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当年的光环着实亮的耀眼。年仅七岁便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打开天窗》并出版,12岁开设了媒体专栏,2008年被清华大学降六十分破格录取,2012年从清华毕业后就成了《新周刊》的副主编。
蒋方舟已经过了三十岁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被捧着的天才少女了。她很焦虑,因为周围的声音一直是:“你一直没有作品,你泯然众人矣了。”
到今天,最为刺痛蒋方舟的还是“没有作品”这件事。
“所有天才儿童都是对于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
蒋方舟的写作是在母亲尚爱兰恐吓之下开始的。蒋方舟七岁那年,母亲告诉蒋方舟,如果她不在小学毕业前出版一本书,她就会被警察抓走。蒋方舟的父亲是乘警,当场拿出手铐配合妻子。年幼的蒋方舟不知所措,泪流满面,在父母目光如炬的监督之下,伴着鼻涕和眼泪,历经八小时写出了六百多字。
蒋方舟的母亲看完她的第一篇文章,称她为“天才”。蒋方舟称:“它既是鼓励,也是诅咒,我被指定为天才,所有我要有能力成为天才。”
自那以后,蒋方舟开始如同古时仲永一般,在家里被众人的注视下进行写作。
蒋方舟九岁出版《打开天窗》后,迅速成名,被媒体称作“天才少女”。在各种活动现场她表现得尤为老成,为了满足外界对她的设定与期待,她常常故意语出惊人,说一些奇怪的话。各大媒体争相采访她,蒋方舟常被要求在镜头前表演各种让她感到“恶心”的事。对于这一切,她形容自己像一件玩具。
母亲还曾想让蒋方舟退学回家专心写作,但蒋方舟的班主任留住了她,从此蒋方舟成了学校唯一不用写作业的孩子。为了方便蒋方舟创作,学校还专门为她配备单人寝室,她因此遭到同学排斥。
蒋方舟在童稚无知之时便被捧上高位,被强迫写作与表演。蒋方舟的童年如同一所监狱,她不得不在监视下成长,她也无时不担忧自己不能成为天才,辜负那些观望她的大人们的期待。
质疑的裹挟
伴随光环而来的还有质疑。
蒋方舟自被特招进入清华大学,再到刚毕业便成为《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都被质疑她的“好运气”都是因为她的名声使然。
再到后来舆论开始攻击蒋方舟的写作是其母亲尚爱兰代笔完成。这个自小被强迫在成人世界出卖谄媚的女孩遭到了各种攻击,但蒋方舟却一度像个乖孩子一样,从不还口。
社会早就认定,文化人该是两袖清风,风度翩翩地在冷板凳上创作出惊叹世人的作品的形象,作为一个文化人,是不应该与商业亲近的。但蒋方舟偏偏走上了这条路,惹得外界质疑之声更为密集。
蒋方舟在二十五岁左右,开始参与大量商业活动,其中包括真人秀节目。蒋方舟在参与某档综艺节目时,曾直言自己为了加戏,故意在别人休息时跑出去打拳。慢慢地,蒋方舟在各种综艺节目里变得游走自如,她阅读与写作的时间被挤压。
刚开始,蒋方舟还沉溺在金钱与名利的双丰收带来的满足之中,不久后,来自文人的自省便敲醒了她,她开始怀疑自己所选择的一切是否是对的。更让她难过的是外界一直质疑她是否值得天才作家这一称号,因为她靠着儿时的作品拿过几个少年奖项便再无“能放上台面”的作品。
蒋方舟曾经与母亲在餐桌上议论某女星时,被母亲反问:“那你呢,你有作品吗?”蒋方舟一时语噎,这句话真正地刺痛了她。
蒋方舟开始厌倦诸如“天才少女”一类的称号,她从未想要当天才,但却被逼着往天才的道路上走。蒋方舟开始承认自己并非天赋异禀,而且她已过三十,再也不是少女了。
“我怀念在东京的日子”
蒋方舟逃往了东京。
蒋方舟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前往东京,得到了一个安静的环境。在东京,没有人知道蒋方舟是谁,没有人会质问她为什么不出新作品,没有人会以年少成名这件事去对她评头论足。
蒋方舟在东京的一年里,得到了充足的阅读时间,她在《东京一年》中,如此描述:“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补的空白。”蒋方舟的心在东京被完全打开,她开始发现原本的自己的痕迹愈发明显,她要找回自己了。
在东京的日子及其缓慢悠闲,蒋方舟看破了年少时的那场闹剧,她在那些日子里早早地学会了谄媚与迎合,也就是她在《奇葩说》中所说的“讨好型人格”。蒋方舟在写作上绝对算不上天才,但是天赋还是有些的。她认为,尽管是天赋也需要强大的阅读与积累,否则天赋便会像一滩死水,活也活不过来。
然而过早的成名为蒋方舟带来了较于同龄人更为充裕的物质,她可以就以文学为业。她认为“出于某种义务,要对得起这个幸运。”
从东京回来后,蒋方舟显然更松弛了,她不再患得患失,在意外界的质疑。她开始刻意给自己的阅读写作留下时间。《东京一年》虽然不算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这是蒋方舟真正打碎“天才”这顶王冠的开始。
在东京的日子到现在还时常被蒋方舟怀念。
正如蒋方舟所言:“所有天才儿童都是对于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从被逼迫写作那一刻起,蒋方舟就成了最无辜的“天才”。文学于蒋方舟而言是另一个世界的通道,但在外人眼里却成了蒋方舟本应执行的任务,而且必须做得出色。
蒋方舟一路走过来,经历过错误的选择,但所幸的是,她终究找回了自己——她本就可以不做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