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有一位非常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她是提倡女权的代表，对于印度男女不平等的现状提出过很多抗议，另一方面，由她所创立的私人诊所，又一手将印度推上了代孕王国的称号，她就是帕特尔医生。
在她的观念里，“代孕是一位女性帮助另一位女性的行为，你就像是主人招待了九个月客人，等时间到了你要欢乐的把他们送走，你要明白孩子并不是你的。”
帕特尔和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样，她并不觉得代孕是不道德的，相反，她觉得，这些妈妈同样是靠劳动赚钱，也并不应该遭受任何歧视。
她曾说过，人类本身就有两大本能需求，一个是求生，一个是繁衍，那么，既然不能生育属于医学问题，当然就需要医学的进步来弥补。
而在她的诊所里，截止到2015年10月为止，总共超过一千个孩子在这里诞生。
帕特尔建立的代孕中心在一个名叫安纳德的小镇，曾经这里以生产奶制品谋生，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求子夫妇来到这里，从出生的孩子被送往世界各地，也让这个地方沦为了世界代孕中心。
而从1999年从事代孕行业的帕特尔，原本只是一个研究试管婴儿的医生，直到后来一个天生没有子宫的人找到她，希望能找到一个帮忙代孕的人来实现他们繁衍的需求。
但在当时印度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所以后来那位妇女的婆婆自愿代孕，并且成功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很多时候在社会接受度上依然会认为生下孩子的人才是母亲，而祖母代孕生下孙子，还是或多或少会带来很多后续麻烦。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帕特尔开始思考，是否可以让这一切变得合理化，在人为干预下尽可能降低风险，也能减少制度漏洞下的犯罪率。
而那些后来接受代孕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她们大多家境贫寒，只是听说有一项生意比较赚钱，就来了，完全没有对代孕有丝毫概念。
帕特尔的代孕中心由诊所和代孕屋组成，两者相距不过两公里，诊所除了负责接生，还需要对每次来到这里的印度夫妇解释什么叫做代孕，以此供她们下定决心。
一般不会有中途后悔的，因为来了这里，就是要赚钱。
代孕屋是妈妈们住的地方，医生将一切力争控制在自己能掌握的地方，也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每个妈妈最多代孕三次，在开始代孕之前，会被前来咨询和购买代孕的人挑选，从身高体重，到宗教信仰，很多方面都比我们想象中讲究的多。
来自澳大利亚的帕尔和妻子亚娜努力了11年依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的孩子，加上澳大利亚商业代孕属于刑事犯罪，所以他们来到了这里，希望能得到一个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
很多人对代孕依然存有歧义，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医疗的发展下，代孕是体外受精，成功孕育出胚胎后再移植到代孕者的子宫。
所以代孕妈妈本质上和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因此也就称不上有任何瓜葛，代孕中心也有明确规定，那些印度妇女只要生下了孩子，就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十月怀胎的艰辛，是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感同身受，我们常说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因为医学的先进跨越了繁衍过程中血缘这一层面，可对于很多母亲来说，她还是很难遗忘自己曾生育的那个孩子。
而比起一条藏于暗处的黑产链，帕特尔将代孕彻底商业化，确实为那些极穷的印度妇女谋求了一条“赚钱”的途径。
亚娜第一次听到孩子啼哭的时候，她激动的流下了眼泪，这是对于一个渴望做母亲却做不了母亲的人的一份褒奖，37天以后，他们拿到官方许可，带孩子回了家，而这对于代孕妈妈来说，却是一份切割。
穷苦的印度妇女因为代孕为家里赚来了一大笔钱，而那些无法生育的人也通过代孕得到了一个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比起简单的去划分一个对错的绝对性，这一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但作为旁观者而言，整个故事所呈现的细节会让我们感觉不舒服，也是因为当一个生命的降临变成了如同商品一样的交易，也早已失去了那份神圣感。
49岁的艾米来自美国，她也是尝试了十年怀孕没有成功，于是通过代孕中心有了一个儿子，后来她们离开的时候，不舍得孩子的代孕妈妈还特意叮嘱他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不能领养？这就要涉及到一个社会救助的问题，因为领养一个孩子的手续异常复杂，除了需要评估整个家庭的幸福指数，还要对家庭成员进行心理测评，以确保孩子来到这里是可以好好生活的。
另一方面，待领养的孩子还会面临年龄比较大，或是过去的经历不够透明等等问题，也因此让这其中相当数量的人，更愿意买一个自己的孩子。
62岁的麦克来自英国，他妻子才33岁，但她从出生时就缺少一个卵巢和输卵管，注定做不了妈妈，所以他们也选择了代孕。
从受精卵到胚胎再到囊胚，其实体外受精的环节，比想象中多更多不确定因素，所谓过五关斩六将也不过如此。
更可怕的是，在怀孕的过程中，也并不能保证婴儿一定能健康的出生，从成功孕育到各个阶段，对于代孕者来说价钱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来自加拿大53岁的芭芭拉，因为过度服药被切除了子宫，她为孩子准备了三十年，却依然没有实现成为妈妈的梦想，后来她代孕得到的儿子的卵子是一个印度妇女捐献的，她为此尤其感到感激，但和儿子的代孕妈妈并不是一个人，后来儿子的代孕妈妈成为了他的奶妈。
芭芭拉是其中偏见意识非常强的一个人，她觉得代孕合理，本质上也只是将一切彻底视为了一场交易。
她接受不了领养，也是觉得那些或许带有不良基因好的人，比如暴力倾向，或是嗑药是会传染给孩子的。
后来四个月后他们要返回多伦多，临走之前决定把冷冻起来的胚胎再代孕一个孩子，并且由中心人员为他们安排了对代孕者的面试。
他对代孕妈妈提出了一些特定的要求，比如年龄不能太大，孩子必须足月出生，以及是不是有能力生双胞胎，还加上他们是基督教徒，也希望对方信基督，这样可以让她更舒服一点。
本来诊所对于代孕妈妈的这些信息都有了解，但芭芭拉依然希望确保万无一失。
很明确的说，这就是在物化女性，并且尤其显得不尊重，但对于其中那些主动选择成为代孕妈妈的人来说，她们却尤其感激这个能改变他们整个家族命运的机会。
其中有一个代孕者范桑迪，她说代孕以后，不仅可以供儿子上英语学校，还给家里换了房子。他们一家七口原本全挤在一个小瓦房里，丈夫的工资一个月也只有40美金。
而代孕妈妈只要保证孩子六个月之内健康平安，就可以拿到八千美金，能生下双胞胎，会追加到一万美金，即使六个月内流产了，也有一千二美金，甚至胚胎植入失败，也可以拿到七十五美金。
贫穷或许才是让印度成为代孕中心的根本原因，但当女性被彻底物化，沦为生产的工具时，也尤其让我们清醒地感知到，当以黑产链披上合法的外衣，不过是给丑恶换了一张面具罢了，一切黑暗依然没有被制服，反而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但以此设想到更加现实的层面，即使2015年以后，代孕这一产业被明确禁止，藏于暗处的黑暗却从来没有减少。
需求和利益共同构成了一个黑色产业，今天还看到澎湃新闻的推文，一些依然存在的代孕机构光是疫情期间就让订单暴增，还提出了包成功包性别的事噱头。
而这部2013年上映的纪录片《代孕者》，早已为我们完整揭露了这一备受争议的部分。
很多人只是设想了一个最完美的答案，也就是是所谓的平等交换，有人缺钱，有人缺生育能力，因此 一个孩子降生便变成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易，但却并没有人更多的去了解过，那些生下来发现并不成功的“失败品”又该怎么办呢？
但凡繁育变成了交易，一个人贩卖子宫作为自己暴富的筹码，又怎么可能满怀期待的去呵护一个生命的降临呢？而这些也正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部分，更是作为代孕来说为什么不能合理化的关键。
纪录片对于女性的各种物化，我们自以为是属于印度大陆上的愚昧无知，却不知这样的愚蠢同样存在于任何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希望每一个小生命的降临接受的是祝福和呵护，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利益的标签。
感谢阅读！图片来自纪录片《代孕者》
撰文/深海里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