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没想到，这个出手大方的少校是个绝密人物，代号：1号情报员

1948年初宜川战役前，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1号情报员，一位潜伏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里的红色特工，忽然收到上级的紧急任务，要求限期拿到胡宗南部队的最新军事部署，以及胡部整编后，甲、乙、丙三种整编师的编制内容和相关各种表册，特别是部署在陕北的胡宗南嫡系部队——董钊整编第一军和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的人员编制、兵力配置、武器装备、各级主官姓名等情况。

搞清胡宗南的最新军事部署，办法相对还比较多。至于甲、乙、丙三种整编师的编制内容，这份绝密情报只有一个地方能搞到，那就是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胡宗南参谋长盛文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得到的。

老一套的办法，诸如配钥匙、弄暗码、撬开保险柜等，不但危险，而且时间也来不及。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某种关系，来搞到这份情报呢？1号情报员的公开身份，只是国民党部队里面一个管后勤的少校，平时根本接触不到参谋长盛文那么大的官，他能如期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吗？

蔡茂林，1920年2月13日生，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东街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7月，经中共密县地下县委负责人的介绍，蔡茂林去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毕业后，被分配回密县继续搞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8月，密县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蔡茂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0年7月，国民党县政府以共产党嫌疑分子为理由，逮捕了蔡茂林。经多次审讯，严刑拷打后，押往洛阳劳动集中营，后又被押送到西安劳动集中营。蔡茂林在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两年多时间，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他毫不动摇，始终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和党的秘密。

汪维恒

1942年夏，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汪维恒(时任国民党西北军需局局长，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和周坚两位同志，按照上级指示，对没有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什么把柄的同志，开展了营救工作。具体办法是，通过汪维恒的一个学生——西安劳动集中营经理科长卢树楠的关系，以在劳动营办理经理人员训练班的方式，招收这些同志为学员，由军需局聘请教员讲授业务课，训练半年，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军需局安置工作。蔡茂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这个训练班。因为当时正值抗战用人之际，汪维恒、周坚的这一行动，并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

经理人员训练班结业后，汪维恒和周坚又在军需局内再办了一期“军需独立业务研究班”，由汪维恒兼班主任，由同情我党的进步民主人士杨杰科任队长，周坚任政治指导员。这个班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月，实际上是对这些学员进行思想摸底。毕业后，每个人都发了毕业证书和证章，一律按中尉科员分配到国民党各部队工作。

蔡茂林被分配到甘肃省张掖地区，国民党军需局在那里新成立了一个办事处，由中共党员、汪维恒的弟弟汪益堃任处长。蔡茂林受汪益坤的领导，从此开始了情报工作。

1944年夏天，汪益堃因飞机失事遇难。蔡茂林怀着沉痛的心情从张掖回到西安，向汪维恒和周坚汇报了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周坚很快约见了蔡茂林，告诉他现在有个新情况。因为洛阳失陷，原驻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解散。当局决定在汉中成立新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由陈诚担任司令长官，汪维恒兼任该部的经理处长。汪维恒希望蔡茂林和他一起去汉中，并打算提升蔡茂林为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经理处被服科上尉科员，蔡茂林当即表示同意。

汪维恒后来向蔡茂林解释，为什么让他当被服科科员。当时在国民党军的军需界，管被服被认为是最苦最累最没油水的差事，多数人都不愿意干。因此不会有人来算计这个位置，蔡茂林就可以长期干下去，可以掌握敌军的动向，更好地为党工作。

1945年初，陈诚调任国防部长，一战区并入胡宗南的第八战区，汪维恒作为陈诚的亲信，去了重庆。几经考虑，汪维恒决定把蔡茂林派往国民党西北补给区司令部去工作，仍管被服。

解放后，西安情报处部分成员与家属合影，前排右四是王超北，后排右二是蔡茂林

临走时，汪维恒找蔡茂林谈话，对他说，本来可以带蔡茂林去重庆，考虑蔡茂林在西北各方面都熟悉，工作已经扎下了根，所以决定蔡茂林仍留西北，以不动为宜。西北补给区司令部主管七个战区的补给任务，范围很大，可以搞到十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希望蔡茂林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西北补给区司令部里，蔡茂林巧妙的利用手中掌握的物资，满足敌人军官的贪污需要。在他掌握的被服仓库里，有的是被服、大衣、皮鞋、饭盒等各种物资。蔡茂林便借这些物资来拉拢同他有关系的单位。逢年过节，批给他们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这些人自然高兴。当他有求于这些人时，他们自然也乐于从命。

有时为了和人拉关系，就用请客、打麻将时有意输钱，以加深“友情”。在当时贪污受贿成风的国民党军队里，他这样做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反而赢来了一片叫好声，说蔡茂林讲义气，够朋友，也都愿意同他交往。这样，蔡茂林不仅在补给区，就是在西安绥署和各部队里，也有了一批“交情”很深的人，为他后来完成任务打下了基础。

西安情报处交通联络站旧址纪念碑

1946年，几经辗转，蔡茂林的关系转入到王超北(化名庞智，是与潘汉年齐名的红色特工，被称为“南潘北王”)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蔡茂林向西安情报处提供的第一批情报，就显示出了巨大的价值，内容有：

(1)国民党军在陕西的兵站、仓库地点及设施情况；

(2)胡宗南的一战区对豫西伪军的整编计划；

(3)西北补给区司令部编制的第一、二、五、八、十、十一、十几等七个战区的敌军序列番号，指挥官姓名、驻地、编制及现有人员的服装补给统计数等。

王超北当即决定，要亲自和蔡茂林接头，并把他列为1号情报员。

那一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西安北城墙处走来一位上尉军官，他走到北城门楼向西数第三十六个城垛处，拿出一张报纸，坐下看起来。王超北身穿空军中校军服，戴一副墨镜，手持拐杖，走到他跟前，用拐杖在地上连击了三下，然后向对方借火吸烟，点燃烟后，王超北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询问对方：“贵姓?”“左。”“您贵姓?”对方接着问。“敝姓黄。”“哪一部分的？”王超北又问：“军官总队。”对方答，“巧啦，我也是军官总队的，咱们一块儿谈谈好吗？”“好！”暗号对上了，两人开始了实质性的谈话。

现在的西安城门

蔡茂林介绍了自己的具体工作部门及同组织的关系后，王超北告诉他自己的化名“黄润僧”，身份是煤炭公司工程师，并给他起了个化名叫“安子举”。他们商定每周二、五晚上到蔡茂林家接头，别人问起，就说王超北是他在第一战区司令部时的老同事，现在西安绥署工作。后来，王超北让情报处交通科长秦治安与他联系，秦化名“拳师”，以商人身份去取情报。

王超北给蔡茂林规定，除临时重要军事情报外，每月弄一份胡宗南所属部队的番号、人数、驻地和指挥官姓名的情报。这些都是属于绝密的材料，蔡茂林手中并不完全掌握这些数据。怎么办呢，他后来想了个主意，请上管军粮补给的那位军官来家里吃饭，一边喝酒一边闲谈。

蔡茂林说，现在各部队每月请领军粮的人数与统计表，和请领被服装具的月报表，人数往往矛盾百出，相差很大。长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被上面发现，到时候谁也吃不消。说轻了去军法处，要是重了可能会脑袋搬家。为了一致起见，不如两人合作，每月编印一份补给军粮和被服装具的表册，内容包括各部队番号、编制人数、驻地、指挥官姓名、上月决算人数、本月预算人数、差额等，这样可以一目了然，既可以应付上面的检查，又可以作为核发军粮和服具的参考。对方觉得蔡的主意不错，当即拍板同意。这样，蔡茂林就每月按时向王超北报送这种绝密的军事情报，直到西安解放。

1948年初，蔡茂林已升为少校，接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紧急任务，这一次，他要怎么做才能完成任务呢。

蔡茂林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从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里面，一位姓赵的中校参谋那里下手。这位赵参谋和蔡茂林一样，都是从汉中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过来的，在胡宗南手下颇受排挤。蔡茂林与他早就认识，没少给他好处。赵参谋喜欢看戏，蔡茂林就常常请客，和他成了戏友。当然，最关键的是，赵参谋有保险柜的钥匙。

趁着参谋长盛文出差不在西安，这天上午，蔡茂林来到绥靖公署参谋处，找到那位赵参谋。寒暄一番后，蔡茂林向他提出来，自己正在给部队编造配发夏季服装计划，各部队报送请领服装的人数与统计表人数相差很大。因手边无整编后的编制资料，无法核对，因此借绥署的整编资料用一下，三天之内，保证原物归还。

赵参谋沉思了好一会，对蔡茂林说:“这让上边知道了，可不得了，实在难以从命。”

蔡茂林假装生气的说到：“赵参谋，咱们是不分彼此的老朋友啦，我的忙你不帮谁帮？你要是信不过我，那我就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了！”

赵参谋急忙拉住蔡茂林，看看周围没人，便低声对蔡说:“赵某是讲交情的，念系老朋友，借用一下可以，可千万要保密，不能叫外人知道，要不你我都吃罪不起。”

蔡茂林说：“你一万个放心，我蔡某是够朋友的，你还不知道？”赵参谋从保险柜里取出所需要的材料交给蔡，并把蔡送出绥靖公署的大门。这份绝密情报，就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到手了。

当天这份情报就到了王超北手中，王超北组织机要科的同志连夜抄写，并迅速通过秘密电台，在宜川战役前发送给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