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国家虽小，可是出名的作家不少。卡夫卡、茨威格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有着广泛读者，也有像耶利内克、彼得·汉德克这样因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名声大噪的当代作家，但他们所归属的奥地利文学在中国却谈不上醒目。

伊尔莎·艾兴格被誉为德语战后文学代表人物，其短篇小说兼具超现实主义和诗意色彩，她被评论界称为“女卡夫卡”。而她作为战后德语文学先锋派的开端性作品，长篇小说《更大的希望》更是入选德国之声“1900年以后必读的一百本德语小说”。

小说由十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章节构成，讲述了小女孩埃伦在雅利安血统的父亲抛下家庭参军，犹太血统的母亲逃往美国之后，所遭遇的领事馆的拒绝、外婆的自杀，以及与其他犹太小伙伴的离散。本文将从历史的背景、诗性的写法、以及表达的意义分析。

一 不可诉说的纳粹历史

海德格尔认为：“罪感是存在本身的一部分，而黑格尔认为：“良知是埋藏在人性最深处的、孤独的一角，只完全内化为自我”。

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纳粹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对这种反思成为了文学里的重要主题。这本书以小孩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他们作为幸存者劫后余生的目击者和见证者，通过想象进入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恐怖，见证或探寻前辈或隐或现的历史与创伤，试图打开前辈弃置于阁楼的“铁盒子”里的秘密。然而，这一切显得如此困难重重。

1、奥地利与德国文学其实一脉相承

奥地利的母语是德语，作家也都用德语写作。1938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德奥合并直到1945年，1955年奥地利才又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臭名昭著的希特勒1889年出生于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军队服役。

无论怎么改变，它都未曾和相邻的德意志帝国隔断过联系。而且德奥两国文学关系非常密切，像艾兴格尔、汉德克等人都是德国“四七社”成员，他们的文学作品大多数都是在德国的出版社发表的,而且还拥有大批的德国读者。

奥地利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学史,甚至本国出版的一些文学史教科书，也都是按照德国文学史的编排模式写成的,只不过突出了本国的作家而已。一直到上世纪60 年代中期以后维也纳大学等奥地利主要大学才开设“奥地利文学”课。

那时候德语沦为一种武器，在恐吓和威胁中，一切异己的话语都要被抵制。所谓“话语就是权力”，在这样的前提下，这些奥地利的作者，在良知和使命之间，该作何选择？他们亲历纳粹惨祸，史学良知驱使他们进行痛定思痛的反省。但另一方面，他们仍受制于历史主义传统的桎梏。

2、现如今的我们该如何面对纳粹那段不堪历史

过去是一面镜子，在镜中我们超越当下感知自我，并将我们口中称为自我的（事物）不断地进行重新组合。

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在历史学科之外它是如何被谈论、被解读以及被描述的？在本书中，记忆中的历史将涉及那些正在场或者还在场的人和事，以及那些被保持在当下或者被再次忆起并由此重新进入意识当中的人和事。

希特勒特别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的根源目前尚不清楚。犹太人大屠杀是指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族清洗，是二战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

德国在这场种族清洗活动中屠杀了将近600万犹太人。而那些仍然生活在不确定和恐惧中的犹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粹更是明目张胆的对犹太人进行屠杀。

这本书，主人公埃伦最终在日益狰狞的世上，独自去探索分离与成长、孤独与死亡、绝望与希望。他明白了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为何成为了承载苦难记忆的容器,承载着不为人知的恐怖、被语词掩盖的沉默,甚至耻辱和罪恶。

二 诗性的表达，在多维度游戏与呐喊

伊尔莎·艾兴格就具有犹太人的血统，她的外婆和姨妈被送往集中营，随后惨遭杀害。她和双胞胎妹妹则逃亡英国，但是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她们头顶，直到战争结束。身份政治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我是谁”成了一个很纠结、很尖锐的问题。

创伤在哪里,叙事就要在哪里。在书中，许多童年的细节，都在小说呈现。很难想象，作者的童年是遭遇过纳粹种族隔离、种族清洗的。具有一种特有的冷峻，有的时候，恨一个人不要太用力，像拿起刀割血管一样，只听见血滴答滴答作响。

1、诗性的写作：透过创伤，点燃光亮

德语我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将德语准确翻译成中文，很难。和以往沉重的叙事不同，这本小说叙事更为复杂、多元，充满了想象。

雨下得更大了。雨水浇灭了字里行间的最后一丝光亮。

作者善于捕捉语汇“不确定性”的闪光，使小说流溢诗意和想象力。“受害者”叙事表述并不新鲜，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作为一种共享的“伤痛记忆”被重提、放大。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们在历史教科书、大屠杀纪念馆、家庭成员的回忆录、日常的言谈或交谈的禁忌中逐渐揭开家庭历史难以言说的创伤。对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借助富于象征色彩的意象和超现实的场景，使主人公埃伦在多维度的叙事中游戏、呐喊与奔逃。

幸存者们无法祛除创伤记忆所拖拽的长长的余震和梦魇,但更糟糕的是他们无法哀悼在大屠杀中逝去的人们—他们没有坟墓也没有墓碑。

风把窗帘吹进了房间里。埃伦吓了一跳。谁给它们的权力来打扰他？谁给它们的权力，让他分担它们的恐惧？留下吧，她想，留下。

为什么要说诗性呢？当我们在生存的黑暗面闹得茫然若失了，不是在宗教里找到保证，而是在美丽的辞句里。作者借助歧义和联想，实现叙事场景的的跳跃，构建多维度的叙事空间。

翅膀，美丽的翅膀，

翅膀，美丽的翅膀，

为了风暴而预备的翅膀，

卖翅膀喽！

诗性语言的节奏和旋律，其实是写作主题的情感与情绪的翻译、外化，就像弹钢琴一样，向人们暗示了朦胧的抒情情绪。整部小说是理性与感性相交融的写作，这也是它最大的特点。我读女性作家的小说，总觉得最能够抓住我的还是她们的感性。

但是，这本书里的理性浮出了感性的水面，处在一种显性的位置。同时，理性又被她的感性所牵制着。诗性的文字，好像透过创伤，点燃光亮和希望。

2、多重的隐喻：现实和虚幻反复出现

梦境这个词多次出现。在半梦半醒之间，梦境和现实不再分立界限的两边。

“梦到的？”埃伦大声叫起来，“绝不可能！我们院子里的小孩子们都不愿意和我玩，也是我梦到的?我的妈妈被驱逐，留下我一个人，也是我梦到的？”

第一章中，当领事问埃伦，关于鲨鱼的故事是否是她的梦境，埃伦这么回答道。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中，孩子们乘坐马车前往神圣之地，当马车不断绕着圈子无法接近边境线，而孩子们感到天旋地转时，孩子们大声回到：“我们已经在边界的那边了！”

还有一个货车司机忘记了目的地，要到光线的背后去寻找它，这是不符合正常行为的。但是他对同事和上司的指责，却又是清醒的。

现实和幻景反复出现，层层叠叠的隐喻，它们展现了一种转换的过程。把现实中的事物，通过各种模式的联想，映射到另一个层面上。

比如说小说最后，即将在飞升中死亡的埃伦，仿佛最后一次在空中飞椅上旋转。先前想要飞翔的孩子们被空中飞椅的铁链拉回到了地面，而此刻铁链断裂，现实中的禁令再也无法阻止艾伦踏上最终的道路。

小说中的人物，其实也可以说成是现实中的人物。埃伦和其他孩子、邻居、外国士兵等，可以被当成现实中的人物。这些隐喻式的人物，象征着瞬间的救赎，或者永恒的智慧。

文章最后一章，出现的是高悬于天空的金星，一路指引着埃伦走向她的目的地。在她最后一跃时，最后的一句话是，“我看到了那颗星！”星星作为一种象征，被转化成了希望的寄托。

三 主题：孩子视角的死亡游戏

这本书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写，从第一章开始，埃伦独自来到领馆，想要说服领事给她签证。第二章，埃伦和一群孩子在码头上等待救溺水的孩子，他们详细只要救起孩子，市长会给他们在公园里玩耍的权利。等等。

其实《更大的希望》带着浓厚的自传色彩，而它又不仅仅是一部记述战争中苦难遭遇、控诉迫害的回忆录。伊尔莎·艾兴格曾说：“幸存下来的人，并没有使一切得以幸存。”她表示过战争中挣扎的时期是她最幸福的时候。所以，她要写的，不单单是记录历史，更是与历史的对话。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可能曾听闻家族的过往，抑或时刻想打开父辈祖辈们的“铁盒子”一探曾述及言说的往事。他们或领受前辈赠与的痛苦，或被前辈坚守的秘密蒙蔽而显得对历史的无知，抑或在父辈的禁忌中偷偷阅读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关知识。

读者应当尝试在字里行间，挖掘出更深远辽阔的时空来。往事不随风，无论幸存者们如何守口如瓶或把“铁盒子”束之高阁，但劫后余生的他们，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无意流露出了他们曾经的屈辱过往带来的创伤后压力失调症。

写作，是伊尔莎·艾兴格被禁锢情感的出口，推动家族的记忆向公共领域敞开。他们想方设法试图逃出父辈祖辈不期然间设置的樊笼但又无能为力。他们在难以言说的家庭史中完成了自我认知，在与“埃伦”的角力中完成了自我救赎，走出家族创伤不断重复的困境。

伊尔莎·艾兴格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惨烈和历史真实，特别是后纳粹时代幸存者及其后代难以修复的创伤。其实这是人类共同的困境，千疮百孔的心灵创伤修复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