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发起了第二次战役。
此次战役紧接着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先示敌以弱,将敌人引诱到自己预设的战场后,突然发起反击。
战前,麦克阿瑟号称让士兵们回家过圣诞节。随着战局的进展,他的态度不断改变,从11月8日还拍电报坚决反对任何后撤,到11月28日,已经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战局危急,并拒绝了参联会要求美第10军和第八集团军回撤组织蜂腰防线的要求,把沃克和阿尔蒙德叫回东京开会决定大规模撤退。
显然,麦克阿瑟认怂了。
第二次战役的胜利要超过第一次许多。
在第一次战役里,志愿军歼敌1.5万余人,其中以南韩军居多,美军所占比例不高,这也给了麦克阿瑟继续进攻的本钱。
因为没能达成“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和美军几个师”的战略构想,彭德怀对第一次战役战果并不满意,甚至为了第38军没能按时完成穿插而狠批了军长梁兴初。
第二次战役后,彭总就非常满意了。他看着战报不住点头:打得好。
军事上,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共计歼敌3.6万余人,除了南韩军第7、第8师,更大的战果是歼灭了美7师一个加强团,并给了美2师、陆1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美第25师、骑兵第1师,美军伤亡达到2.4万余人。
在麦克阿瑟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的电报中,他自己承认“精神上疲惫不堪,肉体上痛遭打击的联合国军,将被迫节节撤退,或被迫退守滩头据点,除了防御外,没有任何其他行动的希望。”
事实也正是如此,平壤被收复,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一直撤到汉城,志愿军将战线推至了“三八线”,并占领了“三八线”以南部分地区。
美军从鸭绿江畔全线溃退300余公里,这在其战史上从未发生过。《纽约先驱论坛报》将这次战役称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二次战役的胜利,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1950年11月23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向中国转达了英国期望“和谈”的建议,和平要求由西方国家第一次提出。
1950年12月5日,印度又牵头十三个亚非国家向中国、朝鲜呼吁,要和平至上,不要越过三八线南下,以避免世界大战。
12月9日,十三国起草的《朝鲜和平方案》,也就是“13国提案”送到联合国。
这个提案内容并不合理公正,被中国拒绝了,但显然,和谈的苗头已经打出来了,如果不是被打疼了,美英哪会想到要和谈。
在第二次战役进行时,伍修权正作为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事宜。
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美国发言。前线传来的好消息有力地配合了伍修权在联大讲坛同美国的斗争,11月28日,他在联合国国际讲坛上有力地控诉了美国,并提出了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
事后,伍修权回忆:
站在美国本土上,指着美国政客的鼻子,面对面地痛斥他们,尽管他们恼怒万分,却只能硬着头皮听着,奈何我们不得。这在旧中国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意义。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句口号。
在两次战役之前,并没几个国家认为中国军队能战胜美军。
原因也很简单,中国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日本又被美国打得落花流水。
按照这个结果推论一下,不难得出中国万万不是美国对手的结论,所以美军主帅麦克阿瑟即使在第一次战役中受挫,也并不重视中国军队的参战,仍然坚持他的圣诞节攻势,
美国没想到的是,它面对的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新中国。打完第二次战役后,没人会再认为这支“农民武装”式的军队是一支可以轻易侮辱的力量了。
除此以外,第二次战役的胜利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它影响到了苏联对中国援助的态度。
在志愿军刚入朝时,斯大林是不信任中国的,在战争初期苏联援华的态度可说是消极。
1950年10月,他对来访的周总理表示,苏联空军目前尚不能出动。因为空战很难划定界限, 如果和美国发生全面冲突,会影响中国。
在交涉后,斯大林答应提供武器装备。作战时,苏联空军可以在战场后方和前沿活动以作掩护,但需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准备时间,
在志愿军即将入朝时,斯大林又变卦了,他表示苏联空军只能在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不能进入朝鲜掩护志愿军作战。
显然,斯大林既不信任中国,更不认为中国军队能击败美军,苏联没必要冒跟美国直接对抗的危险援助中国。
第二次战役胜利后,苏联的态度变了,同意从1951年1月起以两个空军师有限地掩护清川江以北100 余公里的交通线。在差不多的时候,从苏联订购的陆军37个师的装备抵达中国,苏制武器开始大量装备志愿军。
到战争结束时,苏联总共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装备。
也得益于此,初期志愿军在装备、后勤方面最大的短板逐渐被补上了。
到了阵地战时期,志愿军在一定程度上已能和美军展开炮战,如1952年10月的上甘岭战役,有12个炮兵营为参战的3个师提供火力支援。
我方资料显示,上甘岭战役中,我军一共打出了山炮、榴弹炮、迫击炮弹365371发;另外还有高射炮弹59059发,共计414430发。
对比一下,在运动战期间,我军的机动炮兵总共才发射出20217发炮弹,装备的变化是脱胎换骨的。
苏联的态度为何发生这么大转变,当然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打消了苏联的疑虑,斯大林对新中国的看法大大改变了。凭借朝鲜战场的表现,苏联也有了资本在联合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斯大林意识到援华抗美不会引火烧身,也就敢于放心地援助中国。
1952年12月,波兰华沙,马寅初正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当解放平壤的捷报传到会场时,80多个国家的代表立即向中国代表团欢呼,热烈鼓掌长达10分钟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