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的私人阅读史（附书单）

梁文道：在香港读内地的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从台湾回到香港，看到很多内地出版的书，那时觉得很好奇，因为有些书是之前在台湾看不到的。当时看的大部分是文学书，而且是较早前的文学书，比如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的作品等等，这些都属于“老书”了，而不是当代作者的作品。后来回头看，这些书的出版也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一个趋势，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改革开放也让他们有机会重新阅读1949年前的书。虽然我在香港，但我和许多内地的同代人在这方面应该是同步的。

大陆“文化热”的影响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内地进入了“文化热”的高峰期，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在文学上，大家都在讨论最令人震撼的阿城，莫言、贾平凹、余华的作品，还有一些诗人，比如顾城、北岛的作品，大家都在看。当时我觉得，小说应该是改革开放后“新文学”最有长进的一部分，要么就是做很先锋的试验，要么就是像汪曾祺、阿城那样，在传统里找到很多“养分”。但当时的散文则仍然有问题，没有脱离在文体书写上的“腔调”，那种腔调喜欢讲气势，写很长的句子，用很累赘的字词。尤其是在书写感情的时候，无法像之前的作家写得那么轻松、从容、平缓。直到今天，大部分人写散文总是在修辞上过于臃肿，简单说就是废话太多，不干净，不简洁。而诗呢，就有点“邯郸学步”，看那个年代一些好的诗人的作品，除了海子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之外，其他大部分诗人都写得不怎么好。应该说，当时大家都在重新学习怎么去写现代诗。

顾城、北岛等人的写作最初被人讥讽为“朦胧诗”，这种写作方法的尝试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汉语的性质和写作角度。

除了文学书之外，上世纪80年代各种学术书也出得不少。比起今天，当时出书的量要少得多，因此就会出现一些书是大家都在看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念中学，当时到广州、北京旅行，会看到大街上有人在读萨特、海德格尔。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套书，一套是金观涛等人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一套是甘阳等人在三联书店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不过，当时我对“走向未来”这套书走的路线特别有意见，因为里面很多书的观点对于我来讲太简单，而且与我阅读的同时代书籍相比，这套书在学术上的要求没有达到国际上的标准，例如其中一些书在讲别的文明时，用了很多非常“第二手”的，甚至是“第三手”的材料，这很不严谨。而“文化：中国与世界”则不同，比如苏国勋写韦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了。

金观涛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是文革后的知识分子系统了解西方文化与脉络的重要途径。

那时我还很喜欢看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有法兰克福学派的书，马尔库塞的书等等。当时在香港可以很方便就买到内地出版的简体字书，价格相比在内地会贵一些，但也不会贵很多，比起台湾版的书就便宜太多了，比起英文原版书就更便宜了。当时我们根本买不起英文原版书，能看翻译的就看翻译。不过，当时内地的翻译作品还没与国际同步，翻译的大部分都是以前的东西，比如弗洛伊德、萨特等等，而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可能已经是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东西了。当然，当时也有后现代主义的书开始进来了，唐小兵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影响就很大。

对于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当年给我的印象是一些老先生的作品在陆续结集出版，这很值得一看，记得钟叔河先生编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我几乎每一本都买了。不过我觉得当时中生代学者的作品显得比较粗糙。

左手王小波，右手王朔

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对内地出版界的印象是比较模糊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多了很多有关国学研究的书，刘东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也有一定的影响。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学术著作出版，是一次国学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再发现，这方面的进步很大。可以说，当时学术出版的整个“气压”很低，回顾起来看不出什么总的趋势，大家都在摸索着各种出路。

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争论，比如“人文精神”的争论。当时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他们应该是那时最“红”的了。由于环境不同的关系，让我跟内地许多同代的同行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王小波对我从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王小波要表达的那些东西，我总觉得自己小时候就在别的地方看过了，所以他的启蒙作用还要看是在什么环境。但是我对王朔则感到比较过瘾，因为以前我没看过别人这么来写中文作品的，他把那么俗的语言写进小说里，这对我来讲是比较刺激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在庙堂之上，是在云端看世界，显得高高在上，那么上世纪90年代的王朔就是把我拉回了最地面、最底层的世间。

王朔的“告别崇高”的姿态，是九十年代对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一次逆反。

上世纪80年代出的书大部分都是讲文化、很有品位的，而且没有现代意义下的畅销书。现代畅销书一般都不是太深奥、太了不起的文学、学术著作，而是一些很通俗、很浅易的书，但上世纪80年代畅销的却是萨特、弗洛伊德的书，其实这是很怪异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出版市场开始变得商业化了，但具体商业模式应该怎么走，大家还在摸索。在这期间，一些很糟糕的出版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比如有大量的抄袭，还有大量的所谓“话题”热潮，有一阵子流行出一些“某某百科辞典”的工具书，结果市面上一下子就出现几十本这样的书，每一本书都大同小异，明显就是互相袭。这些都是市场的牟利动机在推动，这些书的出版社都想赚钱，但他们赚钱的方法却是一窝蜂地去做一些事情，彼此一来二去，很不要脸。

图书市场的“光谱”

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是整个内地出版市场逐渐成熟的过程。单从市面上的零售环节、从逛书店所看到的景观来看，我觉得已经跟国际完全同步了。这段时间书的种类所形成的“光谱”非常宽阔。也可以这么说，上世纪80年代主要受到注意的、最常见到的书，在别的正常市场上是高端的，而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大众畅销书。只有到2000年以后，从最通俗的畅销书到最高端的学术书，这中间的各类书籍才都出现了。国际市场上有一种书有点文化气息，但又不是最严肃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很通俗，比如有些书是讲厕所的历史的，或者讲科学普及，还有讲经济学入门的等等，这些书属于“主流中间书籍”，它们的大量出现，使整个书籍市场的“光谱”被打开了，显得完整了。既有非常畅销，能卖几十万、上百万册的书，也有只能卖个一二千册的书，但很多书籍是在一万册上下浮动的。同时，书在种类上也齐全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讲电影书的，也很少有书讲建筑、讲设计，但现在这些书都非常多了。很多生活类的书籍，如旅游指南，讲吃喝的，讲穿衣服的书等等在市场上都大规模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书的量也增加得惊人。一个人有可能收藏上世纪80年代初某一年出版的所有书籍，但绝对不可能收藏完2000年出版的书。

图书市场的成熟也是相对的，它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问题。首先是仍有很多粗制滥造的书籍，还会赶“题材热”，比如一流行“戏说历史”，就出版了一堆；一讲《论语》，就大家都来讲《论语》。应该说，现在纯粹以市场导向为眼光的作者也多了，比如师永刚写的那一系列名人传，虽然不是很糟的书，但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书，他的特点是眼光非常准确。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出畅销书的个人工作室，或者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创在北京开了“贝贝特”，用这种“社中有社”的独立经营方式，开一种半民营的出版社。与此相反的趋势是，各省市的出版社走了集团化的路线，从而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出版集团，像世纪文景、凤凰等等。从市面上来看，书的种类齐全了，书的翻译也和世界同步

书量这么大，就难免良莠不齐，其中有不少翻译质量很糟糕的书，尤其是流行书籍的翻译最烂。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做翻译的人还比较认真，尤其是一个老专家、学者，可能他一辈子研究这个东西，就翻译这个东西。但现在对于翻译的概念就不同。上世纪80年代翻译的大多是文学和学术，译者都是很内行的人，而现在多了很多畅销书或“中流书籍”，没有人会是翻译这些书的专家，比如说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哈利·波特专家”。所以就会出现“职业译者”，往往是“你给我什么，我翻译什么”，这种人的水准很不整齐。这种翻译风气也影响到了严肃的文学、学术作品上，这样就使整个书籍市场的翻译水准都下降了。虽然理论上我们出国留学的人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很多，但翻译的东西却不一定是有保证的。

还有第三个问题是那种“编著”的书很多，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出书方法。其实，所谓“编著”就是一种高雅的抄袭，作者承认自己不是原作者，而是“编著”，那“编著”到底是什么呢？他就不说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书评”

我认为，我们的读者还不能独立地去判断一本书的好坏，而是会较多地关注一本书的题材是否吸引、轰动。另外，我们还比较少有“专门化的读者群”，虽然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但数量上还是比较少。比如说外国有一些专门看历史书的“历史迷”，或者专看爱情小说的读者群。而我们的读者往往是听说某本书大家都在看，于是自己也去找来看。所以，我们的读者虽然有对作者的忠诚度，但是还缺乏对“书种”的忠诚度。

梁文道：阅读无非是让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的顽强意志以及作品本身的不可征服。作品是自由的，在于在阅读过程中你发现它不能被驯服；你也是自由的，因为你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意志、自己灵魂的存在。

如果从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刊的书评版作者、编辑跟市场之间有很大距离。虽然有很多畅销榜上的畅销书，比如一些讲财经的，或者教人怎么管理的书，但它们的书评却很少，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因为大部分书评作者、报道书讯的记者和编编辑，都是一些很有品位的文化人，他们不一定会看这些畅销书，往往都是看自己“圈子里的畅销书”，所以这中间就出现了明显的落差。可是对于大部分的读者来说，他们恰恰需要畅销榜上那些书的书评和指南，因为这些书非常多，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选择，也很容易被诱导。所以，我觉得这个缺口也非常值得关注。

梁文道的私人书单

1.《人啊，人！》，戴厚英著，花城出版社，1980

2.《芙蓉镇》，古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4.《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5.《干校六记》，杨绛著，三联书店，1981

6.《棋王》，阿城著，作家出版社，1985

7.《书剑恩仇录》，金庸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8.《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9.《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花城出版社，1986

10.《唐山大地震》，钱钢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11.《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