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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北京大杂院住过中国美术史上几乎所有宗师

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与二环路相交之处的四合院,大约有二十多间房子,其实只能算一个大杂院。如今这个门牌号已经没有了,大杂院也改成了一家会所。然而,这个院子却永存史册,被称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这是为什么呢?

然这个看似平常的大杂院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之地。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叶浅予、戴爱莲、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祝大年、吴冠中、张仃、程尚仁、黄永玉、侯一民、邓澍……大师云集,灿若星辰,这个院子的故事,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美术史。

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在大师和他们后代的回忆中,这里是一个一个令人称奇的,像“中国式童话般”美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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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住过的艺术家们

“那里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在我心里,这个院子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家园’,是文化的‘大宅门’。”作为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长大的孩子,李可染之子李小可这样说。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地址,它曾是徐悲鸿先生重组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即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

“大雅宝胡同甲2号”也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在这个院子住过10年的著名画家黄永玉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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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与万曼两家在院子的葡萄树下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三进院子,二十多间房子与中央美院的渊源超过40年,大雅宝胡同的人物,涵盖了中央美院学科建制的各个门类,包括国、油、版、雕、史甚至是工艺美术。这里不仅是一个美院的宿舍,更是一个艺术圈、文化圈。它所建构出的小生态正是一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演进的‘历史的现场’。”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在他的《重回历史的现场——大雅宝胡同甲2号艺术生态研究》一文中这样概括。

那么这个四合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大院最特殊之处是横跨两条胡同,前后相通并且各有一个门通向外面的院子,北京人俗称“穿堂门”。大雅宝甲2号是三进院的大宅门,前院有油画家董希文和夫人张连英一家;张仃和陈布文夫妇一家。过了前院还不马上到中院,中间捎带着一个小小天井。中院住户有黄永玉夫妇、柳维和夫妇、程尚仁夫妇、袁迈夫妇、李可染邹佩珠夫妇等。后院有后盖的四排平房,住的美术家就更多了。

1953年3月,28岁的黄永玉和妻子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从香港来到了北京。此时,黄永玉已被聘为中央美院教授,而且是整个美院中最年轻的教授。美院给黄永玉安排好了住处,一家三口搬进了东城区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一住就是十年。他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中,记录了最初对这个院子和邻居们的印象,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前院第二家是单身的陆大娘,名叫陆佩云,是李苦禅先生的岳母。苦禅、李慧文夫妇和顽皮的儿子李燕、女儿李健住在隔壁。门口有三级石阶,面对着一块晾晒衣服的院子。路过时运气好,可见苦禅先生练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纯钢大关刀。”

“第三家是油画家董希文,夫人张连英是研究工艺美术的,两夫妇细语轻言,沉静而娴雅。大儿子董沙贝,二儿子董沙雷,小女儿董伊沙跟我儿子同年。沙贝是个小捣蛋,沙雷文雅。我买过一张明朝大红木画案,六个人弄了一个下午还不能进屋,沙雷用小纸画了一张步绪图,‘小娃娃懂得什么?’我将他叱喝走了。大桌案露天放了一夜。第二天,老老实实根据沙雷的图纸搬进了桌子。沙雷长大后成了航空方面的科学家。”

“第四家是张仃和陈布文夫妇,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在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他们有四个孩子,三儿子寥寥跟我们的关系最好。寥寥跟我儿子黑蛮同在美术学院托儿所低级班,每天同坐一辆王大爷的三轮车上学,跟儿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妈妈’,想到这一些事,真令人甜蜜而伤感。”

“祝大年曾在日本研究陶瓷,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一位有意思极了的人。好像身体虚弱,大热天肚脐眼到胸口围上一块仿佛民间年画上胖娃娃身上的红肚兜,能说能笑,不像有病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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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画室

黄永玉还特意提到“院子大,后来我在李可染开向我们中院的窗前搭了个葡萄架,栽了一大株葡萄藤。在底下喝茶吃饭有点‘人为的诗意’。”

在黄永玉的印印象中,“大雅宝甲二号的夜晚各方面都是浓郁的。孩子们都躲进屋子,屋子里溢出晚饭的香味,温暖的灯光混合着杯盘的声音透出窗口,院子里交织着甜蜜的影子。”他充满感情地写道:“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在李可染之子李小可的记忆中,他是1948年随父母搬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我们住的是后院南屋,面积不大,但被分隔成了四小间。最东边是一个有水池子的门道;紧挨着的是父亲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画室;再相连的是个小小的客厅;最西边是卧室,也是十来平米,我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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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在大雅宝的居室

黄永玉搬进大院不久,就和李可染一家结为好友,这种友谊包含着艺术家之间的尊重理解与惺惺相惜。“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一出门抬头左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到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

黄永玉对李可染使用的“案”印象深刻,那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一张陈旧之极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很少人会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齐白石并没有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居住过,可是在住户们的心目中,他却是这个院子的“大家长”。大雅宝的孩子都叫白石老人“齐爷爷”,每次老人的到来都让大家特别高兴,全体出动来迎接,并呼喊着陪老人家进出。李小可还记得“我两岁时白石老人还为我画了一条大鲶鱼,上题‘二岁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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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大雅宝的画家们为白石老人庆祝九十寿诞

白石成为大雅宝的“大家长”,是因为院中多位大师,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等都是老人的弟子;黄永玉、张仃、王朝闻、李瑞年等先生们在艺术上自由探索,但也都非常喜爱齐白石老人。黄永玉还创作了齐白石木刻像,成为表现老人的绝唱,白石老人在这幅作品上的精彩题字与作品珠联璧合,精彩绝伦。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家们在校是同事,回家是邻居。孩子们每天在一起哄闹,老人们在一块儿唠嗑,上班同行,在家谈艺,几十口人像是一大家子。

著名画家张仃的儿子张郎郎也是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大院长大的,大院中发生的那些童年趣事令他记忆犹新。“黄叔叔(黄永玉)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种上了一棵葡萄藤。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挂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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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带着院里的孩子们到动物园郊游

等孩子们吃饱喝足了,也跟着黄永玉的手风琴唱完歌了,纷纷回家睡觉,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这时候估计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其他人,像我和我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搜孤救孤》,常濬先生唱的是《碰碑》……我那时已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

“大雅宝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亲情,彼此间的称呼是:黄妈妈、李妈妈、孙大娘……每逢中秋,全院子的人在中院摆下长桌,吃着各家带来的拿手菜和从树上摘下的枣、石榴、葡萄;平日里,黄永玉会组织孩子们打着用手绢做的“大雅宝儿童团”的旗子去游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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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宝的孩子们,真正的“画二代”

在大院孩子的记忆中,李妈妈(李可染妻子)是个能制造欢乐的人,她性格豪爽,嗓音响亮,每当院子里的石榴树熟了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地张罗院子里的孩子们打下来,一盆盆地抬回家去。

香港来的年轻的黄永玉叔叔则是大院里的一个“活宝”,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人,他总有很多稀奇的东西和新鲜的想法。一年春节,黄永玉特意身穿土家族服装,背了一个大筐,挨家给邻居们拜年,大院里笑成了一片。

这便是大雅宝胡同甲2号令人无限追忆和羡慕的生活。这里的住户是平凡善良的知识分子,是有着最伟大抱负的大艺术家,也是普通的丈夫和妻子,是繁忙宽容的父母。他们是中国美术的一代宗师。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故事为我们揭开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它是写在正史旁边的真实的注脚,是一段应该被记住,被铭刻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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