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快来救救我吧，快快救济我的孤儿女吧。”
1939年8月，叶紫在流着眼泪喃喃说出这句话后，终于永远闭上了眼睛。彼时的他，才29岁。正是风华飞扬的年纪。
说起叶紫，许多人在脑海中搜寻一番后，仍表示“查无此人”。可是如果说起萧红与萧军，大抵是没有人不知道的。这两位东北青年初到上海时，除了梦想一无所有。最后在鲁迅的提携下，很快打响名声。
而在推出萧红与萧军的同时，还有一位新青年叶紫。鲁迅为他们仨编了一本《奴隶丛书》，其中他为叶紫的《丰收》所作的序，影响最大，叶紫也因此得以在文坛中小有地位。
以现有的作品来看，即便叶紫较之萧红要逊色一些，但也不让萧军，所以，如果他能活到萧军的年纪，大抵也不会如现在一般寂寂无闻的。
叶紫的一生虽然很短，但却充斥着死亡和贫穷，疾病和痛苦。他才22岁时，鲁迅就已经被他的故事震撼，并说到：
“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
1910年10月，湖南益阳的的一个农民家里，叶紫出生了。虽然是农民，但是这家人却比较特殊，一家人都是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5年，长到15岁的叶紫被叔叔送往武汉军事学校学习。而此前，他已经与同乡的汤家姑娘订下了亲事。
两年后，他的父亲和二姐死于军阀曹明阵刀下，大姐和叔叔一家逃命外乡，至于他的外祖母、婶婶、三叔等家人，则相继离世。家里只有精神失常的母亲。
显然，叶紫的处境也异常危险，幸亏有岳父汤汉卿的帮忙，才得以逃走。自此，他开启了流亡生活。
两年多后他到了上海，才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开启了他的革命和写作生涯，而在此前他刚结束8个月的监狱生涯。
出狱后，他与特意跑来上海等候在外的未婚妻汤咏兰完成了婚礼。婚后迫于生计， 他曾拿着教鞭站在讲台上，他做过警察，还卖过书，最后才站在了写作这条路上。
然而相对于其他作家，他的路走得实在太跌宕。
彼时的上海，于那些“孤家寡人”而言，靠煮字疗饥，最多也是吃不饱饿不死。而想要靠一只笔杆子养活一家人，那面对的将是狼狈不堪的处境。
叶紫就是第二种。在他的身边，除了一对儿女和妻子，还有一个精神不太好的母亲。
妻子显然不具备工作的能力，一家的担子都得由他一人来挑。
彼时叶紫的经济来源，就是《丰收》的出售所得，这一本书还是当时鲁迅出资帮忙印的，版权全部归他。然而书店难免有拖欠的时候。如此一来，他就不得不指望最后一种方式——借钱。
据说当时上海的文艺圈，凡与之相熟的朋友，没有不被叶紫借过钱的。而前面我们说过，那些朋友大多也是泥菩萨过江，又怎么可能一直拉扯这位朋友？
所以，更多时候，叶紫都是跟鲁迅借，毕竟在那个时期，鲁迅的收益一直遥遥领先于同行，是名副其实的大v大ip。
自1934年4月与叶紫建立通讯开始到去世，鲁迅的日记就有69处提及叶紫这位年轻人。而这六十九处中，关于叶紫经济困难的就有27处。
从日记中来看，凡叶紫借钱，鲁迅没有一次拒绝。此外，每每鲁迅主动到叶紫处看他时，都会顺便带几个烧饼过去。多年后叶紫的妻子汤咏兰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感动不已。
因为饥寒交迫，原本生龙活虎的年纪，叶紫却病倒了，而且这种病在当初根本无药可治，只有绝对优良的环境才有一丝生存的希望，那就是肺病。
可怜的是，生病和贫穷还只是物质和身体上的折磨，妻子汤咏兰的作，才最令叶紫感到焦头烂额，精神上倍感痛苦。
汤咏兰虽自小生活富足，但到底也是农村家庭，她不具备像丁玲和萧红这样经济独立的条件，也不能有许广平这样的社会地位。然而，只能依靠丈夫生存的她，却对家庭的处境视若无睹，一味的懒散和虚荣。
她爱赌博，有时候一个月一家的花销，都不如她的赌资多。譬如在叶紫的日记中，提到1939年的二月收支账，叶紫的稿费加上朋友们捐赠，一共有43.75元，可是最后收支相抵还是欠了27.81元，而他们一家月用才26元。而这欠下的钱，就是因为汤咏兰打牌。以至叶紫曾于日记中记录：
“半月天前，我严格地叫永兰不许打牌。”
此外，在叶紫日记中，我们还能看到即便在丈夫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汤咏兰仍能毫无包袱去亲戚家喝喜酒，一走就是五六天，这五六天自然包含她打牌的时间。
丈夫卧病在床，一家花销大多靠别人支助和借钱，妻子却能心无旁骛做着富太太做的事，实不多见。
除了此外，更让叶紫痛心的是，汤咏兰因为一颗虚荣心和自私心，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1935年，汤咏兰带儿子维太回家探亲，当她再回到上海时，维太不见了，旁边的孩子换成了她堂兄的闺女玉衣。
她与叶紫解释，称堂兄要将玉衣卖掉，她才将她带回来，而为了不给叶紫增加经济负担，她又将儿子放在父母那里抚养。
一切都说得合情合理，让叶紫无以言对。
可是，事实上呢，玉衣到了上海，却被她当成小佣人使唤。她的亲儿子不在身边，她则免去了养育孩子的辛苦，而那些不明就理的家乡人，则认为她与丈夫在上海过得多么风光，连堂兄的女儿都能被恩及，艳羡不已。
意外很快袭来，几个月后，叶紫最先接到家长的来信，告知家乡遭遇水患后瘟疫横行，儿子维太不幸染上，不治身亡，他将这巨大的痛苦写成一篇散文，名唤《殇儿记》
母亲听到此噩耗，由不得扑向叶紫，将他的衣裳揉成一团，哭到声音嘶哑，直骂叶紫狠心，不知爱惜自己的儿子。
这件事给叶紫留下了心理阴影，一生挥之不去。
正因娶妻如此，所以一众作家中，叶紫的家是最不像家的，他在日记中自认为家庭“混乱、马虎、黑暗，以及一切不合常理。”所以朋友们都很失望，有的渐渐与之疏远，有的甚至厌恶。
而这一切，当然都是家无贤妻引发的。
如前面所言，少年时被家仇填满胸膛，中年疾病缠身的叶紫，就如黑暗中行驶在风浪中的小船，而鲁迅成了指明他方向的那一盏灯。
他的作品，大多经过鲁迅的审核修改，他在信中不厌其烦地给他指出各种问题，并提上建议。为了使他的小说发表时能做到图文并茂，吸引读者，鲁迅甚至掏钱请来版画家为他刻制插图。
此外，对于因卧病而抑郁不安的叶紫，他信中也隐隐约约提及自己的病情，以达到同病相怜，互相鼓舞的效果。
对于叶紫和萧红这几位小青年，鲁迅一直用父亲的胸怀去接纳和包容他们。而叶紫有时却如任性的孩子，有时又显得不那么懂事。
譬如在他们的信件往来中，对于鲁迅的身体虚弱和工作繁忙，叶紫极少有问候之语，多是开门见山要求改稿和借钱。
有时，他甚至会做出“慷他人之慨”这种事来。他的朋友出版一本政治读物，他竟然请鲁迅为其写序，鲁迅哭笑不得：
“那可真像要我批评诸葛武侯八卦阵一样，无从动笔。”
一旦依赖成为了习惯，那么不合理的索求，便会变成了理所当然。
某次，叶紫致信鲁迅，称周扬有“公事”相约，要求鲁迅务必应邀，言语盛气凌人。鲁迅很不意外地拒绝了。似乎后来叶紫有所责备，所以后来鲁迅又回信到：
“我身体弱，而琐事多，向来每日平均写回信三四封，也仍然未能处处周到。一病之后，更加照顾不到，而因此又须解释。所以未写回信之故，自己真觉有点苦痛。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的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教我出外，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
当然，写完这封信后一个月后，在听到叶紫住进医院后，马上给他送去50元钱，并嘱咐其好生静养。
两天后，鲁迅辞世。自此，叶紫再则遇到一位能给他父爱的人。
次年8月，上海开始动荡，叶紫一家不仅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就连生命安全也出现了威胁。他决定走为上策。
二萧
正为路费发愁时，他的一个亲戚上海的房子被炸毁，正在找房子住，叶紫知道后忙让出自己租住的房子，对方为他筹到一笔回乡的路费。
他们回到了家长益阳。
只是，回到益阳的叶紫越发困顿，他家经常断粮，每每隔几天就有一天吃不上饭，加之本身疾病缠身，最后，他终于倒在了病床上。
临死前，他仍挂念孩子会饿死，而他唯一能指望的还是那些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