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猴作为一种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在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视为一个有灵性的物种,凝集着饱满而丰富的文化意蕴。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动物崇拜的图腾文化,然后历经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养分的滋养,呈现出多元复合的文化个性,并在历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展现出不同的绰约风姿,最终在禅意情结和世俗情怀这样的天平两端实现了某种最大程度上的共识,成为一种精妙地诠释文人心境和凡夫心态各美其美的独特文化符号。
从历代典籍和文人诗词中对猿猴的描述和吟咏中可以看出,它所蕴含的文化性格与其本身的生活习性不可分割,并在各种特定情境下赋予其不同的文化个性。约略如此:以其好动敏捷的特性赋予其尚武的精神,比如李白曾写有“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诗句,最常见的就是传统武术中的猴拳;以其最通人性的特点代指君子的形象,比如《太平御览》中有“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之说;以其好动特性而阐述修心的禅意,如《维摩经》中“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可调服”的譬如,《西游记》中更是多处以心猿意马之说来诠释佛法精妙奥旨;此外,寓意长寿、封侯的说法更是在民间文化中成为一个不约而同的经典寓意。
而在传统绘画领域,猿猴图的出现和发展,正是沿着这样的文化脉络而生发并展现出各种回味悠长的文化寓意。而这一题材的出现,在绘画史的记述中带有一种传奇的色彩,据说北宋时期画家易元吉早年十分喜爱画花鸟蜂蝶之类的题材的作品,但他看到同时代的赵昌的此类作品之后觉得此生无论再努力也只能屈居其下,于是另辟蹊径改画猿猴,并以猿猴图这类绘画而终登圣殿,成为画史上第一个以画猿猴而名垂后世的千古一人。他的猿猴图充分体现了宋画那种精妙入微的写实功力,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润泽无暇的毛发,而在神态的刻画上更是现实出巧夺天工的神来之妙,或攀援嬉戏于树枝之上,或蹲踞静坐于溪水之畔,精准地将猿猴在活动中一刹那的神态固化在画面之中,在动与静之间最大程度地捕捉出那种瞬间即逝的动静相谐之美,这样的美学特征具有一种近乎超写实主义的风格。比如他的《猴猫图》从整个画面来看,一只脖子上系着一根绳子的猿猴被系在一截钉在地上的木桩上,怀中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猫,初看上去带有一种母子其乐融融的意味,而在旁边,还有一只猫弓着腰带有一丝惊恐的神态注视着他们,这样的静中寓动画面构成蕴含着谐趣滑稽的味道,从而使整个画面之中流淌着一种妙趣横生的情绪。而《三猿捕鹭图》则是动中寓静,通过三只猿猴捕捉鹭鸟的场景的描绘,活灵活现地展示出一幅自然生态之美,猿猴和鹭鸟之间的呼应使整个画面充满着一种灵动和谐的韵味,同时暗含着侯和禄的象征意味,隐隐中含有一种封侯得禄的吉祥寓意。易元吉的猿猴之作开启了猿猴图这一题材的先声,同时也赋予了这一题材的某种后来约定俗成的符号化的寓意。此外,易元吉的《蛛网攫猿图》《乔柯猿挂图》等作品更是使这一题材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无穷魅力。
有宋一朝,随着各种传统文化的加持,铸就了猿猴图这一题材的文化意蕴的基因,从而使这一题材越发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应该来说,这一题材本身的写实性特征就具有无穷的审美魅力,而猿猴的天性特点更使之在观照人生百态方面具有独特的先天优势。延续着易元吉风格的各类猿猴图在宋元时期佳作迭出,比如毛松的《猿图》、佚名的《枇杷戏猴图》等等,这些院画派的作品在写实性的描绘猿猴的生活百态中更隐含着一种吉祥的寓意,从而使这类画作散发出一种典雅温婉的艺术特色的同时更引人无限遐思。而随着禅宗文化的兴起,猿猴图这一题材却又花开两支在文人画中呈现出另一种深邃悠远的况味,在降伏制御其心中展现出浓浓的禅意,体现出“心猿意马就羁束”的禅境、禅机和禅趣。这一派从刘松年的《罗汉图之猿猴献果图》等佛画中猿猴作为一种配角而逐步独立出来,最终在牧溪、颜辉等人手中定格成型。比如牧溪的《松猿》《双猿探月图》《岩猴图》等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以一种简洁凝练的笔法语言,通过猿猴的活动场景的写照,动中取静,闹中觅幽,在不露声色中将那种追求心灵宁静的禅趣娓娓道来,给人一种顿悟的感觉。而颜辉的猿猴之作显然继承了牧溪作品的内在风骨,但在技法表现上又有效吸收了院画派那种细腻温婉的外在风貌,他的《猿图》《挠猿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特点。而《挠猿图》的禅意更是令人会心一笑,画面描绘的是一只猿猴挠痒的场景,背景中的枯干等采用写意的笔法绘就,而对画面主题那只挠痒的猿猴的刻画则更多的汲取了院画派细腻的笔触,在虚实对比中汩汩流淌着浓浓的禅意。但宋元之后,这种风格的禅画在传统绘画史上由于不受待见而渐至销声匿迹,但却墙内开花墙外香地在东瀛日本开枝散叶,这种东方艺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插曲,却无心插柳成就了一曲域外传奇佳话。
而随着历史的沿革,明清时期猿猴图这一题材最终回归到吉祥寓意的表达之上,并在契合民间文化心理的基础上使这一题材达到了新的巅峰,最终形成了封侯图这样一种经典的构图模式和寓意表达。明代明宣宗朱瞻基的《猿戏图》中的天伦之乐给人印象深刻,画面中一母猿紧抱一小猿,小猿伸出长臂与树上公猿相互呼应,这样的场景更像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家三口的嬉戏场景,使整个画面带有一种俗世的情怀,寓意着渴望家庭生活幸福和美的心理渴望。而这样的世俗情怀成为这一时期猿猴图的主流寓意表达,并最终在清代沈铨的笔下达到了一种全新的集大成的范式,既有那种诠释家庭生活和美、寓意健康长寿等这样的吉祥如意的含义,更诞生出一种封侯寓意的图式。比如他的《蜂猴图》就是这样的经典之作,画面上方一只猴子在树上俯身捅蜂窝,而下方溪水边的石块上画有四只猴子,两只猴子抬头注视着上方那只猴子在捅蜂窝,其中一只猴子的怀中还抱着一只小猴,这只小猴和另外一只猴子俯视着潺潺的溪水,整个画面的叙事性和象征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刻画出天伦之乐的同时更包含着一种期望子孙封侯的心理。这种世俗情怀符合着芸芸众生的心理热望,从而使这一题材受到广泛的追捧,清代任伯年以及近现代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人都创作过这样充满着世俗情怀的猿猴图,这些作品中的吉祥如意的内在含义使之成为一种最受民间喜闻乐见的图式,昭示着一种最淳朴而亲切的文化心理。
猿猴图这一题材的发轫与滥觞,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原初的出现乃是一种原生态自然主义的写实性描绘。但在传统文化养分的滋养和润泽下,这种写实性的画面之下又被注入不同的文化寓意,既有抒禅意情结的内心观照,又有写世俗情怀的外在祈盼,而这两种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有着超越自我上的一致性,在参悟生活的百般滋味中寻求一种生命本质意义上的突破和圆满,才是这一题材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