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面对眼前的璀璨繁华,他惊叹地说:
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美丽、高贵的”天城”。
要知道,马可·波罗的故乡可是欧洲人心目中最美丽的城市威尼斯,可他却说,跟杭州相比,他的故乡不过是一个破旧的村庄。
14世纪上叶,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见识了杭州的美丽繁盛后,也被深深折服,他说:杭州下面的六个市镇,每一个都比西方任何城市大。
跟伊本·巴图塔大约同时代的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也曾感叹:杭州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最大的、最富有的、人口最多的、总之是最了不起的城市。
其实,当马可·波罗、伊本·巴图塔和马黎诺里游历杭州的时候,都已经是元朝。在那之前,杭州作为南宋的国都沦陷于元军之手,国灭城破,期间的放纵和摧残可想而知。
可即便如此,在这些国外旅行家眼中,杭州还是美丽高贵到了世界第一,那就不难想象它没被破坏时的情景了。
在12至13世纪,作为南宋国都的杭州,达到了全盛的巅峰,极度地繁华、极度地富有、极度地妩媚……
可如此之美的杭州,到底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
一、杭州的幸运
一定有人会说:杭州最美是西湖。因为有西湖,所以杭州天生就是美丽的。
其实不然。
一千多年前的西湖,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容貌大不相同,完全没有今天的温柔妩媚。那时水利未修,一下大雨,湖水就满出来;久旱不雨时,湖水又会干涸,脾气很是暴虐。
曾担任过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先生,在《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中,下过这样的结论: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会受天然的淘汰。
所以说,西湖后来变得这样美丽,其实靠的是人力创造。当然,杭州也很幸运,总是能遇到有远见、又肯实干的官员。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代的白居易和宋代的苏东坡。
应该是在9世纪20年代,白居易来到杭州任刺史。当时,西湖边上有很多农田等待西湖灌溉,但西湖中间已出现大片苇草地,蓄水量大大减少。
于是,白居易展现了一个水利学家的风姿。他先是挖深湖底,修筑了一条高于原来湖面的堤坝,把西湖一分为二。堤坝平时可以蓄水,旱时用来灌田,然后再根据灌溉的需要定量泄水。
这样一个工程,保证了农田灌溉,实现了湖水平衡,还为西湖带来了一片生意盎然。那一天,白居易徜徉在白沙堤上,用这样的诗句,描绘了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钱塘湖春行》)
到了11世纪下半叶,杭州又迎来了另一位”水利大师”——苏东坡。
苏东坡两度为官杭州。第一次是30多岁时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50多岁时任杭州知州。这两次,他都遇到了同一个棘手问题:
西湖已经被葑草藻荇严重堵塞,过不了20年,就可能完全枯竭,不复存在。
于是,他上奏朝廷,筹集款项,制订方案,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工程——
湖中堵塞处已被人占用成田的,下令全部废田还湖;深挖湖底,规定中心部位不准养殖菱藕,以免湖底淤积;用挖出的大量葑泥筑起一条跨湖长堤(即”苏堤”),堤中建六座石桥使湖水流通;在西湖和运河之间建造堰闸,使潮不入湖……
从这时起,西湖真正成为游览胜地,与美人西施比肩——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白居易和苏东坡之所以这么重视西湖的生态,是因为杭州这座城市是与西湖相依为命的。如果湖水枯竭,西湖与运河的水资源将失去平衡,到时候,咸潮会顺着钱塘江倒灌,杭州百姓也随之失去可饮用的淡水。
然后,就会引发连锁反应——百姓受不了咸水之苦而逃散,杭州周围农田无从灌溉,淡水养殖业、酿酒业、手工业也会一一沦丧……
如此一来,杭州就会变成一座废城。
幸运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其实在白居易和苏东坡之间,杭州还出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之所以把他放到后面说,是因为这个人对于杭州的重要程度,更在白居易和苏东坡之上。
白居易和苏东坡只是杭州的过客,而这个人,却真正把杭州当做永恒的家,他以当家人的身份,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系统的整治。
这个人就是钱镠,10世纪的吴越王。
钱镠在唐朝后期担任地方军职,渐成割据势力。唐朝覆灭后,他创立吴越国,其领土以浙江省为主,中心便在杭州。
他是君主,也是一位杰出的城市建设者——
他设置了大批”撩湖兵”,让他们定期撩除西湖的葑草藻荇,清理淤泥;他还以最大的力量修筑杭州外围海堤,用很长的竹笼装填巨石,横以为塘,再以巨木为柱,打下六层木桩;此外,又在钱塘江沿口筑闸,防止海水倒灌。
当生态威胁被降伏之后,他又着手对杭州城内的街道、房屋、河渠进行整体规划和修建,并对城内和湖边的各种建筑提出了美化要求。
钱镠以”保境安民”为施政宗旨,在他的治理下,杭州美丽、安静、富足。
白居易、钱镠、苏东坡的接力治理,使西湖和整个杭州容光焕发,因此,杭州才有可能在日后被选为南宋国都,成为中国的首席大都市,和文明的汇集地。
二、传承“汴京气象”
12世纪初的1127年,金朝女真人的铁骑渡过黄河,闯入北宋都城汴京(即开封),一脚踏碎了汴京的盛世繁华。
残余的宋室君臣仓惶南渡,最终选择了美丽、富足的杭州,作为他们偏安的都城。
随着宋室南迁,大批北方移民涌向杭州,士人、商贾、工匠、僧道……他们带来了北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很多人都知道杭州有一道名菜,叫”西湖鱼羹”。将鳜鱼或鲈鱼蒸熟后剔去皮骨,加上火腿丝、香菇、竹笋末等佐料烹制而成。出炉后,色泽油亮,鲜嫩滑润。
但是你知道吗,这道名菜最初并不产自杭州。
“西湖鱼羹”也叫”宋嫂鱼羹”,据说这位宋嫂原是汴京的一位女厨师,以擅长做鱼羹而闻名。后来北宋灭亡,宋嫂也跟随宋室南迁杭州,并在西湖边继续卖鱼羹,维持生计。
有一天,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游西湖,听见宋嫂以汴京口音叫卖鱼羹,故乡情怀油然而生。高宗享用了鱼羹,赞赏有加,还跟宋嫂聊了很多家乡事。
从此,”宋嫂鱼羹”扬名杭州,它也成为杭州传承”汴京气象”的一个缩影。
当宋室君臣以及大批汴京百姓来到杭州后,势必想在杭州重温京华旧梦。于是有意无意间,从前汴京的各种繁华气象,都开始向杭州渗透。
曾经,汴京的商业繁荣无尽,店铺临街开设,随处可见,流动商贩也活跃在街头巷尾,熙熙攘攘。《清明上河图》向我们展示过这一切。
而南迁后,原来汴京的商人纷纷在杭州重整旧业,经商如故。按《西湖老人繁胜录》的说法,杭城内外共有”四百十四行”,金漆桌凳行、南北猪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鱼行、木行等等等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
曾经,汴京汇集了全国饮食的精华,光大型酒店就有72家,小型的更是不计其数。比如著名的”樊楼”,曾让多少人魂牵梦萦。
后来,杭州也从汴京那里传承了发达的饮食业。《都城纪胜》里描述说:”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他们不仅在杭州开设酒楼、茶肆,更把中原传统的烹饪技术、汴京风味以及经营管理方法带到了杭州。
就连店铺装潢,他们都刻意模仿汴京。《梦梁录》说:”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
曾经,北宋汴京没有宵禁,夜市盛行。”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东京梦华录》)
南宋时,杭州又复制了那喧哗如白昼的夜市。《梦粱录》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武林旧事》说:”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
与物质文明同步传入杭州的,是汴京的精神文明——
北宋时,作为游乐场所的”瓦子”在汴京盛行,歌舞百戏、相扑杂技,应有尽有。
宋室南渡后,杭州很快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瓦子,”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破坏,尤甚于汴都也。”(《武林旧事》)
宋孝宗淳熙年间,杭州人可以在西湖欣赏到盛大的龙舟竞赛,一时帝王将相毕集,鼓乐喧天。而这也是模仿汴京金明池的竞舟夺标活动,意在安慰在汴京长大的太上皇——宋高宗。
汴京就像一条长长的尾巴,将旧都特有的社会文明、风俗习惯通通甩入了新都。
于是这个新都杭州,标榜着与北宋王朝一脉相承的正统,保持着与北宋盛世精神上的一致。
对南宋人来说,这只是一种心里安慰。但对杭州来说,却是真真实实地受益。
三、都城效应
任何一个城市,一旦成为国都,势必会有一系列的优势条件向它倾斜而来。
首先,就是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
临安,就是指杭州。当皇帝大驾光临,驻跸于此,四方之士自然汇聚而来,这就好像今天中国人对北京的向往一样。
等到南宋后期时,杭州已经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了。《梦粱录》记载说:”杭城今为都会之地,人烟稠密,户口浩繁,与他州外郡不同。”
其次,是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
南宋统治者对杭州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几代皇帝一百多年的持续扩建、改建,到南宋末年时,杭州凤凰山周围九里之内,布满了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宫殿,”一时制画规模,悉与东京相埒”。(相埒[liè],即相等)
可惜的是,在宋元易代之后,南宋皇宫并没能保存下来。
除了建造规模庞大的皇城,南宋统治者还在凤凰山左右陆续建造了太庙、景灵宫、太乙宫等礼制建筑。
还有御街,这条南宋政府在杭州铺筑的主要街道,至今仍是杭州著名景点之一,是让人能够梦回南宋的重要载体。
漫步御街,每一块砖瓦、每一处遗迹,都能让人联想到当年南宋皇帝到景灵宫祭祖时途径于此的壮观场面;而街道两边密集的商铺、食店,又再现着当年热闹喧哗的人间烟火。
在南宋定都杭州的一百多年里,西湖经过统治者的不断修饰和充实,也终于成为了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并重的风景区。
“西湖十景”的名目就形成于南宋,并被当时的文人不断描绘和赞咏。时人祝穆的《方舆胜览》记载:
西湖,在州西,周回三十里。其涧出诸涧泉,山川秀发。四时画舫遨游,歌鼓之声不绝。好事者尝命十题,有日: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映月、两峰插云。
“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这是《梦梁录》对西湖四时之景的描绘,其美景无穷,而赏心乐事者亦无穷矣。
南宋诗人林升,诗名不显,但一首《题临安邸》七绝传诵至今,家喻户晓。
他本想在这首诗里讽刺南宋人腐朽的生活,表达对当政者不思收复失地的愤激。可同时,却也成为了反映西湖之美的注脚——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都城效应带来的优势条件,还有很多——
比如,曾经杭州的陶瓷和丝织并不怎么出名。但南宋定都后,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官窑,也将织锦院、染院、文绣院等机构搬了过来。
于是,杭州的修内司官窑仿造汴京官窑的瓷品来烧制,”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足纹,紫口铁足”,受到世人珍视。
于是,工匠们带来了汴京精湛的纺织技艺,使杭州成为全国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再比如,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都城纪胜》)
杭州的学风因此而浓厚,于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
结语
如果没有白居易、苏东坡对西湖的治理,没有钱镠对杭州的建设,就不会有”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望海潮》)
如果没有高宗南渡、定都杭州的际遇,就不会有”衣冠之集,舟车之舍,民物阜蕃,宫室巨丽,尤非昔比。”(《咸淳临安志》)
历史的选择、人力的创造,共同铸就了马克·波罗笔下”最美丽、高贵的天城”,它绝非偶然,也不是完全必然。
但杭州一路走来的印记,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大众道理——
一切美丽,总是关乎于那样几个词语:自然、生态、还有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