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当硝烟散尽，留给后人无尽的伤痛和反思。
相比欧洲战场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主导的亚洲及周边战场，长期以来，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直以来被那些胜利与失败的宏大叙事所无意忽略，那就是“慰安妇”。她们的花样年华，却经历着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那就是被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运用国家权力，肆无忌惮地在被占领地、殖民地强征充当日军的性奴隶。而在战后的审判中，这样的群体却由于诸多原因根本听不到她们的声音，直到五十多年之后，这些被尘封的身影才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其中的幸存者也慢慢步入了人生的暮年，如今绝大多数都相继与世长辞，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她们那郁结在内心深处的屈辱和伤痛却永远无法入土为安。
日本在二战中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幌子，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其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完全超越了人类文明的底线。特别是强征“慰安妇”更是让人不寒而栗，随着二战史研究的深入，日本在二战时期对中国、韩国等东南亚地区国家大规模强征“慰安妇”的罪行已广泛被人知晓，而荷兰二战史研究专家玛格丽特·哈默尔—毛努·德弗瓦德维勒所著的《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一书，则掀开了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一段几乎被掩盖的历史，书中通过对荷兰籍的埃卢娜、玛露塔、莉娅、提奈卡、贝奇、埃伦、叶妮、诺露切8个幸存者的回忆，得以使人们更深一步了解到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而正是这八位勇敢女性打破沉默，讲述自己亲历的那段黑暗的岁月，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对“慰安妇”这一罪行事实的补充，更是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在东南亚所犯下的有组织的性暴力罪行。
这八个勇敢的女子在人生暮年，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毅然撕开了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疤。穿插在这八个主角的伤痛回忆之中，作者结合自身在“生活改善项目”中的工作经历，讲述了对她们力所能及的帮助，而相比她们在二战中所受到的蹂躏和伤害而言，这样的一种亡羊补牢式的金钱上帮助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每一个个体而言，毕竟对她们的暮年生活还是有着改善作用。从该项目的运作来看，在尊重受害人自愿的原则上，给予她们一定的补偿毕竟还是有着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就“慰安妇”这个群体来看，可想而知，大多数人选择了认命的方式将她们所遭受的一切独自带入坟墓，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个区域由于受传统文化中贞操观念的影响，愿意站出来控诉这种罪行的更是在这个群体中占极少部分，她们往往在余生中对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守口如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对性并不那么讳莫如深，但就荷兰籍“慰安妇”来说，据荷兰史学家巴鲁特·范普鲁海斯特的调查大约有200到300名荷兰女性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而愿意撕开那些难以启齿的伤口并接受这迟来的补助的受害者所占的比例极小，有些即使愿意接受这个项目的补偿，但也并不愿意将她们那段不堪的悲惨经历公之于众，比如荷兰这个项目实施中有的受害者就请求将她们的申请资料寄回给她们，有的请求将她们的资料封存在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直到2078年后才可以解封。而这八位勇敢的主角尽管使用化名，但愿意将这种屈辱的隐私公开并以此里警醒后人，确实令人钦佩。
在二战史的主流叙事中，战场上同日军厮杀的军人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这些被日军蹂躏的“慰安妇”则长期处于一种难以定性的阴影下，很长一段时间她们都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二战后的远东审判中，只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遗憾的是对“慰安妇”这一问题只字未提，而只有在荷兰的巴达维亚临时军事法庭提到了这一问题，不过也仅仅只是对从平民集中营中将妇女强征进“慰安所”的罪犯被判有罪，而在集中营外强征“慰安妇”的罪行并没有涉及。直到1991年8月，韩国一位名叫金学顺的女士第一次勇敢地站出来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大声说出来，并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才使“慰安妇”这一罪恶勾当渐渐浮出水面。而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二战中日本方面大约强征20万人充当“慰安妇”，而已知姓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由于二战中日军强征“慰安妇”以故意伪装成卖淫的方式去掩盖这种罪恶的勾当，她们虽然是被强制性抓进“慰安所”的，但却被强迫签订所谓的“志愿书”，以此去掩饰日军大规模有组织的性犯罪罪行，在正式的军方文件中对此基本毫无记载，并且在战败时日方更是将此销毁一空，连蛛丝马迹都难以寻觅，再加上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故意的歪曲宣传，导致“慰安妇”这一群体不仅在当时遭受人们的误解，而且在战后许多幸存者很长一段时期也并没有得到身边人的同情和理解。比如这本书中提到玛露塔由于在“慰安所”中感染性病后被日军放出去逃回家之后，在她将自己的遭遇告诉母亲之后，她的母亲却根本不相信她所遭受的一切，认为玛露塔只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而故意卖身给日本人，而直到她在2000年去世后的葬礼上，她的继父的女儿在依然在她的棺材旁鄙夷地说，那个“给日本人当娼妇的女人，就在这儿。”
此外，由于这些被强征充当“慰安妇”的女性有些尚未成年，她们在这种极端遭遇下反抗未果之后，有些只能在蒙蔽和欺骗中自我麻醉，并由此在余生中承受着无尽的折磨。比如书中提到的莉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她刚满13岁就被日军强征进入“慰安所”，后来遇见一位自称吉田的日本空军军官，对她似乎有丝同情，于是二人之间竟然产生了一种非正常的畸形的爱恋之情，二人生下了两个孩子，似乎有一丝家庭的感觉，但日本战败后刚满16岁的莉娅就从此与这两个孩子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两个孩子不知道是被吉田带回日本还是流落在何处。此后的五十多年来，莉娅一直努力寻找这两个亲生儿子但始终未果，即使在2000年时，在当时的荷兰女王和日本天皇皇后以及日本、印尼红十字会的诸多努力下依旧杳无音信，直到她2007年去世时再也没见过自己生下的这两个孩子。
在这些令人伤心欲绝的经历背后，她们“永远都是被摧残的花朵”。
时至今日，关于“慰安妇”这样一个话题依旧悬而未决。尽管在1993年，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了“河野谈话”中，正式代表日本政府“向所有受害者致以真诚的歉意和深深的悔意”，但这个问题依旧没有从根本上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解决，即使美国国会在2007年的一个决议中要求日本最终通过立法处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问题，包括此后的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都通过了相关的决议，但日本政府一直对此置若罔闻，近些年来更是多次一再辩称这个问题“已得到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2011年，第一位“慰安妇和平少女像”在日本驻韩使馆前树立起来之后，这一主题雕塑渐渐地走向了全世界，但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计对此予以抵制，在每年的8月14日的慰安妇纪念日，也总会有一些甚嚣尘上的杂音充斥在人们的耳边。
历史不应忘记。这些二战中花季少女的噩梦，这段暗无天日的岁月成了她们人生中无法承受之痛，但至为遗憾的是，正义的审判依旧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