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生，受祖父影响最大。对亲生父亲，则有点看不起。
他的祖父查文清，光绪年进士，1891年著名的“丹阳教案”发生时，就是丹阳知县。当时，清廷为了给外国教士交差，意欲抓拿焚烧教堂的首事两人，偷偷放走嫌犯的就是查文清。他因此被革职，回乡闲居读书。他是金庸真正的“启蒙老师”，更是精神上的向导。1980年代，他至台见到表哥蒋复璁，谈及祖父事迹，还差点落泪。
金庸说，他祖父对他有两大影响：一是让他知道要爱国，并且正直行事；二是任何时刻，要记得多读书。也就是说，家国情怀与热爱阅读这两方面，他像极了其“大父”。那种异常时刻的魄力与担当，那股文人书生气质，金庸得其遗传。他说，“我读中学被开除，读大学也被开除，不太听话的”，倒是沾沾自喜之状。
海宁袁花镇新伟村一组“赫山房”查家，金庸故居
但他的商业头脑，以及身上那种市侩气、凡事精打细算的脾性，只怕又是得乃父真传的。其父查枢卿，富家子弟，性情懦弱，虽做钱庄等大买卖，也算生意场上行家里手，但是毫无男子气概，以至于连讨债，都要带上年幼的儿子壮胆。
金庸13岁，就离家漂泊了，与父亲相处不多，感情似也不深不亲。某次访谈中，金庸甚至直接说，10来岁时，就鄙薄“父亲没用”，自勉不要如此窝囊。日后的金庸，在报界素以雷厉风行的“虎老板”著称，想也与此一段少年心事有关吧。
金庸年轻时，是作为记者，被派到香江上班的，压根不晓得将与大陆数十年暌隔。查枢卿则留在了故乡，1951以地主身份死于非命。据说，1981年7月18日上午，金庸面见广安先生时，先生还谈到了此事，并表示抱歉。金庸只是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金庸上学时，成绩不算好，而且都是被开除。他对功课并不上心，围棋的爱好则是自幼而来的。
日渐漫漶的中学学籍资料
1940年7月，他念嘉兴中学，因得罪训导主任被劝退，是背着一袋书、几件行李，以及两盒围棋，毫不犹豫离开的。而且，他的中学时代，有两大科目成绩之好，兴许是出乎一般读者意料的。他中学的学籍与成绩单，历经战火，很幸运地被保存下来。
这份成绩单，很清楚记录他的两大“特长”：一个是体育，毕业成绩82分，位居前列，排球尤其擅长——可惜这些爱好他没有坚持下来，而是倾注到纸上，化到武侠小说上去了。其二，他的英文特别好，4个学期分别考了85分、91分、91分、90分。他在意英文，是立志要做外交官。至于武侠小说，跟咱无奈落草，瞎混自媒体一样，“谋生而已”。
现嘉兴一中，浙江省最好的重点中学之一
走仕途、搞外交，依他家世，倘非世事难测，本也绝非痴心妄想。他高知家庭出身，又是富二代，留洋是顺理成章的。他有一个表叔，就是民国军事学大咖蒋百里；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蒋复璁，是他表哥；建筑大师陈从周是他亲戚，比他还低一辈；琼瑶阿姨是他外甥女；而“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亲弟弟王哲安，则做过他的小学老师。反正，他的亲友圈，非富即贵，不是文化名人，就是政坛要员，俨然窜起了中国近代史半边天。
金庸的母亲徐禄，娘家乃海宁硖石镇徐家，是徐志摩父亲的堂妹，尽管她只比徐志摩这堂侄子大一岁。1932年春，徐大诗人飞机失事归葬海宁时，代表查家前往吊唁的，就有年幼的金庸。只是，他说“因年纪相差太远，我只跟他儿子做朋友”，他与徐志摩后人一直有联络。
一小部分“亲友团”
而据他自己说，《书剑恩仇录》里的陈家洛，如此风流儒雅，其原型实是徐志摩。网传云中鹤什么的，他始终都否认，认定为无稽之谈，是乱加比附。尽管，当初徐志摩抛妻弃子，查家确实是有不满的，连送去的挽联都是讽刺：“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取杜牧、张建封与歌伎关盼盼的典故，曲为表达。
多年后，徐志摩之孙徐善曾回乡祭祖，回复媒体提问，则很明确说过，“金庸其实非常崇拜我的祖父”。
徐志摩后人回乡祭祖
后来，金庸考上大学，还是被迫肄业。他的求学之路，始终都非常坎坷艰难。原因当然不是缺钱，实话说就是自己“作”没的。
大学肄业时，他才22岁。也和时下年轻人一个样，非常迷茫过，而且这种毫无目的、消极避世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两年，当起了“啃老族”。那两年，他是在湖南湘西山中，远离尘嚣蛰伏度过的，名义是帮人看护农场。那段山居时光，给了他极其美好的回忆。后来看范伟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感觉那情状就特别像。
原“国立政治大学”门楼，现江苏党校所在地
中国各大省份中，他最有好感最怀念的，其实从来都不是故乡浙江，而是湖南。他很诚恳说过，“我的小说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这话确实没有一点水分。他的武侠小说，对湖南及湖南人，真是格外厚爱的：《射雕英雄传》里瑛姑与一灯大师，那美好的隐居之所就是湘西；说的犹如璇霄丹台的铁掌山，地址也放在洞庭湖；而《连城诀》里憨厚君子狄云等，也是湘西人……
他的武侠小说，几乎部部称颂湖南，可谓无所不至。但是，对于故乡浙江以及海宁，除了最早期的《书剑恩仇录》，他委实都很少着墨。直到晚年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似乎人到老年，真的会有所反顾与眷念了，故乡浙江才隐隐绰绰重新浮出水面。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剧照
这也不难怪，他名为浙江人，可一生都没呆多久。他自13岁离家后，除了1946年7月曾回去住过一晚，终生都未再踏足故乡海宁旧居一步。即便曾在杭州浙大当过院长许多年，即便那里还住着同父异母弟弟查良楠，也至死拒绝见面。他对故乡及亲属，感情似乎都很淡漠。
据其异母弟查良楠自述，“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即便如此，金庸也不回家。这也好理解，1937年日寇入侵，金庸母亲徐禄就在逃难途中过世了。13岁之后，金庸心中，只怕早已无家可归。在家乡务农的查良楠，不断写信，也如石沉大海。“金庸为啥不回来看看？”，查良楠自言自语，“二哥可能嫌我们没保护好爸爸，所以不愿意见我们。”
同父异母弟查良楠，年少一别暌隔70多年，至死未再见面
1946年7月，已在外漂泊多年的金庸，似为取东西，终于回家一趟。查良楠永远记得，金庸对继母说的最后一句话：“杭州离家很近，我会常回来的，您要照顾好这个家，我还要回来跟您一块吃糖炒年糕呢！”
在我们的意识中，金庸始终都是以“爱国人士”形象，为我们所知的。可实际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金庸在我们这看来，就是“汉奸”，是“无良资本家”，有个很不堪的绰号叫“豺狼镛”。
华人世界著名的《明报》
1960至1970年代，他名下的《明报》，政治态度是很暧昧的。甚至，用时下话讲，还时不时给外人“递刀”，各种冷嘲热讽始终不断。就这样，到了1967年，部分人士实在容忍不下了，甚至将他列入暗杀名单，想直接来个肉体解决。若非命大，他也差点就死于非命。
事情的直接触因，是彼时的一起工人暴动。我方是为境外工人同胞撑腰的，但金庸所主持的《明报》，公然站在对立面，并且他亲自操刀写出社论《烧不灭正义的声音》，加以痛斥，影响极大极恶。很快，他被列入处理名单，而且位居第2名，可见蒙恨之深，误解之大。
金庸与女儿查传诗.大儿为情自缢，小儿关系不好，查传诗一直陪伴左右
万幸的是，他得到通风报信，仓皇出逃新加坡，并在那里写下《笑傲江湖》。所以，《笑傲江湖》有那么多影射，良有以也。比如，1969年4月25日，《笑傲江湖》连载至708段，写江湖上血雨腥风的“比武夺帅”，明显“寄慨遥深”，而所谓“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之语，也是明显醉翁之意有所指。
也所以，他日后态度转变，左右逢源，于各界对立面，都可以是座上宾，也受到很多嘲弄。不过，他是很自负的，说自己熟读历史，尤其是《资治通鉴》，自1944年后曾反复研读，自称“了解到了中国奥秘，差不多整个中国都是按照这个规律来的”，是是非非从不辩解。
“狂生张五常
也因此，一直有人嘲讽他“投机”、“看风向”，连知友、董桥，都曾言辞凌厉地批评过他。李敖甚至公开骂他“虚伪”。
作为报界大亨的金庸，对待员工其实不算好。这有点像周星驰，外面声誉如日中天，可但凡与他合作过的，大多啧有烦言。有人背后非议他是“笑面虎”。
金庸的主要问题，黄霑说是“太抠门”。据说，他主政《明报》时期，给员工发的薪水都极低，自己挣得盆满钵满，周边人却难得雨露均沾，未免抱怨连连。亦舒调侃，查老板“唯一的优点”，是对人和颜悦色，至少表面上能把同仁当朋友看，加上《明报》影响力大，所以也多能善始善终。
比如，《明报》港闻版老编辑黄陵，为之奉献半生，待1980年退休，指望能安享晚年，可得到的退休金却只区区数万元，几乎不够半年开销，气的他扬言要把这钱全部拿去登报，“讨伐金庸”。1965年，《明报》的漫画家王司马，为报社尽职数十年名满香江，可稿费就是10多年不涨一毛，月薪不过300元，连倪匡都要为之抱不平。
但是，金庸也不是真的不近人情。他爱钱如命，但也有感人肺腑的时候。譬如，当王司马因病去世时，他泪洒当场，并主动承包所有安葬费，且亲自扶灵，犹如至亲。对待朋友，他也多有急公好义举动。倪匡说，自己有啥困难，只要开口，金庸都会帮忙；急需钱用，也可找查老板预支稿费，且均非小数目，常常一支就是10多万。
据他说，金庸从未有过犹豫，只是一般会规劝他，“钱不要乱用啊！”倪匡为之感念一生。
金庸这辈子，功成名就，富甲一方，羡煞旁人。他若有缺憾，当然是感情生活，特别是于家庭，留下太多隐痛。
他此生有过3段婚姻，可都难得美满。第一位妻子杜治芬，1947年相识于杭州，分隔两地，很快离婚，杜独自回到杭州。金庸同事说，离婚原因在杜是杭州人，不懂粤语，金庸彼时又穷，所以离开。金庸某次访谈，则说太太背叛了他。露水姻缘，空逝岁月，两人没有子女。
第二任妻子朱玫，记者出身，聪慧能干，相濡以沫多年，本是共同创业夫妻。她协助夫君，创办、打理《明报》等事务，任劳任怨。可当事业如日中天时，造化弄人，两人却离婚了。据说，这场陡然变故，导源于“10元小费事件”：
《明报》馆附近，有一餐厅，金庸常往吃饭喝咖啡。某次，饭毕，一年轻貌美女服务员突然上前，询问他是否是金庸。金庸对她印象甚好，出门结账时大方给了10元小费，放置柜台。不料，那位女服务员跑出拦住了他，说文人写稿为生，挣钱太辛苦，那10元小费断然不能要云云。
金庸听罢，触动很大，想不到这位小姐姐年纪轻轻，却能说出如此深情厚意的话来，于是渐渐有了来往。一来二去，两人由熟稔渐生情愫，并最终在跑马地“共筑爱巢”。朱玫也是烈女子，据说听闻后立马提出离婚，但提出两个条件：
1，付一笔款项作为生活补偿；2，“小三”得去扎输卵管，才能与之结婚——朱担心这“后妈”有亲生孩子后，会亏待她的子女。金庸答应，于是正式离婚。但是朱玫后来，似投资不当，导致晚景凄凉。她此后一直独居，最后穷困潦倒病死于养老院，没有一个亲人在旁。
据一篇报道说，1995年前后，曾有人看见朱玫在港岛铜锣湾街头，吆喝变卖手袋，“形同乞讨”，舆论一片哗然。金庸内心如何感想，无人知晓。大家只知道的是，他最真爱的大儿子，因失恋刺激，更兼父母婚变，走上了自绝之路。
所以说，晚年金庸，天下共尊，指点江山，俨然大师，风光可谓无两。可在很多人眼里，这些世俗的繁华与热闹，终究都只是表面文章，金大侠的内心，当是凄然无比的。记得前些年，有一个女记者采访他，提出疑问，“您如今有80岁了，这辈子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他沉默半晌。再开口时，声音都已是哽咽，“最遗憾的，就是我儿子在美国自杀了，这是最遗憾的事情。他为了爱情，自己上吊死了”。那位记者说，此时的金庸，“眼里依稀有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