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勇，1981年出生，1999年以一篇《来自沈庄的报告》获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保送北京大学。现任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随笔集《所谓青年》《在北大散步：胡四的故事》等。
提起新概念作文大赛，很多人会脱口而出韩寒、郭敬明的名字，但若时间拨回到2001年，陈佳勇才是当年媒体竞相报道的宠儿：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得主，“一篇作文进北大”的神话，让这个青年人的名字走进了文坛。获奖作品《来自沈庄的报告》，被铁凝评价为“用超越作者年龄的文化批判目光，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的阅读视野，也拉近了我和这一代青年的距离。”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陈佳勇做过记者，又任职于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副总裁。如今，阔别文学17年的陈佳勇，带着长篇小说《老板不见了》再次回归，他说，“文学是片自由思维、自由表达的净土”，而写作这本小说，也是在某种意义上与过去的自己做了一次彻底的决裂。
寻找内心的平衡，这是一个永恒的写作主题
问：很多人知道你的名字都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开始的，那时你就已经在文学上展露出天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开始尝试写作的呢？
陈佳勇：我读初一时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始于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之后各种散文、随笔、小说较频繁地发表在各个报刊，大学期间还出版了两本个人著作。而当时的“被人知晓”“被人关注”，源头还是1999年7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作文上大学》报道，那篇报道一下子点燃了全国对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关注，也引起了公众对于那一批“文学少年”的热议。
问：在“一篇文章进北大”之后，北大中文系就读的四年中你收获了什么写作上的裨益，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陈佳勇：在北大中文系的四年本科就读，最大的意义在于人文视野的开拓，并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这对于我个人价值观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也培养了我相对客观、理性的思维习惯。这样的思维习惯，虽然后面没有用在学术道路上，但对于我踏入社会后处理各类社会事务、职场事务，仍是十分有帮助的。
问：你也做过记者、电影人、投资人等职业，在这些职业身份的转变中，你是如何选择和平衡的，这些生活阅历又给你的小说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陈佳勇：刚才讲到的那个相对客观、理性的思维习惯，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会帮助我尽快地厘清周边的复杂局面，适应社会角色，但一旦进入到一个稳定期，这个思维习惯也会限制我在商业上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你的“商业欲望”不够强烈，主观意志和创业激情的“缺失”，也会阻碍我管理的企业不够“进取”，过分“求稳”，事业格局也不大。
当然，面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时候，这个思维习惯，又会让人体验到它相对比较正向的意义。而在这些起伏和反思中，无形中却收获了大量的生活体验，是一般写作者所无法体会到的，简单说来，就是在动荡中努力寻找内心的平衡，这是一个永恒的写作主题，有说不尽的故事。
最优秀的作家，可以窝在一个小小的墙角写出整个世界的宏伟
问：你曾说《老板不见了》这本小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场上尔虞我诈、小人物走上巅峰的商战作品，而是关于形形色色的人，在商海浮沉中找到自己、找到人性的故事，你是怎么通过小说去表现你追求的这个精神内核的呢？在你看来，在写法上这本小说和别的商战小说是怎么区分开的？
陈佳勇：小说故事呈现的是虚构的世界，最优秀的作家，可以窝在一个小小的墙角写出整个世界的宏伟。但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而言，尤其是现在互联网影响下的这好几代人而言，我们太沉浸于那个虚构臆想的世界了，如果你仔细看身边的那些故事，深度挖掘的话，其实有很多可以书写的内容。我们的写作者，也不能全都窝在墙角里写世界，有很多故事题材，是可以用一种偏“写实”的手法，用虚构的“故事内容”叠加真实的“故事背景”，进行写作手法上的突破。《老板不见了》的故事线是贴着时间轴走的，看似在讲各种财经新闻事件，里面确实也有迹可循，但是，核心的人物与故事，我都做了技术处理，我要的就是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若干年后，大家也可以不把它当成小说来看，而是看成2008年金融危机后诸多真实财经事件的某种“文学化描述”。
问：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怎么平衡创作和日常工作的时间？
陈佳勇：2003年大学毕业后，我的文学写作其实就中断了，到了2004年改行从事影视工作后，就彻底绝缘了。这次写作《老板不见了》，更像是一次回归，是通过文字书写找回自我的一次“返乡之旅”。远离写作的这17年里，我偶尔也会写一些“美食小品文”和“哲学思辨文字”，通常都是拿来“解压”，或者拿文字来做“消遣”，就好像一个手艺人，时不时地拿起原来的工具，做件小东西的那种感觉。
通过现实工作的“高压”，来对冲写作瓶颈的“高压”
问：这本小说的写作历时9个月，你是否有遇到瓶颈、写不下去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写作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是如何突破的？
陈佳勇：这次写作《老板不见了》，再用原来的那种“消遣”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在一稿写作的那9个月，因为我没有整块的时间，因此写东西都是在晚上或者出差路上，或者遇到工作压力特别大，必须通过写作来“解压”的时候，干脆一把写痛快。但遇到了好几次瓶颈，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去外地出差，去处理我工作上最难处理的一些事情，通过现实工作的“高压”来对冲写作瓶颈的“高压”，达到一种平衡。这个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在二稿写作的两个半月里，也发生了好几次，让我意识到写长篇小说确实特别艰难。
问：在这本书的后记你写道，“从自身而言，也到了非写不可的阶段”，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开始写作这本书呢？
陈佳勇：这篇后记是今年疫情期间写的，那个时间节点，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最紧张、最焦虑的时候，所以，后记里也确实有许多反思。我大学毕业后，整整17年的职场生涯，《老板不见了》就像是一次系统的梳理和回顾，读者朋友们可以看到最早一批80后人到四十后的一种心态。但这篇后记，等于是现在的我和前面17年的我，做了一次彻底的决裂。某种程度上，《老板不见了》是一部“反思之作”，面上写的是各种“光怪陆离”，内里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在反思，这些“光怪陆离”究竟值不值得我们继续去追逐？这次疫情，诸事停顿之际，这个思考特别直接，也特别及时。
问：你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天赋、努力、社会阅历和想象力这些因素哪个更加重要？
陈佳勇：过去写小文章的时候，觉得个人趣味、文字技巧这两点最重要，这次写长篇小说，明白一个事，就是写作者能否展开自己的内心，真实地和这个世界进行对话，这点最重要。当然，如果一个人的阅历不够丰富，观察也不够细致，打开了也是白打开，没用，里面全是一包草，无病呻吟那种，还是别打开了。
问：有人说“好看”这一品质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越来越难得。如何写出一本读者喜欢又“好看”的小说呢？您认为一部小说“好看”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才能写出一部好的小说？
陈佳勇：我觉得一个作者，只要是“用心”去写，而不是一味地用“写作技巧”去写，总体而言，这个作品肯定不会太差。至于“好看”与否，确实很难评价，目前的快生活节奏下，静心阅读的氛围很稀缺。书有好有差，但阅读这件事情本身，肯定不是什么坏事。
问：对你而言，阔别文学、在广阔天地中打拼17年后再回首，你对写作这件事有什么样不同的理解吗？你觉得写作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陈佳勇：文学是一片自由思维、自由表达的净土，尤其是最近几年，日常工作压力巨大，职业身份积聚越来越浓厚，但个体身份的认知却越来越背离。当年放弃写作的初衷，是为了“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然而，当这些实际的事情庞杂到使人“异化”的时候，有时也会羡慕那些坚持写作、有所作为的朋友们。
远离写作17年后的这次回归，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写完《老板不见了》之后，首先是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局限性”，我终于肯承认，在有些事情上，我确实没有能力，我不是“无所不能”的。其次，《老板不见了》就像是一个分水岭，我和前面17年的自己做了一次“决裂”。等到新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同时也在《当代》杂志上全文发表的时候，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发生了一次“巨变”，从事了16年的影视工作，我彻底放下了，而且断得非常决绝。我也没想到，我自己的职业身份，居然和我的小说名字“神同步”了，书出版了，我这个所谓的“影视公司老板”身份，也真的不见了。但我告诉自己，每一次的清零，每一次的转身，只要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大体上都是不差的。再说了，人都是第一次为人，也只能活一次，成功与否都是相对的，自己和自己和解了，才是真的“岁月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