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

1935年2月，随着同名电影的公映，这首《渔光曲》风靡各大街小巷，就连在南京监狱看守的部队，每日晨练也都要唱上几句。而此时在监狱里的田汉，听着同样的歌词，却别有一番感触，因为作词者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红色”女郎。

他忘不了那个落落大方，眉目间藏着几分英气的女社员，那个在小说《莫斯科》展露出丰富阅历和不俗才情的女作家，那个在思想上给他猛烈撞击的女特工，他们曾如星球相撞般激烈地爱过，而今却只能像两只分别的渔船一样各飘西东。

触及往事，心酸和懊悔自是不必言说，望着四方铜墙铁壁，他心灰意冷，却不知命运并未让他们的故事划上句号。

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安娥。

图安娥

千金小姐“二闹天宫”

1905年，安娥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富裕开明的书香世家，那时她还不叫安娥，而叫张式沅。父亲张良弼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曾被派往日本留学。张良弼有幸开眼，主张实业救国，对于教育更是十分重视，曾一力促成保定女子师范学校和私立民生学校的开办，被誉为河北近代职业教育之父。出生于这样的高知家庭，注定了安娥的一生必不会平凡。

幼时的安娥，总喜欢趴在父亲的膝上，听父亲讲讲《西游记》，或者唱唱《小白菜》这些民间歌谣，偶尔兴致来了，父亲还会教她几句京戏。年幼的安娥听不大懂，却也会跟着哼上几句。在这些美好的午后时光里，父亲慢慢将她带入艺术的世界，安娥也由此对音律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张良弼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才华横溢，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没成想培养了一个“孙悟空”。

15岁这年，安娥上了保定二女师附中，这所以培养贤良淑德的大家闺秀为宗旨的学校，对向来追求自由，独立的安娥来说，简直是一座牢笼。刚入学，安娥便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因为不满不合理的校规和随口辱骂学生的女学监，安娥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一直到女学监向校长请求辞职才肯罢休。

图 | 安娥（右）与陈燕燕

彼时这位女学监不仅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还是母亲的结拜姐妹，经常与安娥家来往。而安娥丝毫不顾及任何情面，其追求女性独立与人权的强烈意识，由此可见一斑，而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斗争精神，在后来安娥所走的道路上也有所体现。

斗争成功的安娥在这所学校也待不下去了，只能转学，1921年，安娥转到北京女一中就读。1923年，安娥考进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之余，安娥仍是十分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还多次参加反日反军阀的示威游行。她的爱国主义与革命意识在这一时期不断深化，渐渐植根心间。不仅如此，安娥还再一次带领同学成功赶走了专制的美专学校校长。

1925年，安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无产阶级的角度思考这个国家的未来。

安娥的母亲思想保守，却生性刚强，得知女儿安娥的所作所为，专程从老家赶到北京，蹲守在学校传达室门口，把刚闹学潮归来的安娥强行带回家。当时正是学生运动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当安娥在报纸上得知25名同志被迫害，她终于下定决心逃走。趁着母亲外出探病，安娥收拾行李，连夜逃出了家门。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换取自由！功名富贵，家庭骨肉，一切都抵不过自由！”安娥决意追求自由与革命，即使这一决定会让她失去一切。可张良弼无法容忍女儿如此“离经叛道”，盛怒之下，他登报表示与女儿张式沅脱离父女关系。

至此，安娥与过去画上了句号，正式奔向革命道路。此后，她不再是张式沅，她是安娥。

神秘的“红色”女特工

1926年，尚未毕业的安娥被李大钊派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后又被周恩来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在这里，安娥第一次接触到情报工作，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排在上海党中央特科工作，担任杨登瀛的助手，主要工作是将杨登瀛收集来的情报，精心挑选后经由陈赓报送给周恩来。这些情报极其重要，事关诸多地下党干部的生命安全，其参与的营救行动还曾救出任弼时、关向应等党内的高级领导人。

安娥仿佛是个天生的特工，或者应该说是个天生的演员。当身着华服时，她是大方优雅的秘书小姐；而当她粗布蔽体时，又是勤劳能干的女工人；谁能想到，下一秒，她就可以化身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大学生。虽然特工的工作危机四伏，她却游刃有余，从容应对。

当时，田汉已经成立了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名气很大，是各党派都想争取的人物。安娥奉命前去接触田汉，此时的她定料不到这个人会与她有一生的羁绊。

图 | 田汉

第一次见面，安娥便令田汉眼前一亮。他本以为会见到一位积极入社的普通女学生，却没想到是一位美丽大方，英气十足的女郎，更难得的是其谈吐间尽显深厚的艺术底蕴。田汉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位女郎，两人就着文学，美术，艺术相谈甚欢，一见如故。

田汉又一次收到安娥的惊喜，是看到她的小说《莫斯科》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她丰富的阅历和不俗的才情令他十分惊喜，且十分兴奋和感动。在《南国》月刊上，田汉倾情推荐，称“这样的作品是很unique的”。

在田汉过去的年岁里，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女子，美丽，热情，大气得体，才情不俗，且能在思想上给他猛烈的撞击。她就像一颗猛然闯入他心间的火星，肆意燃烧，且连绵不断。

受安娥影响，崇尚唯美浪漫笔调的文艺家田汉开始将目光更多转向现实社会问题，并申请入党。正是有了这一次“火星撞地球”般的相遇，才有了“时代之子”田汉，才有了后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让两颗年轻又炽热的心急速靠近，文学，音乐，艺术等共同爱好，成了他们感情的助燃剂，这一把爱情的火，如借东风，势不可挡。

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两人索性同居，过起了蜜里调油的小日子。

“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结婚吧！”

甜蜜的爱情并没有持续很久，当与田汉保持了五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忠从南洋归国时，安娥如遭雷击。这位在田汉创社之初便资助过其事业，且早被田母认定为儿媳的女子出现时，安娥便预感，她的爱情要结束了。

她看得见田汉的痛苦和纠结，她知道他们的爱情不是假的，但是对于视信义如生命的田汉来说，背弃林维中如同削骨剥皮，此后他整个人生都会为此懊悔，自责，更何况还是一个对他有恩的人。安娥与田汉同样痛苦，但她决不允许自己长久地陷落其中，变得毫无自尊可言，即使她肚子里已经孕育了一个小生命。

“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结婚吧！”安娥如此决绝地同林维中保证，带着一身不容折损的自尊和骄傲，在这场三人角逐的戏中体面退场。

但即使不是爱人，他们还是同志，安娥甚至还应邀为田汉及其新婚妻子寻找婚房。她拖着日渐笨重的身子在弄堂里来回辗转，只为尽力寻找一处经济舒适的房子作为他们的婚房。坚强的她强迫自己装作淡然，说服自己这只是一名地下党员的工作，可是刚压下去的心口的酸意，拐个弯便又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感情的深渊，即使坚强如她，一旦跌入，便是长久的痛苦和挣扎，一时半刻别想爬上来。

1931年，安娥悄悄产下了一名男婴，取名田大畏。她将儿子送回保定，跪求母亲代为抚养，然后返回上海工作，同时告诉田汉：“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后来安娥在接受上海《新民报》采访的时候还开诚布公回应此事：“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

安娥的爱情观值得现在很多女性学习：爱时毫无保留，而当这份爱情不再纯净无暇时，不如放手，给这份爱留下最完整，最美好的样子。

当爱情不再占据她的主要视线，她唯有将目光全部放在革命事业上。

人民音乐家和战地记者

1933年，因中共上海机关被破坏，安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她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一直在寻找机会为党和人民工作。

经作曲家任光介绍，她进入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同时还先后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还有“苏联之友音乐组”“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她将生活的全部重心放在工作上，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如《卖报歌》，《打回老家去》，《我们不怕流血》，《渔光曲》等一系列进步和救亡歌曲。这些歌曲给了当时的广大军民很大的鼓舞，影响很大。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渔光曲》，随着同名电影的公映，变得家喻户晓。作为一名人民音乐家，她怀着对贫苦渔民的无限同情，以清新简洁的笔触，描绘出旧社会渔村的凄凉破败图景和渔民的血泪生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1935年2月，以《渔光曲》为主题曲的同名电影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

抗战爆发后，一腔热血的安娥又积极投入到由沈钧儒，邓颖超，郭沫若等人发起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筹备中，为炮火硝烟中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避难所，成为千万名失孤儿童的慈祥母亲。

1939年冬，安娥应邀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1940年1月，她在采访时遇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两人一见如故，便一同深入鄂豫边区采访。三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克服了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和陡峭险峻的山路，足迹遍布了前线的山地，平原和湖区，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及时，真实地向全世界反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为中国争取到更广泛的国际援助；安娥的《五月榴花照眼明》则有力地击破了敌人对于新四军的污蔑，被视为“不可多得的报道新四军的力作”。

然而，就像电影《阿甘正传》中的台词一样：“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在尝尽各种苦后，安娥不仅迎来事业上的春天，还迎来了酸甜般的爱情。

图 | 安娥与田汉（40年代）

“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虽然分离多时，但田汉从来没有忘记那个美丽大方的“红色女郎”。

《渔光曲》在全国流传之际，彼时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田汉，每天早上听着看守部队唱《渔光曲》的歌声，总是想起过往那些美好的岁月，那些思想交流，灵魂相撞的瞬间，只是现在已是“渔船儿飘飘各西东尔”，不禁悲从中来。他提笔写下《狱中怀安娥》：“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在上海赴武汉的船上，安娥与田汉猝不及防地重逢了。多年未见，两人显得激动而又平静，曾经苦苦思念的人就在眼前，可是彼此早已陌路，只能强压住心头的悸动，微笑寒暄。当安娥告知二人的儿子还在，已经长得很高时，田汉心底狂喜，刚压下去的爱意又欲借势重燃。

抵达武汉后，田汉出任艺术宣传处处长，负责筹划全国抗日文艺宣传事宜，安娥则是积极投入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二人因为共同的革命事业又开始联系走动起来，但这次，工作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国家的未来才是他们摆在第一位的事情。

1946年3月，田汉与林维中经过协议，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1948年，经历20年的风风雨雨，安娥与田汉终于正式地，真正地，合法地走到了一起。

一起走过那么多艰苦的岁月，一起经历过这个国家的几多变迁，此刻在一起，除了夙愿得偿的欣喜，更多的是大浪过后的平和与安详的幸福。在一起，不仅是内心的选择，也是命运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按故事的发展趋势，一段时间的平静祥和过后，生活便会迎来波折，否则好像显示不出那些日子的珍贵似的。

1956年，安娥应上海越剧院之邀，赴沪改编越剧，在回京途中突发脑血栓，中风失语，从此半身不遂。田汉对于生病的妻子，给与了最细致温柔的照顾：他忙前忙后找最好的医生治疗，亲自照料妻子的起居，从不曾假手于人；为让妻子接收社会的信息，田汉每天为她读报纸和文件，讲国际形势；就算外出工作也是尽量带着她，看演出，看展览，二人从来都是形影不离。

少来夫妻老来伴，那些年亏欠的爱与温柔，此刻尽数被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