨拉马戈成为葡萄牙语作家中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向后转，返回图书博览会。
贺信发出以后，我坐在书房的写字台前，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涌现。
1987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应当说，当时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只译过若泽·罗德里格斯·米格依斯一个短篇。我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品，例如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在我去里斯本之前亚马多夫妇应我国文化部邀请来华访问。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亚马多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文学及作家，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他说：“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吧？”
我当然高兴。
果然，老作家第二天就把“介绍信”给了我，上面列出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及其住址、电话，并特别在其中的阿尔瓦洛·萨莱马名字后面注明：“此人中午12点起床，请勿在此之前打电话。”亚马多在“介绍信”最后写道：“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
名单中就有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修道院纪事》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
到了里斯本，先是请教文学评论家，了解葡萄牙文学概况。他们当中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阿尔瓦洛·萨莱马。当时他已70高龄，身体不好，走路颤颤巍巍，但我两次向他请教，他都像给学生上课一样，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记得最后一次结束时，他对我说：“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
这两位作家都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可惜，米格尔·托尔加去年以90高龄去世。
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我在若泽·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们那样热情奔放。谈到他的文学创作，他问我已经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动手，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糟蹋”了。为了让我以后翻译起来方便，他又送了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把《修道院纪事》看了两遍，由于上边说到的顾虑还是没有动手。1994年，澳门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葡萄牙作家丛书》中第一本、埃萨·德·盖罗斯的小说《巴济里奥表兄》问世，在澳门卢廉若花园举行首发式。我作为该书的译者在首发式上讲话之后，中文和葡文传媒的记者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一个葡文记者问：“请问范维信教授，你准备翻译的下一本书是什么？”我不假思考，脱口而出：“若泽·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
我发现听众席上一阵骚动，我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议论纷纷，知道《修道院纪事》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说出口，就要尽其所能，把汉字变成原汁原味的《修道院纪事》奉献给读者，决不‘糟蹋’了这本我喜爱的好书！”
译书难，同行们都深有体会，在翻译《修道院纪事》的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头上又增添了几许白发。1997年，若泽·萨拉马戈专程来北京参加该书的首发式，问我翻译的感受，我说，有时候遇到难译之处，我像笼子里的老虎一样独自在书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你这个作家给译者制造了这么多难解之谜，让译者绞尽脑汁。听到这里，他几乎笑出声，说“两种文化和文字差别太大了”。
确实，翻译《修道院纪事》的过程中最大困难就在于文化和文字上的差异。首先，我对宗教一知半解，有时为了一个神的名称查很多资料仍然一无所获，只得请教外国朋友，再求教中国专家。如果作者用一个宗教典故“幽默”一下，那么要先弄懂典故，然后再设法用中文确切地表达出来，既在不加“注释”（我认为，加注释是很令读者生厌的）的情况下让中国读者看明白，又不失去原文的幽默感。另外就是他的风格。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鲁也说：“了解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一个自然段有时长达几页，在叙述中的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但是，这位评论家又说，“一旦克服了这些障碍，适应了作者的风格，读过之后会顿觉豁然开朗，得到极大报偿。”对于这最后一点，我作为译者也深有同感。
我常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个残酷的职业，永远不得停歇。但是，当你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你认为满意的译作呈献给读者的时候，那种“得到极大报偿”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
若泽·萨拉马戈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朋友当面或打电话询问我对这位作家的印象。我觉得，他一直在以丰富的想象力、独特的风格和深沉得近乎冷酷的目光观察、分析和表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
但愿老作家有更多的作品问世，但愿他更多的作品能有中文译本，早与中国读者见面。
范维信
1998年11月于北京永乐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