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这一年多来，爱国情绪爆棚，涉及方方面面。笔墨争执中，相关“历史”、“文化”的话题，也跟着热到烫手。一时间，什么话都写得出、骂得出。

不久前，看到朋友圈里一篇讲到三星堆的文章，发布的朋友，评论中说起三星堆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还提到“爷爷”、“孙子”等词汇，似乎的意思，是要说即便外国有什么看上去跟我们的很像甚或更怎么怎么的古代成就，也还是“孙子”，奉劝“某些人”（这仨字儿近一年多来时常见，频度超过以往多少年的总和）别搞反了谁是“爷爷”谁是“孙子”……

尽管，那段十分不短的评述，真的是没咋看明白，读了贴出的文章，更没发现文章内容跟那“爷爷”、“孙子”的评论有啥直接关系，可却激起了聊聊三星堆的念头。

（一）三星堆遗迹遗存显现巫鬼文化特征

想来，会是有一些人对三星堆文化是否与我们“似乎”熟知（“似乎”而已）的华夏文明同源存疑，因为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在美学风格上的确比较“相异”。但因为“相异”的存疑，就说是“异类”，再进而引申到“异族”、“异域”，谨慎点儿说，还是有欠考虑。

所谓美学上的相异，可能更集中体现在人物造像的风格上。如是，简单概括，“异”处大致是在两个方面：一是线条显得直硬，二是面目比较狰狞。

当然，还有个重要特征，似乎跟传统的、人们更习惯的“华夏文明”产物缺乏可比性，就是人物造像的眼睛——三星堆出土的人物造像，眼睛是夸张地、非自然地吐出的，说是从眼窝长出两根短犄角，也不为过。

据说，这种夸张的、非自然的凸出的眼睛，跟西方某些早期类似物件，存在相似性。或许，这也是“外国”说的一缕旁证。

人物造像线条直硬、面目狰狞，理性推想地讲，或许并不是三星堆文化及其所可能的“源头”或“衍生”所特有，而更可能是巫鬼文化的普遍、较普遍特征。

巫鬼文化，是托生于巫鬼崇拜的文化。巫鬼崇拜，则是最古老的大自然崇拜和原始图腾崇拜的“后继”。

按照迄今为止的生命科学和哲学基本认识，可以认为，人类是唯一“有”并且“需要”意识属性的“崇拜”的物种。

作为大自然的产物，人类，理论上，不可能获知大自然的一切，更不可能真正本质地改变大自然，哪怕是“最高物种”，哪怕可以终究创造出真正高明（而不是现在这样子）的科学与技术，也还是逃脱不了对大自然的“依附”。

但因为生存及更妥当生存的需要，人类需要认知大自然，需要解决“未知”。这个动作，自从人类成其为人类亦即产生近乎纯粹归于“主观”的意识活动的那天起，就开始了，至今。

早期人类，因为相对更无知，对大自然怀有祈望、感恩、畏惧、憎恶等等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感，同时很厚道地认定，自己（人类本身）对大自然的“依附”，因而产生了“崇拜”的精神需求。

随着文明的发展，崇拜，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类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也随之改变或者说“进化”。其中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巫鬼崇拜。

巫鬼崇拜的典型特征，在今天的语境中，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神秘、无常、晦涩、严厉。其最主要的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祭祀，和，占卜。

那可不是今天仍可见到的很带有“表演”性质的“祭祀”，也不是今天被很多人看作“儿戏”的算卦式的占卜。究竟是怎样的，不敢妄言。只说一例——甲骨文。

甲骨文，确切说，是镌记着我们今天叫“甲骨文”的那些出土的龟甲兽骨，是我国商代（亦称“殷商”）中后期留下的。那时候，正是华夏大地“巫鬼崇拜”和巫鬼文化最盛行的时代，那些龟甲兽骨，就是用于占卜的材料；上面镌记的文字，就是“卜辞”、“卜解”。

被考古证明几乎是同期的“司母戊方鼎”，也是巫鬼文化的产物，应该是用于祭祀。那座庞然大物的图片，随便都能搜得到。只看一眼，就能感受到“直硬”的线条。跟时代较后的周朝乃至更后的秦汉时期相类器物相比，“直硬”之外，也或许能从造型和纹饰上，读出“狰狞”的味道。总之，是很不同。但或许，稍作对比，却可能比较直观地发现，那劳什子的模样，倒是跟三星堆所呈现的某种风格，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

可惜的是，司母戊方鼎和甲骨文的商代，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呈现给今人完整、丰富的人物造像。有朝一日，若能见到，笔者妄揣，大致也会发现，其与后来华夏文明的相类产物，有着挺明显的“相异”，而竟与三星堆出土的那些，有着“亲戚”般的相似。

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至少也是相当接近的精神特征，就是——巫鬼文化。

（二）巫鬼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关键阶段和必由之路

简单讲，巫鬼崇拜及其派生的巫鬼文化，是人类饱受大自然“教训”后的“阶段的理性认知结果”。从全球角度论，那近乎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在意识寄托领域的必由之路。

最早也是最原始的崇拜，是“大自然崇拜”——雷电引起了火，洪水吞没了一切，毒虫猛兽防不胜防，疾病繁育九死一生……早期人类，面对所有这些，都不仅几乎束手无策，更差不多完全不明根由。能力和认识所限，他们把一切未知，都认作是大自然的意志。于是就通过可以达成的各类活动，由物质到精神地，向大自然求问、祈望。那个“大自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可能是对他们影响最深刻的某种具象。

比如我们先民的“花崇拜”。花，象征繁育；繁育，带来更多人口；更多人口，意味着生产力强、族群（部落）兴盛……

基本就是这么个逻辑。

在数不胜数的各种“具象化”的大自然崇拜中，我们民族先祖的花崇拜，属于比较平和也比较先进的。为什么这么说，话就长了，或许另文详述。

相类似的，还有山崇拜，就是崇拜高山或高耸凸起的自然景观。

相比稍稍更原始些的，也有河流或泉的崇拜、树木崇拜、动物崇拜，等等。其中有些，今天还能在某些偏僻地方的“欠发达”族群中，可以感触到。我国西南边陲一些地方，至今也还口口相传着诸如“神树”、“神鱼”的传说。

这类崇拜，相比更趋于“概念化”的花崇拜和相对“稳固”的山崇拜（比如匈奴人奉为神圣的“狼居胥山”，便是当地或发源于那个地方的部族的固定的自然崇拜对象），其崇拜对象，更为具体，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崇拜的河流变化了（改道、干涸）、泉眼枯竭了、树木亡朽了、动物死掉甚至绝种了……又或者，崇拜者举族迁徙到了别的地方，远离了原本的、确定的崇拜对象，而又不舍或说“不敢”改弦更张，就会把“消失”了的（甭管怎么消失的）崇拜对象，通过图像、符号之类的“改进”，加以“象征化”。于是，就有了托生于“个别具象”的大自然崇拜的“原始图腾崇拜”。

这种改变，更多见于相对弱小、定居能力较差的族群。而相比起来具有较高生产力、人口基数较大、人口结构（性别比例、年龄层次）合理、定居能力强的部族，则更趋于把具象的崇拜对象“抽象化”。

然而，抽象化也好，象征化也罢，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属于比较强盛族群的人们，渐渐发现，大自然是那么的无常，那么的暴虐，姆们诚心诚意待它，它却总是给的福祉少、降下灾难多！

这时，人类固有的“劣性”，就暴露了——不去意识以至“反省”是否向大自然索取过度，而是更趋向于认定，在大象无形的大自然中，隐含着“反人类”的凶残与暴戾，而这样的“负面”且强大的力量，是由看不见但却是存在着的“巫鬼”所掌控。于是，质朴的、真诚的大自然崇拜，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演变成逢迎（也可以说“屈从”）、贡献（也可以说“贿赂”）莫名其妙的“巫鬼”的“奴性”的崇拜，即巫鬼崇拜——不自省的下场，便是奴性！

历史地看，巫鬼崇拜及其文化的产生、兴盛，暗含地标志着——人类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与“自然”不能保持“天然”的“和谐”的程度！这个和谐的打破，可以认为是今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的开端！

还是历史地看，打破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也好，彰显神秘、无常、晦涩、严厉的特征也罢，在距今大约四千年到两千年的上古阶段，几乎遍及当时所有世界上主流文明的巫鬼崇拜、巫鬼文化，是人类对于自然由“完全的被动”向“争取主动”转变的里程碑、分水岭！

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巫鬼崇拜、巫鬼文化，不管今天看去，是多么的蒙昧、冥顽、黑暗，在当时，都是意识形态相较之前的“跃进”，都是人类自主的文明得以发展的关键！

（三）三星堆与“中国”或“外国”

回到“三星堆”——具有典型巫鬼文化特征的上古文明遗迹。

有资料讲，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最早是在“华夏”，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带有“被迫”色彩地迁徙到了今人发掘出他们的地方。其时，恰逢抽象化的大自然崇拜向巫鬼崇拜的转变期或者“中原”巫鬼文化的盛行期。

中原的巫鬼文化，兴于商代，盛于“殷商”也就是商代中期及以后，随着商朝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终结，巫鬼崇拜及其文化，被取代商朝成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当作“亡国殇民”的“有害物”，大力、迅疾地加以摒弃、肃清；具有较完善人文基础的周王朝，只用数十年，便将其所秉持的“人主”的“德文化”（道德文化），贯诸影响力所能及的广大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河南、山东全境，山西、河北、安徽大部，江苏、湖北、甘肃、宁夏部分地域），完全取代了巫鬼文化。是以，在这个广大区域亦即今天的我们通常认为更具“华夏文明底蕴”的地方，极难见到有巫鬼文化的留痕。

而更早就迁徙到“蜀道难”地方的三星堆文化，却没受到巨变式的影响，留下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感受到的巫鬼文化遗存。

关于三星堆，上面说的，是“从哪儿来”。还有个问题，就是“到哪儿去”——三星堆展示给今人的文明，后来怎样了？

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

其一，再迁徙。

其二，湮灭。

其三，回归。

所谓“再迁徙”，是说在今天发掘到他们的那个地方，他们存留、发展了一定时期，后因自然条件、族群发展空间等多方面原因，又向更远的地方迁徙去了。这一说，如果成立，那么可以想象的迁徙方向，倒真有可能“出国”了。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依据两三千年前各方面条件所能揣测的“出国”方向，无非东南亚（中南半岛）或南亚（印度半岛），再要往“西方”，从四川出发，不“回归”中原，是去不成的！而在今天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却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相似的考古发现或现实痕迹。

对比河姆渡文化，独木舟、勾栏式建筑这些，就是其向南至东南亚迁徙的证据性留痕。

相比“再迁徙”，“湮灭”之说，或许可能性还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