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旅居美国的华人作家,严歌苓以往的小说取材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取自在国内的生活经历或生活印象(文革记忆),如长篇《雌性的草地》、《人寰》以及小说集《穗子物语》中的诸篇;其二,反映留学生或新移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如:《少女小渔》、《海那边》、《拉斯维加斯的谜语》;其三,是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状况的历史回望,如《扶桑》、《风筝歌》、《橙血》。然而2005年发表的《金陵十三钗》却不能归入其中任何一类。小说有一个香粉细细、透着无限遐想与雅韵的标题,故事却异常沉重:它关乎我们民族史无前例的一场灾难。作者似乎是有意与我们开个玩笑:想领略金陵的古都繁华?想一睹十三钗的绝代风姿?都错了,帷幕拉开,展现的是屠城一隅———一座美国天主教堂里,金陵女子舍身赴死的荡气回肠的故事。
凝望历史
“1937年12月12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成了背景,“我姨妈书娟”因为初潮的到来而惊醒。女孩成长过程中这一重要时刻带来的种种惊讶与困惑,她还未来及品尝细究,灾难已经降临人间。
严歌苓在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发表这篇作品,不会仅仅是出于巧合。可能因为严的母亲是南京人,所以她对南京的这段历史也特别在意,而同胞们对历史的淡漠,她亦早有觉察和思考。正如《金陵十三钗》中的阿多那多“可以作为中国人来自省其劣根,又可以作为外国人来侧目审视中国的国民性”。我们不防推测作为旅美华人作家的严歌苓也与其一样有着两种人格身份。
在作者写于1997年的散文《南京杂感———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里,有这样的文字:
“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南京可供他们度周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夫子庙……他们和全国的人一样,正在人人平等的贫困中起飞,正忙碌于家庭的建设,比如装潢修饰他们有限的生存空间。至于参观一场发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杀,他们不具备亦不需要这番心情。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洗劫,对于他们已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假如我没有出国,或许也不会和他们有太大区别,也会呵护好刚得到的这点机会和权利,抓紧时间营造和改善自己的实际生活”,“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贯穿世代的集体意识,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我们不得不学会眼光短浅、及时行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紧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因为集体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子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恰如自己作品中的诸多女性,严歌苓对人性中的弱点和劣根性也持有一份悲悯和宽宥,她不忍对同胞的“麻木拿出怪罪的腔调”,但她亦希望关注民族受难史的“这份良知与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八年过去,国人对历史的淡漠,并不见得有怎样的改观,严歌苓则以一部中篇小说凝望这段国内作家罕有触及的历史。严歌苓清楚我们民族的习惯:
“我们即使有过尊严遭践踏的历史,最好还是被忘却,最好我们自己也不要提醒。不提醒、忘却,似乎那段历史便不复存在。”但她还是相信:“让世界和我们自己了解真相是第一步。”
小说开头如同电影远景镜头展现的场景———几十万溃败大军的撤离、泥沙俱下一般逃难的人群,猛地将读者带入那座死亡之城,令读者身不由己、无可逃循。毕竟全景似的历史凝望对于一个中篇而言,难以负荷,而如果只有激情,也未必就能支撑起一部优秀的小说。因此严歌苓沿用了她热衷并擅长的女性描写,来展现历史的一角：
“灾难中的女性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紧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因为集体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子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恰如自己作品中的诸多女性,严歌苓对人性中的弱点和劣根性也持有一份悲悯和宽宥,她不忍对同胞的“麻木拿出怪罪的腔调”,但她亦希望关注民族受难史的“这份良知与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八年过去,国人对历史的淡漠,并不见得有怎样的改观,严歌苓则以一部中篇小说凝望这段国内作家罕有触及的历史。严歌苓清楚我们民族的习惯:
“我们即使有过尊严遭践踏的历史,最好还是被忘却,最好我们自己也不要提醒。不提醒、忘却,似乎那段历史便不复存在。”但她还是相信:“让世界和我们自己了解真相是第一步。”
小说开头如同电影远景镜头展现的场景———几十万溃败大军的撤离、泥沙俱下一般逃难的人群,猛地将读者带入那座死亡之城,令读者身不由己、无可逃循。毕竟全景似的历史凝望对于一个中篇而言,难以负荷,而如果只有激情,也未必就能支撑起一部优秀的小说。因此严歌苓沿用了她热衷并擅长的女性描写,来展现历史的一角。
灾难中的女性
“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
无疑严歌苓是了解并善于表现女性的。故事中的书娟和玉墨是两个出身经历完全不同的女子。书香世家的书娟,刚刚遭遇家庭的变故:父亲喜欢上一个青楼女子,母亲为了挽救婚姻,巧做安排,两人一起去了美国。书娟继续在美国基督教堂里接受教育并不得不独自面对成长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令她心悸和困惑的初潮。当一群窑姐来教堂避难时,她除了本能的厌恶外,还有一层个人情感上的痛恨。等到确信玉墨即是祸害她家的那个人,她开始筹划如何复仇。
玉墨虽然有一个大家闺秀似的名字,不幸却早早堕入青楼,再怎样想摆脱那个身份,也是枉然。她确信书娟即是相好的那位博士的女儿时,倒有几分修好的意思。然而欢场上经验十足、干练老到的她,却全然不是尚且稚嫩的女学生的对手。书娟无师自通地用无言的冷漠和高傲的背影逼退了前来表达善意的玉墨。书娟对玉墨的敌视当然是出于后者引诱了她父亲,但对玉墨的轻视则可等同于任何一个身世清白的女性对妓女的厌恶和道德上的优越感。
然而个人身份的差别(尤其是女性)在那场外族入侵屠杀的灾难中变得微不足道。教堂里的女学生从妓女口中得知:
“全南京的金枝玉叶也好,良家妇女也好,婊子窑姐也好,在敌人那里都一样,都是扒下裤子,两腿一掰”。
窑姐们此刻甚至有种众生平等的幸灾乐祸,女孩们则惊恐万状:
“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小说中严歌苓给予灾难中的女性肉体与心灵的关注,源于她更早以前的思考:“那个迄今已发生了六十年的悲剧中的一部分———强奸,是最为刺痛东西方学者和社会良知的,是更值得强调而进入永恒记载的。
“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八万中国女性被强暴,与三十五万遇难者的总数相比,占稍大于四分之一的比例”,“这个悲惨的大事件在它发生后的六十年中,始终被否认、篡改或忽略,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它是一段继续在被凌辱、被残害的历史。那八万名被施暴的女性,则是这段历史的象征。她们即便虎口余生,也将对她们的重创哑口,正如历史对`南京大屠杀’的至今哑口。”
豆蔻是除书娟和玉墨外,另一位作者重点刻画的女性人物。确切地说她还只是个孩子,十五岁,心思单纯,天性愚钝。从被同伴们呵斥到和教堂女学生的一番厮打,她似乎是一个小丑角的形象。可是面对着伤兵,同情心的显露,使她变成了可爱的、有情有义的女孩,而她又不幸成为屈辱的受难者。日本兵轮奸她后,又捅了两刀,当作尸体弃之街头。豆蔻的遭遇令人触目惊心,回望历史,那八万被凌辱的中国女性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更何以堪。
书娟在教堂的庇护之下,对外界正发生的残酷的一切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她更多地沉浸在个人恩怨中。复仇的火焰使这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心里筹划着给玉墨致命一击———毁了她的容貌。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一个以卖笑为生的漂亮女子觉得痛苦的了。
但是她的这个小儿女一己的阴谋并没有机会实施,并且她将终身为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而心存忏悔。因为1937年的圣诞夜,在性命攸关的当口,她目睹了一场灵魂的救赎。
灵魂的救赎
日本人来到教堂,向英格曼神父提出邀请唱诗班的女孩们到日军司令部庆贺圣诞。神父和阿多那多都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的骗局———禽兽不需要听唱诗,答应了日本人,就无异于送羊入狼群。在这场屠杀中,他们已经目睹过许多惨烈的场景,明白日本人是没有人性的,虽然秉承神职人员的职责,他们早已决心即便是自己牺牲,也要保护教堂内几十个女孩不受伤害,但对日本人提出的无耻要求,他们一时束手无策———搬救兵,来不及;和女孩们同去也并不能使其免遭涂炭。
女孩们用静默代替哭喊求教,这些含苞待放的生命面临着可怕的威胁。她们曾经每晚用童贞的歌声唱诵诗经,英格曼神父起初为歌声不安,恐怕歌声惊动满城疯狂的占领军,但当他看到女孩们天使般的面孔,他释然了:
“谁会加害这些播送无条件救赎的女孩呢?狼也会在这歌声中立地成佛。”
事实证明,神父低估了这些日本人兽性的发作程度。当然,他也低估了,甚至是没有想到人性复苏的力量———那些从一开始就被他视为洪水猛兽的不洁的女人,此刻却从容不迫地从安全的角落走出来,甘愿代替唱诗班的女孩赴一场不归之约。
玉墨和她的那些姊妹们在这个世上是最为人诟病和不齿的女人。她们日日出卖自己的肉体,或许连她们自己也相信:灵魂于她们是早已死亡的。看着她们怎样用下三滥的手段,死乞白赖地进入教堂这方圣地;看着她们到了哪儿,哪儿就变得肮脏、喧嚣;看着她们即使在逃命的时刻,也仿佛是出于本能似的见到神父或是军官就加以引诱;看着她们在城中的枪炮声中,没心没肺地行酒令、跳艳舞。阿多那多的话送给她们是合适的:
“人生来是有贵贱的,女人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灾难都不能使这些女人庄重起来,她们也只能是比粪土还贱的命了。”
玉墨们最后的自我牺牲,看似出乎意料,细想想又尽在情理之中。神父一贯的庄重无私,枪口下依然竭力保护无辜者的宗教情怀;戴教官在关键时刻,为不牵累大家,慷慨赴死的军人本色;唱诗班少女们夜夜清洌透明、如同天堂泪珠般的经文吟唱,以及发生在的豆蔻身上惨绝人寰的暴行,对这些看到、听到和经历的,她们并非麻木无知。
虽然堕入风尘,她们一样明白什么是人性的高贵与丑陋;虽然身为下贱,她们内心从来就没有泯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心高气傲、不甘下贱的玉墨,刻意经营与双料博士的爱情,渴望有一天,飞出烟花柳,做一个身份高贵的淑女;心不灵口不巧心气也不高的豆蔻,对浑身是伤的小兵,由同情而生爱意,一往情深,单纯美好。即使是泼辣放肆、做窑姐做得最有兴头的红菱,末了也说:
“没福气做女学生,装装样子,过过瘾。”
玉墨们离开时,身着白衣黑裙,洗尽铅华,在曾经鄙视她们的唱诗班女孩眼里“像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一人手里拿着一本乐谱,以及一本烫金皮面的圣经”。这群卖笑为生的女子,腰中藏刀,在准备牺牲的时候,聪明地娇羞一笑迷惑日本人,“笑里藏刀”却原来能如此可歌可泣。金陵十三钗,这些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世人眼中污浊不堪的下贱坯子,在拯救了别人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灵魂的救赎。她们一世被人轻贱,最终却像天使,驱走黑暗,带来一线生机和光明。在兽性肆虐的屠城,人性之花的绽放,愈见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