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鲁迅先生在其《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曾经提出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说到“男人扮女人”，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京剧中的旦角。
在1927年，北平一家报纸评出了“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4人当选，他们由此被人们称之为京剧“四大名旦”。
这一时期，是京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当时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戏馆、茶园里，上面几位的演出，往往是一票难求。
上至总统军阀，下至黎民百姓，都对这些明星大腕趋之若鹜，他们的爆红程度，不亚于今日的流量明星。而其中最受粉丝们推崇的，无疑要数梅兰芳大师。
作为同时代的顶级文化大咖，鲁迅和梅兰芳一生中却仅有唯一一次面对面的交集。
那是1933年2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来华访问。在上海，萧伯纳提出想见见慕名已久的梅兰芳以及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而受马相伯的邀请，作为东道主，同在上海的一批文化界人士也出席了这次会面，其中就包括鲁迅。
关于这一次聚会以及对梅兰芳的印象，鲁迅后来曾经写道：“他（萧伯纳）与梅兰芳问答时，我是看见的，问尖而答愚”
这一个“愚”字，似乎表明鲁迅对梅兰芳的印象并不太好。
此外，鲁迅还曾经专门著文评论梅兰芳，这就是他的三篇杂文——《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坟·论照相之类》。
在这些文章里，鲁迅评论梅兰芳是“俗人的宠儿”，“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在看到照相馆里梅兰芳的剧照时，他更是辛辣的调侃道：“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
看到这里，明眼人都会看得出来，鲁迅所讽刺的“男人扮女人”的艺术，必然是梅兰芳无疑了。
在鲁迅看来，让一个大男人去扮演女人，这在感情上是扭曲的、难以接受的，这既非自然，也是不美的。
但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鲁迅先生与梅兰芳先生不对付？而他对于京剧的观点，又是否正确呢？
首先，鲁迅先生曾多次声明，他并不是多么了解戏剧。“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脸谱臆测》），这是他的原话。
但这并不代表他讨厌戏剧，在短篇小说《社戏》中，他曾充满温情的描绘自己童年时撑着乌篷船去听社戏的情景：远处缥缈似仙山楼阁的戏台，河道上星星点点的渔火，戏台上飘来的悠扬婉转的笛声，以及好吃的水果和瓜子。
以上这些美好的体验，如童年一般一去不复返，鲁迅先生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曾再有过。而作为普通读者，他所描绘的这一切也是十分令人心驰神往的景象。
这种乡间的植入大众骨髓的社戏，与梅兰芳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大不相同的，两者虽然都是戏剧，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梅大师的艺术成就早在鲁迅在世时就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京剧的代表，也是国粹的代表，不仅享誉国内，甚至还让美国、日本、苏联的观众为之陶醉。
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巨匠，鲁迅先生对此不屑一顾。在他看来，京剧是传统、守旧、落后的代表，而梅兰芳的艺术又是京剧的典型代表和突出特例。
如果结合《社戏》中的描写，我们不难体会，鲁迅之所以对梅兰芳不满，在于他的表演明显是讨好少数人，而脱离了广大的民众。
《天女散花》也好，《黛玉葬花》也罢，风雅是够了，但老百姓看不懂，也不爱看。他的戏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品。或者说，“男人饰演女人”，本来就是少数人自娱自乐的艺术。
而鲁迅所追求的艺术，显然是为了大众，做到通俗易懂、接地气。在当时的鲁迅看来，梅兰芳大师的表演，正好与这种精神相违背。
以上，才是鲁迅对梅兰芳不满并暗讽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