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日本征服中国的图谋始终没有得逞，深陷中日战争泥潭的日本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了维持国内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不仅从当时的朝鲜半岛掠夺大量劳工，也把主意打到了中国头上。
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应日本矿山和土木建设等产业部门的要求，通过了《有关华人劳务者内地迁入有关事宜》，决定掠夺中国人到日本参与重体力工作，根据统计，日方从中国掠夺了近4万人，送往本土参加危险劳动。
这些人大部分是战俘或者被日本绑架的壮年劳力，到日本后被当时日本厚生省分配到日本各地的 35家公司的 135 个作业场，北至库页岛，南至琉球。日本东北三县（青森、岩手、秋田）是传统的铜产地，1944年起， 986名中国人分三批被强掳到当地的鹿岛组（现为鹿岛建设公司）花岗事务所，大队长为原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 团的上尉连长耿谆。
耿谆
这些中国劳工受到的折磨难以想象，中国人被关进了名为“中山寮”的收容所，每天干十四五小时的重体力劳动，而供给却只有极少数的米以及橡子面，即使到了严冬也只能穿烂得一缕一片用麻绳打满结的破烂不堪的衣服。而日本监工更是不断对他们进行殴打折磨。
战后日本正义人士制作的版画，揭露日本军警对中国劳工的暴行
死亡的中国人，被日本人草草火化，由于极度的饥饿，甚至有一名苦工偷偷吃这些死人的人肉！事后这个劳工极度痛苦，跪在了耿谆的面前要求打死他自己。
在这种非人的待遇下，中国劳工死亡率非常惊人，仅半年时间就死去200多人，到了1945年5月，死亡了300人，不堪欺辱的中国劳工心中开始萌发反抗的念头——暴动！
这支中国人队伍中有共产党员，有北方抗日游击队员，有抗日的国民党官兵，还有工人、农民和小商贩，很快以前军人为首的指挥部骨干便建立起来。耿谆为领袖。原本这些人也有所犹疑：一旦失败，几百人的命怎么办？
但是，一天，旁边的朝鲜劳工和他们有了接触，这些朝鲜人和中国人同病相怜。一名朝鲜人借吸烟借火之机靠近他们，急忙掏出纸笔写“中国”、“朝鲜”字样。又用笔一圈，表示：两国是一家。又写“日本”二字，握紧拳头以目示意：“要痛打”。这给予中国劳工很大的信心，而劳工中的翻译于杰臣透露：日本已经日薄西山，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加之日本人的残暴变本加厉，一名叫薛道同的工友因为饿急了到花岗一朝鲜人家，朝鲜人看他可怜给了他一个馒头，被日本人察觉后，薛道同竟然被毒打致死，而凶器中甚至有极度侮辱性的牛鞭，这让中国人暴动的决心坚定下来。
暴动日期原本定于6月28日，但这一天的值班人员是对中国人比较友善，经常偷偷给予中国劳工粮食的一个年轻日本人（当时被中国人称为“小孩太君”），劳工们不想伤害他，于是计划推迟了2天。
“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在50年后与耿谆重逢，大声痛哭
原本的计划是，深夜杀死监工后，去弹药库抢夺枪支弹药，之后袭击美军战俘营和警察署，再之后逃亡北海道，夺船回国！
1945年6月30日晚，暴动开始！700名中国劳工起义，迅速杀死了4名日本监工（6个日本监工中，有一个老人和之前说的“小孩太君”对中国人极为同情，没有害过中国人，反而经常进行照顾，故没有收到伤害）。但暴动时出了问题，行动被日本警察察觉，于是中国劳工被迫集体逃亡，耿谆在此时仍然保持了中国军人的风度，告诫同胞们不能伤害平民。
之后中国劳工遭到日本军警血腥镇压，大量人员被俘，死亡劳工的尸体被放置了10天之后，在花冈矿业所的朝鲜人用手挖了3个大洞，将之掩埋了。根据统计，在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下，有130多名中国人死亡。
耿谆原本打算自尽，但没有成功，只昏死过去，醒来后发现已经和几十名同胞一起被俘。之后，他们受到严刑审讯。被俘的中国劳工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日晒雨淋，侮辱毒打。
1945年9月11日秋田地方法院判决，因国防保安法、战时骚乱杀人事件等，中国大队长耿谆等13人被起诉，耿淳为杀人罪，判处死刑。其余11人为无期徒刑和15年、5年等徒刑。
然而，由于此时日本已经战败，很快美军过来接管了日本，对中国人的虐待当然立刻取消了，而日本人则被关押。1945年9月到10月，在花冈町观音堂的联合国军俘虏收容所（仙台第7分所）进行调查的美军视察了中国劳工居住的中山宿舍，发现了被放置的中国人的遗体和幸存者。美军进行了正式调查，得知了日军暴行。
1947年开始的美军第八军在花冈BC级军事法庭（横滨法庭）上审判这些日本暴徒，8名日本人被判有罪，共计6人被判刑，其中绞刑3人，无期2人，1人为有期徒刑20年。（之后，由于美军放松对日本的管制，罪犯获减刑，日本战犯在1955年之前全部被释放。）
986名中国劳工中，幸存的只剩530余人。
位于当地的中国遇难者纪念碑
花岗暴动给日本朝野很大震动，1960年代后半期，居住在秋田县能代市的日本作家野添宪治等人，以相关人员的口述为基础发表了报道，被强制带走并幸存下来的中国人大部分在日本战败后被送回大陆，但也有极少数留在日本的人。
1980年代，最后残留日本的刘智渠、宫英俊、李振平4人在作家石飞仁的帮助下，开始对鹿岛组的后身鹿岛建设株式会社进行赔偿交涉。1987年6月，耿谆时隔42年来到日本，出席了大馆市主办的中国殉难者慰灵仪式。
花岗所在地，秋田县花岗市如今每年都会纪念此事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对日本的追责也在进行。1989年，“花冈事件”的幸存者聚会北京，成立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并向鹿岛建设公司发出第一封公开信。1995年6月28日，11名受难者代表组成原告团，正式在东京地方法院向鹿岛公司提出诉讼。2000年11月，“花冈事件”中国劳工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与被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赔偿5亿日元。
花岗暴动遇难者遗孀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然而，日本政府却一直对此事拒绝道歉和赔偿。
作者：云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