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惠怀杰/摄
近两年，“生无可恋”“丧”“佛系”等一系列套上“青年精神”的标签被年轻人追捧转发。面对学业、工作、收入、房价的巨大压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用自嘲和黑色幽默的方式来消解理想和人生价值：“现在阶级固化，前途渺茫，就让我们躺一躺吧。”有学者还提出“空心病”的概念，指由于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不知道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人为什么而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早在1980年，“潘晓”给《中国青年》的一封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就曾引发全国空前的“人生观大讨论”。其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怎样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现实社会”、“怎样看待自我价值”等议题，现在看来仍然非常有讨论价值。“人生观大讨论”历时七个月，虽然共识性的结论不多、争议很大，但提高了社会对青年的关注，青年们也开始关注自我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意义。
如果说“人生观大讨论”是一个颇有哲学意味、不乏西方存在主义痕迹的形而上的讨论，那么随之而来的关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讨论，则充满中国本土气息和对现实的关切。
《人生》引发的争议
与一个时代的精神侧影
1982年《收获》第3期上，刊载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人生》的出现，使被终结的“人生观大讨论”以文学作品讨论的方式延续了下来。《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的民办教师工作被村长的儿子顶替，他不得不回到农民身份下地劳动；一直不甘心留在农村的他，在二爸成为地区劳动局局长后，凭借走关系被安置到县委通讯组工作；而就在高加林事业刚刚起步，沉浸在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当中时，找工作走后门的事情被告发，他迫不得已再次回到农村，这是故事的基本框架。在高加林曲折的人生中，他在农村姑娘刘巧珍和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爱情选择，也成为故事的矛盾重心和他人生变化的转折点。
小说一经面世，就轰动了全国。无论是在读者中还是在评论界，都引起了很大争议。高加林的形象，完全不同于同时期其他作品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有复杂的心理活动，在生活中充满个人欲望，为自我实现敢于挑战传统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这样一个复杂、鲜活的人物几乎突破了建国后当代文学的人物塑造谱系，也冲撞了仍旧处于主流地位的革命话语和集体主义。因此，在短时间内，文学评论界形成了一个研究《人生》的热潮。
1982年10月7日的《文汇报》和1983年第1期的《青年文学》分别刊登了一组评论文章，包括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也谈高加林》、邱明正《赞巧珍》、唐挚《漫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蒋萌安《高加林悲剧的启示》、小间《人生的一面镜子》。《作品与争鸣》在1983年第1期、第2期刊发“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上、下）：包括席扬《门外谈<人生>》、谢安《评<人生>中的高加林》、陈骏涛《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读<人生>札记》、王信《<人生>中的爱情悲剧》、阎纲《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
这些评论在初期主要分为两派：批评的一派把高加林视为失败者和悲剧人物，他只顾个人私利、排斥农村生活、没有为伟大事业献身的理想、把爱情当作工具……如《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如何表现革命理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至上等方面批评了高加林这个利己主义者的形象；而肯定的一派则认为高加林代表了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他继承了父辈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又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他有进取精神，为向往的志同道合的爱情做出选择，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年轻人。
这些争论的背后，是旧的话语体系与新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碰撞。1949年以来的青年人生观强调克服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旧话语体系内，高加林的个人追求使三大差别显现得尤为刺目和难以弥合。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的话语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下，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正符合了先进代替落后的发展逻辑。
随着争论的深入，冷静下来的评论家们开始放弃立场，在作品思想高度和现实挖掘深度上评议路遥的作品，一代青年人的处境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底层青年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出身，在一个差别待遇的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许只有高加林这样的个人奋斗者，才能成功。《人生》写出了很多人的困境。苦难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但高加林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路遥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写作，使无数迷茫的青年人开始觉醒，并受到激励和感染，他们在高加林身上汲取了强者的力量和对于理想的大胆追求。
作为向上之路的文学与路遥的人生
《人生》中引用了柳青的一段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成为小说《人生》的经典注解，同时也是路遥人生的最好注解。
七十年前的1949年，路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石嘴驿王家堡村一个贫困的家庭。路遥是长子，父母陆续给他添了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在路遥八岁时，因生活极度贫困，他被父亲过继给了大伯。大伯勉强供他读完小学，就无力再供他读书了。路遥不愿像父辈一样，一年到头在农村累死累活的劳动还吃不饱饭。那时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延川中学，他坚信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必须要上学。在自己极力坚持和周围人的劝说下，伯父勉强答应让他继续上学。路遥的求学生活充满苦难，用他的表述就是“一直在饥饿中挣扎”。这种感受和经历被他写进了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在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也记述了他曾经的那些痛苦和窘境：“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在这样的惨痛回忆中，我们似乎更加能够理解高加林为什么要那么坚定的读书，要走出农村。高加林的故事中，有路遥自己的人生故事。
中篇小说《人生》一共十几万字，但路遥写了三年。1979年他就在计划写《人生》，1981年夏天完成初稿，1982年发表。按时间推断，其间经历了“人生观大讨论”，路遥在种种争论中很可能已经决定好自己作品应该把握的方向。在与阎纲的通信中，路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视角：关注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生活与人生。
建国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初级教育的普及和大量的知青插队下乡，使一大批接受了教育的初高中生被夹在了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之间。像高加林这样有知识的农村户籍青年，他们既进入不了城市又不甘心回到农村务农，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对他们来说困难重重。
路遥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批青年的窘境，是因为他曾遭遇同样的困境与折磨。1968年，曾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县委副书记）的路遥被停职并作为返乡知青回到老家，成为农民。人生突然受到如此巨大打击，所幸路遥还年轻，有远大的抱负。他在养父的帮助下成为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73年夏，全国高校普遍恢复招生，路遥动了上大学的念头，因为文学创作实绩突出，延川县领导推荐路遥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延安大学，毕业后当上《延河》杂志的编辑，很快成为陕西作协的驻会作家。这些人生的起伏为路遥创作提供了独特的体验和对现实的感受。
路遥是通过读书走出农村的，文学给予路遥的是向上的力量。写作之于路遥，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路遥曾说过：“作家的劳动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陕西作家自柳青起，对待文学都有一种献身和殉道精神，路遥更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文学。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所以“青年，青年！无论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平凡的世界》）
文学与人生是如此的密不可分。巴金在他的《灯》里借朋友的话说过：“人不光是靠吃米活着的。”路遥的人生轨迹，《人生》中高加林的命运，都在印证着一个道理：人活着，要有执着的追求，要为追求而坚守，这是精神追求的力量。
平凡的世界之外有不平凡吗
《人生》引发的轰动持续了很久，随着戏剧、电影、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出现在舞台、银幕和广播中，即使不认识路遥的读者也能轻松地讲出高加林和巧珍的故事。《人生》之后，将路遥推向另一个文学高峰的是他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的出版几经波澜，它后来的命运简直是文学和出版界的奇迹。
路遥在1985年秋天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创作完成时他寄希望能够在中国权威杂志《当代》上发表。路遥视《当代》为展示他创作的“风水宝地”，当年为他赢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几经退稿，被《当代》主编秦兆阳发觉并指导修改出来的，也由此奠定了路遥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但这次，《平凡的世界》却没有那么幸运。《当代》的一位编辑看过书稿后，觉得内容平淡，节奏感不强，果断地退了路遥的稿子。全国杂志社和出版社那么多，路遥怀着总会有伯乐懂得它价值的心态继续投稿，没想到这部书稿的厄运还在继续，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没能看上这部稿子。这部差点搭上自己性命创作的小说，就这么一再遭受拒绝和冷遇。不得已，路遥通过朋友找到了广州《花城》杂志社副主编，在得到肯定后，《平凡的世界》最终得以在《花城》1986年第6期上发表。之后，《花城》联合《小说评论》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可评论家们平淡的反应还是给心头火热的路遥泼了一盆冷水。
路遥如此看重《平凡的世界》是有原因的。中篇小说《人生》在全国声名鹊起之后，路遥并没有要安享这份声誉，他立志要做的是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以一部作品记录整个时代，并且要全景式的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生活。为了要完成这样一部充满雄心壮志的巨著，路遥在写作前花费了整整三年时间收集资料做准备工作，他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记录了那段枯燥、劳累、煎熬得让人发狂的生活，为了了解十年间发生的国内外大事，他几乎翻阅了这期间的所有报纸，“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靡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而在为这部小说安排情节、设置人物时，路遥甚至冥思苦想得失去神智。凡此种种，换做常人早就放弃了这种炼狱般的生活，路遥那难以压抑的勃勃野心和他对文学无比虔诚的信仰让他坚持了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当代文坛，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久违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文艺思想，狂飙突进地涌入中国。兴奋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沉浸在西风之下如痴如醉，路遥这种过于保守的现实主义创作显然不能引起他们的任何兴趣。当然，路遥本来就不屑于与那些现代派、先锋派和形式主义一争高下。在他眼中，那些追赶新潮的作品不过是对西方文艺的拙劣模仿，他甚至对当代文学批评也非常失望，认为这种脱离了中国本土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创作终归是东施效颦，而他的《平凡的世界》就是要给这些行为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这部庞大的作品，要证明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但现实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最终是被当时一位入行不久、因错失贾平凹作品而无颜面对出版社领导的年轻编辑，作为弥补失误的稿子而侥幸出版。在出版后，这部作品依然不被出版界和评论家看好。甚至当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学院派”依旧质疑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并认定它能够获奖完全是因为迎合了特定年代的国家意志。
就在《平凡的世界》在文学批评界和“学院派”遭受冷遇时，奇迹发生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广播剧的形式播出《平凡的世界》后，大众反响空前，直播听众超过3亿人，电台、出版社和路遥收到听众和读者的来信近万封。《平凡的世界》自此持续火热，即使在每年出版近万部长篇小说的今天，它依然高居畅销书榜，并被列入高中生必读书目，在各大高校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中名列前五。而在网络上的各种关于读书话题的讨论中，时常也能见到有人推荐《平凡的世界》，读者真挚的留言让人感慨，路遥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影响。
《平凡的世界》其实是《人生》故事的延续。孙少平、孙少安分别在现实中实现着高加林可能选择的两个人生方向：远走高飞，到大城市中发展自己的前途；扎根农村，在改革背景下回乡致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如果仅仅是两个青年的成长故事，《平凡的世界》可能并不会赢得那么多的读者。路遥在这部小说中，依旧关注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命运与生活。少平、少安坎坷的奋斗之路，让很多青年人在迷茫困顿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共鸣。生而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但在极度苦难中保持自尊，在欲望与现实的撕扯中相信理想，在肉身受到折磨时依然保持精神昂扬，是《平凡的世界》给那些在苦难中奋斗着的青年人最温暖的抚慰和最具力量的精神引导。
时至今日，书中那些激昂、感慨的句子仍然让人怀念：“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理想主义之作，孙少平、孙少安的人生故事讲述了在平凡的世界中，人能够如何的不平凡。但在《路遥的时间》（航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中，我们却见证了一个不能逃离平凡人生的路遥。1991年《平凡的世界》让路遥成为陕西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一人，这部书在出版时给路遥带来的挫败感早已烟消云散。然而此时，距离路遥病逝却只有六百来天，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路遥已经进入了生命最后的时光，尤其是路遥自己。
与文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路遥的现实生活却是一地鸡毛。由于经济拮据，他不得不让身边的小兄弟航宇以自己的旗号编辑报告文学集，这是当时文化界人士解决生活经济问题的常用手段。文人的窘迫大概文人最清楚，路遥的窘迫只有一直在他身边的小兄弟航宇最了解。虽然路遥在作品中善于塑造那些自力更生、奋发向上的农村青年形象，但他自己的弟弟九娃却没文化没能力，在父母的胁迫下，路遥不得不求人，四处靠脸为九娃谋份工作。此时，在写《平凡的世界》时破坏的身体也突然爆发危机，强烈的自尊心使路遥一直隐瞒自己的病情，直到住进医院。在病床上，虽然动弹不得，但路遥还是勉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和平地结束了这段早已没有实质内容的婚姻。在最后的日子，路遥身边的至亲一个一个离他而去，他曾经的精神依靠弟弟王天乐也跟他突然疏远，路遥在病痛与愤怒中与王天乐决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所面临的那些人生考验，路遥也在经历，只是当他面对这些阴暗的生活时，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撑，最终被围困在了人生的陷阱里。
正是因为需要面对生活的破碎和无奈，人生需要那些不平凡的东西，在《平凡的世界》中也有种种不平凡的人生。这是路遥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