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2日，上海近万民众，在没有接到邀请、没有预约的情况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处，乌压压簇拥着一具灵棺，自万国殡仪馆出发，默默走了数十里，至万国公墓而止。

灵棺里睡着的是一代“民族魂”——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葬礼

1927年10月3日，他与许广平自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原本抱着“看一看”的心态，不想这一“看”，就是9年。

这9年里，他们在景云里生活了两年多后，搬至拉摩斯公寓，又过了三年，才住进了大陆新村9号，而正是在这里，鲁迅结束了他赤诚激荡的一生。

故人不在，尘间恍若隔世，今天的大陆新村9号，外观上，这不过是一栋普通的红墙铁栅三层小楼，可因为“鲁迅先生故居”几个字，让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小楼里的摆设，仍旧是鲁迅逝世前的样子，作为客房和婴儿房的三楼，墙上还挂着婴儿画像；二楼朝南的主卧室，桌椅文具皆摆放齐整，几净窗明；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一个大装饰柜里还摆放着儿童玩具、哑铃这样的物件，错落有致。

在这一座古朴而风雅的小楼里，可以追寻不少文人的芳踪，瞿秋白曾在这里写作；二萧曾在这里盘桓逗留；冯雪峰曾在这里短住……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被恐怖气氛所笼罩，而在这片白色海洋中，鲁迅的家，是一个鲜亮的“红点”。

鲁迅故居

然而，今人在透过斑驳的墙壁触摸这位伟人的灵魂时，很少想过，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打算到要搬离此地的，甚至在逝世前两天，仍在急迫地想要搬走。

1975年，鲁迅逝世39年后，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座谈会上，他的弟弟周建人说出来深埋心底多年的疑惑：

鲁迅逝世前的确是非常着急地想搬房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是个谜。鲁迅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说叫我给他找房子，并说我订下来就可以了，不要问他。他为什么要急于搬，我没问他。

在《鲁迅日记》中，1936年10月17日的页面上，“夜三弟来”四字也证实了周建人当日到访的说法。据许广平后来记载，那天傍晚周建人就来了，当天鲁迅精神似乎极好，和周建人直谈到了夜里十一点。

次日，当周建人再到访时，鲁迅病情急转直下，可他仍急于要搬家，这一天，他亲手写了“ 周裕斋印”四个字， 让周建人去刻一个图章，作租房子订合同之用。谁承想，图章还没刻成，房子更是还没寻到，10月19日，鲁迅就告别了人世。

许广平与周建人

鲁迅究竟为何急着搬家？关于这个问题，常见两种说法：

一，逃离“走狗”李秉中的视线。

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李秉中，很自然就结识了鲁迅，师生两人于1924年开始往来。在鲁迅离开北平后，二人仍有书信往来。鲁迅曾与其不少帮助，李秉中对鲁迅也颇有敬爱之心。

鲁迅定居上海后，李秉中也在国民政府任职，但二人仍旧保持联系，甚至很多时候，李秉中还会前往鲁迅的住所探望。在鲁迅日记中，可见李秉中赠周海婴衣裤、鲁迅夫妇回赠其饼干等记载。

就现有的资料可见，在鲁迅逝世前两个月，李秉中曾致信鲁迅，表示愿意为其解除“通缉令”一事效劳。很自然的，此信也被人们认为是李秉中在奉命“招降”鲁迅。

所以，这也就成为了许多人眼中，鲁迅迫切搬离大陆新村9号的原因。

然而，且不说该信是否有“奉命”的性质，仅从鲁迅对待李秉中的态度来看，这一猜疑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凡知道鲁迅者，皆知其爱憎分明，个人感情分外强烈，从不拖沓忸怩。历数他与别人的交恶过程，都是斩钉截铁，干脆利落的。更勿说是对于讨厌的晚辈。

譬如小青年徐诗荃，早先与鲁迅通信频繁，当初他在德国读书，曾多次帮鲁迅搜集德国的木刻，据许广平所言，鲁迅给他的信，“可以集成一本厚厚的书”。后来他回国，亦多得鲁迅的提携。

可是后来，这位小青年多念了几本佛经，便移心转性了，开始以此讽劝鲁迅，因此被鲁迅反感，此后遇到徐诗荃来访，鲁迅便逐渐拒绝相见了，这在《鲁迅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诗荃来，不见”类似字眼屡有出现，直至鲁迅逝世前两个月，徐诗荃来访，鲁迅仍旧拒绝。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徐诗荃手持一束鲜花直接冲上二楼的，连许广平都没反应过来要拦住他，上楼后，鲁迅躺在藤椅上似理不理，场面一度尴尬。许广平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

“谁知这又是最后一次相见呢？他敬爱先生，先生是晓得的。见面时无话可谈，原是思想的距离太远。”——《鲁迅和青年们》

而除了与徐诗荃，原本与他好到一起办公，一起吃饭的顾颉刚，最后却被其厌恶到不愿同履一地；原本惺惺相惜、相互扶持的钱玄同，最后却被其嗤之以鼻……

鲁迅一家

在面对一个思想与自己背道而驰的人时，鲁迅是绝对的决绝的。这样的鲁迅，如果知晓学生李秉中乃他人授意而来，怎么还会有后面的见面？文学思想上有分歧都能势不两立，何况是政见不同？

然而，自1936年7月13日李秉中致信表示愿为“通缉令”一事效劳，至9月份，于《鲁迅日记》中仍见李秉中往来记录，甚至在9月27日，李秉中还赠了许广平一件衣服。

而在鲁迅去世后李秉中寄来的唁函中，亦提起那天两人的对话，鲁迅曾对其坦言：

“病中亦不能停笔休养，因停笔不但医药遂停，即饭亦不得吃也。”

鲁迅一生倔强，这等推心置腹之语，若非面对极其信任的人，怎肯说出？何况一个让他紧张厌恶到要搬家的“走狗”？

二，断开与日本医生须藤的联系。

鲁迅逝世多年后，其子周海婴对其死因提出质疑，并放出五大可疑点，其中一个便是：须藤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去日本治疗，被鲁迅拒绝，而鲁迅急于搬家，所以非常可疑。

鲁迅与海婴

鲁迅的死因，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便是由日本医生须藤谋害的，而这个须藤，就是受了日方的指使。不过至今为止，这仍是一桩悬案。

在周海婴看来，鲁迅是为了拒绝日本的邀请，兼不想继续与须藤的医患关系，才急着要搬家。

然而，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这种说法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许广平给友人的信中，确实谈到须藤建议鲁迅转地疗养一事，但是对方却未明确指出目的地：

“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尚未谈到。”

恰恰相反的是，鲁迅的身边不少亲友曾建议他去日本疗养，因其医疗设备较之国内更要先进。鲁迅亦曾动过此念，但现实是，就算鲁迅想去，也不一定能顺利上陆，7月11日，他给王冶秋的信中说到：

“……现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

由此可知，鲁迅自己是决定过要去日本的，但是能否上陆还是个问题，如果是日方邀请，又怎么会有这种顾虑？

而在1936年8月2日致矛盾的信中，鲁迅如此提到：

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

就算到了日本，想到届时还得充当翻译，反倒于疗养无益，所以便作罢了。

此后一段时间，在与友人的信中，多见鲁迅谈及转地疗养一事，所以如果非找到鲁迅急于搬家的理由，疗养病体应被列在内。至于说为了避开须藤医生，是绝对不存在的。

甚至在8月27日的给母亲的信中，鲁迅还直言离不开医生：

“我的病时好时坏，……因此不能离开医生，去转地疗养，换换空气，却令人闷闷，日内拟再与医生一商，看如何办理。”

而除了想换个环境疗养病体，鲁迅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以至让他在逝世前仍对搬家一事念兹在兹？在他给友人的一些信中，我们大致能找到原因。

10月6日，其与曹白信中有云：

“种种骚扰，我是过惯了的，一二八时，还陷在火线里。至于搬家，也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是住厌了。”

一周后又给宋琳说到：

“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唯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

至10月17日，更与曹靖华抱怨到：

“为宁静计，实不如迁居……”

可知，除了想要换一个空气好的地方养病，还有两个缘故，邻家日本小孩常欺负周海婴，小纠葛时有发生，叫人厌烦。

再有便是大陆新村所处之地，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彼时的鲁迅，应该也能察觉自己命不久矣，若自己永离人世，自己的妻儿该何去何从？所以正如许广平所言，鲁迅逝世前，不仅迫切想要搬家，而且还“拟择居在旧法租界，想远离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势力范围。”

只可惜，符合鲁迅要求的房子，因局势而房价大涨，加上身体日渐衰弱，想等几天后情况略有好转再说，谁知却没等到那一天。

这一点用意，在鲁迅看来，周建人应该非常明白才是，所以没有进一步交代缘故。而在鲁迅逝世五年后，许广平一度陷入虎口，也证明了他的焦虑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