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哪本书把“人生”这件事写透了写明了，路遥的代表作《人生》算得上一本。
路遥写这本书仅仅用了21天，当时32岁的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招待所里，桌上都是啃剩的硬馒头，烟头烟蒂遍地都是，写成后他把书寄给好几个出版社，却都遭到拒绝。
但路遥坚信：这是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作品，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彻底地失败。
果然，他成功了。《人生》这本书受众多读者所喜爱，为什么我们直到今天还要来反复解读《人生》呢？因为我们读书，不只是要看内容，听故事，还要挖掘内容背后蕴藏的东西。
王安石写作推崇“平淡”的风格，他认为那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高度:“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这本书也是如此，《人生》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文字语言描写朴素而平淡，但细细品读，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透纸背的悲凉和欣慰并存的情感，今天我们来一起探索朴素文字背后的力量，找寻存活于城市交叉地带的“生存困境”。
01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汇：城乡交叉地带中的二元文化
“城乡交叉地带”一词是由路遥首先提出的，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以这样的背景来讲述人物的命运,比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孙少安两兄弟的艰难的奋斗和无畏的梦想，《在困难的日子里》马建强被生活所迫的窘境和心灵的创痛。
《人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底层年轻人“高加林”在个人追求与爱情选择中，在城市与农村的徘徊中，他的理想、激情、惶惑和痛苦交织于一体的精神世界，《人生》所表现的恰好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解冻复苏的变动迹象在人的思想精神上的投影。
路遥敏锐地感应和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并在理性思考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用文学感性的手段,描摹出中国偏远乡村和城镇的世道人心。
“城乡交叉地带”作为路遥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就是传统文化视角与现代文化视角的交汇。
高加林是出生在封闭的陕北地域一个小山村里的知识青年,严格划定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城乡移动和选择职业的自由，也产生了城乡之间的差异,高加林就处在“城乡二元文化”的夹缝里,这里的乡亲们抽旱烟,而高加林只抽纸烟;巧珍在加林的建议下刷牙,却遭到了村里人的嘲笑……
现代文明在这个闭塞的村落里与他们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冲撞，高加林是现代文明的符号,他不甘心永居农村,他有非凡的能力和才华,他相信自己不比任何城里人差。
因此,他伺机投向城市的怀抱,哪怕手段是不光明的，他也在所不惜。他在城市里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并以求从中得到人生意义的升华和内在精神身份的蜕变。
然而，似乎当时势利、世俗、平庸的城市文化承载不了他的这些抱负和追求，城市抛弃了他,他又回到了农村,回归了土地。
路遥曾说过：“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的斩断。”
还有很多农家于弟就像高加林一样，虽然出才平凡,但志向远大,他们向往城市的繁华和美好，一心想远离贫穷的黄土地,但这条道路往往充满了彷徨与矛盾,这就凸显了在那个时代城乡之间的物质文明悬殊差异,包括城市现代化生活发展对乡村文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02 传统爱情与现代爱情的冲突：“路遥式悲剧”的完美呈现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人生只是一座舞台，生命只是一个可怜的戏角。”
悲剧是一件艺术作品,观悲剧本来就是一种美感经验。路遥就用《人生》这个剧场上演了一场爱情悲剧，爱情作为青年人的永恒话题,路遥以崇高的审美理想和执着的艺术追求加以自己的爱情体验,成就了自己“路遥式爱情悲剧”。
巧珍是路遥竭尽心血塑造的一个道德、传统文化的精灵，她装扮素雅,心灵纯洁,对爱情是无私的彻底的，她的忠贞正是在“隔绝”的陕北土地上形成的一种最古老的传统爱情观。
而黄亚萍则是一位现代气十足的女青年,她热情、活泼、开朗，她会因为需要照顾而接受了张克南的爱, 而又因为高加林在县城得到了工作而离开张克南，黄亚萍有着现代的自我意识，同时她也怕牺牲,她没有勇气跟加林回到农村。
路遥的爱情和小说中的经历也有雷同，初中毕业返乡的知青路遥遇到林红的第一眼就爱上了，他们也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爱情。
当县上有唯一的指标可以去当工人时，路遥果断地让给了爱人，而当了工人的林红却在1年后提出了分手，恰在此时，路遥的工作也丢了，罢了官又失了恋的路遥，只能回到农村当了民办教师。
高加林和林红一样渴望现代城市生活，人生的“成功”后,必然迫使他们痛苦地抛弃了爱情,路遥则和刘巧珍一样,具有浓厚的传统道德意识,一样因为传统美德的实现而不可避免地承受被心上人抛弃的厄运。
然而，在路遥的精神世界里,他并不是一个安守传统文明本分的刘巧珍式的人物,而是恰恰具备了和高加林一样对现代文明的渴望与追求的特征,刘巧珍的善良与宽容为路遥的人生画面铺染了一层抹不掉的传统底色,高加林的追求与痛苦则成为路遥精神世界里最抢眼的景观，由此说，将高加林和刘巧珍叠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路遥。
《人生》发表初期引起的争议,多集中在小说的爱情表现上，特别在《人生》改编成电影引起更大的反响时,有人曾在传统的道德观念立场上,谴责高加林为现代陈世美,激烈地批评他“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不良行径。
而另外一种言论则侧重于把高加林爱情选择作为历史进步的思想情绪,因而对高加林个人发展要求的合理性给予极大的肯定，巧珍的爱情悲剧值得同情, 但她那种“忘我和“无我”的感情状态,恰恰是保守落后的文化意识所致，由此导致了“路遥式悲剧”。
小事件折射大时代,小说《人生》中的爱情悲剧源于特定时代的观点制约。看似是加林、巧珍、克南、亚萍之间的爱情纠葛,实际上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典型，反映了传统爱情与现代爱情的冲突，真实细致地显现出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碰撞与挤压和传统文明对现代文明的承受与包容。
03 无处安放的人生：在夹缝中生存的本质是回归自我
高加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一个复杂到相当真实的初出茅庐的农村青年,他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
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高加林一方面留恋乡村的淳朴，留恋和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
对他来说，这一开始就是一个甜蜜而痛苦的矛盾，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他对生活、对自己作了重新的估量,他与巧珍的爱情被与黄亚萍的世俗爱情所替代，他与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与它所象征着的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自我谴责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最终，他把来自内心的良心发现和来自外部的责难全部否定,为了远大的前程, 必须作出牺牲!
通过对高加林心理的刻画,他个人奋斗的狭隘自私的性格特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暗示了高加林的悲剧人生。
从高家林人生变化历程上来分析,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人物,高家林是一个不满现状的痛苦的进取者,他在时代的冲击中迷失了自己,一些世俗的看法也瞬间麻痹了他的神经,使他遭受如此多的曲折，使他的人生无处安放。
他处在人生十字路口上,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间小心翼翼的生存着，当现实和理想相距甚远时，当他的抱负和理想被索囚在无望的迷雾中时,他犹如一头困兽,在现实与生命的冲动之间被一种无形的阻隔挡开。
他既热爱脚下的黄土地，又拼命想远离它；他崇敬黄土地上的父老兄弟,又拼命地想挣脱像他们一样的命运；他从心灵深处爱着巧珍,却又极为痛苦地抛弃了她，结果他在人生的三岔口上因为一步差错,丢了巧玲这块金子，也最终只能回到黄土地上。
《人生》中的高加林呈现出一种“叛逆———突围——回归”模式，路遥对土地的深情与热爱使他在潜意识当中安排人物最后向乡土回归,让主人公重新在出生地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
高加林的回归从深层意义上讲,是精神对乡土的一种依靠,是精神的回归，是自我的回归。
这一切怨谁呢？想来想去，他现在谁也不怨了，反而恨起了自己：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这个下场！他渐渐明白，如果他就这样下去，他躲过了生活的这一次惩罚，也躲不过去下一次惩罚——那时候，他也许就被彻底毁灭了……
只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生才能回归正确的轨迹，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话：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这三问，问出了世人的通病，世人追求名利，不惜以损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追求财物，连健康都不顾；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几近疯狂。
回归自我，本质就是身心的合二为一，只有身心统一，才是人生的最高阶段。
只有回归自我，把握住自我，才不会飘忽不定，迷失人生方向，才能体会到人生幸福的真谛。
写在最后
那么，存活于城市交叉地带的“生存困境”到底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产物。
主人公高加林苦苦挣扎于城市交叉地带的“生存困境”中，面对无处安放的人生，他只有回归自我，找到真正的人生方向，才能在夹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
这部作品中，路遥不仅仅是简单的写了一个年轻人在城乡之间奋斗失意的故事，更展现了那个时代城乡之间的物质文明悬殊差异,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碰撞，导致了城市现代化生活发展对乡村文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冲击，现代爱情与传统爱情间的矛盾冲突。
它的精彩就在于，这部作品让我们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和生活，感受特殊时代下的文化和差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