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范曾,都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大佬。前者,以文学创作、文物研究名世;后一位,则昂然以书画巨匠、学问宗师、当世大儒自居不疑。表面上所事行业、所攻领域都不同,实际上曾是师徒关系。
他们两人之间,整整相差36岁,属两代人,乃前后辈。年轻时的范曾,初出茅庐,不名一文,内无奥援,外无帮助,为此曾异常恭谨地拜沈为师,而沈从文亦极看重这位青年才俊,引举誉荐不遗余力。也正是在沈公的着意栽培下,范先生如愿以偿,得以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并逐步踏入京城上流文化圈。
后来,“丙午丁未年之劫”降临,范先生“真是快人”,不仅陡然变脸,立即与沈从文割恩断义,甚至投井下石,主动密告诬害,师徒二人遂彻底决裂。沈从文晚年,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谈到,这是他后半生最感愤然的一件事了。此后,任何公开场合,他再也不愿提及范曾的名字了。
沈、范师徒的反目,是当代文化界很著名的一起公案。唠叨旧事,既是出于公心表达爱憎,更意在重温,在那个惊魂动魄的时代,所有人其实都在失去尊严的悲音。
从现有材料看,沈、范二人能相识,并且结下师生情缘,主要是青年范曾主动、刻意及努力的结果。
1949年后,侥幸躲过生死线的沈从文,被安排进入彼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代文坛大家,就此改弦易辙,转换主业从事文物探究,尤其是注目于周公交付给他的职司使命,即“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
到了1960年代前后,逃离烽火口,识趣默存的沈从文,境遇实已逐渐改观。据“沈学专家”凌宇《沈从文传》一书记录,早在1958年,彼时掌舵文化界的周扬,甚至拟请沈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只是为沈所婉拒;他还有单独受到某巨公接见与鼓励的无上殊遇。
这些年,社会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说他自解放后就不再从事文学写作云云,几成定论。这其实多半也是以讹传讹的误解。最好的反证,自然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40卷本《沈从文全集》——在这套书中,明显可以看到,他1949年之后的文学作品,依然占据很大篇幅,不过再无名作罢了。
总之,这一切都可证实,当时的沈从文,已有再度受到重视的态势,起码是有点话语权的。
沈从文的这番变化,天生百样玲珑的范先生,也许早就看在眼里了。
作家陈徒手,专从事当代知识分子资料搜集,据他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披露:1962年,25岁的范曾,行将从中央美院毕业。为能谋得个好去处,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表达横无际涯的崇仰之意。
在这批意在投贽的书信中,范先生甚至曾动情倾述说,有一回“梦见沈先生生病,连夜从天津赶来”,感人肺肝之态,着实令人毛发皆耸。这份谦恭至极的表白,的确让沈从文甚为感动,热心为之联络疏通,帮助他如愿调入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成为自己的助手,给中国古代服饰做插图。以上所述,范先生在日后的《范曾自述》一书中,大体也是这么讲述的。这就是二人早期关系的定位:沈从文对范曾有照拂提携之恩,俩人一度是亲密的师生关系。
沈从文诚笃君子,陋于知人心,他不知道的是,这种手法,范先生早先就屡试不爽。同样著名的一段学界掌故:几乎是同时,即将毕业的范曾,以《文姬归汉图》为结业作品。画成,他四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址,腋下夹画每日守在其门外。有一日,终于逮到郭下班回家,他立即趋前请求题词。郭一看是年轻人,画也确实不错,挥笔就是一首四十八句五言古风诗。
拿到郭沫若题画诗的范曾,一夜成名。这事也在中央美院轰动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这种求名心切,不惜走终南捷径的格调,却也让范曾当时的指导老师蒋兆和、系主任叶浅予极为不满,认为他心术不正,意在借郭的名头逼压校方,是“靠名人光芒愚弄观众,虚抬自己的投机行为”。开始,叶浅予坚决不让此画参展,经人说情,才以“郭先生题字必须盖掉”为条件,得列1962年央美的毕业展览,并最终被该校美术馆收藏。
这件琐闻,读过青年学者徐晋如《当代士林见闻录》一文的朋友,想都能会心一笑吧。
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对才华盖世的师徒,“蜜月期”不过只维持了4年左右。
时间来到了1966年,中国大地翻云覆雨,什么都将是未知数。沈从文与范曾,往日弦歌堂内的师弟子,关系也陡然生变,直到势同水火的破裂。决裂的原因,一般公论,是因为范先生向壁虚造的中伤,与必至死地的构陷。归纳起来,则无非有二:
1,范先生陆续贴出10多张大子报主动揭发、陷害沈从文。这起是非的关键证据,除了“知情者说”之外,主要还来自于当事人沈从文彼时及此后所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张大子报稿》、1969年11月的《致张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画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都在《沈从文全集》第18~26卷中能找到。
在这批书信中,沈从文感伤说道,“揭发我最多的竟是范曾”,“说是丁玲、黄苗子、萧乾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小型裴多菲俱乐部”,总的罪状就有“几百条”,分布在“12大张纸上”,其中只要“十大罪状已足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可是“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
2,范曾幸灾乐祸投阱下石,处处不忘公开羞辱前恩师沈从文。沈从文曾在《致张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私人书信中有过月旦评,认为范曾这人,“为人阴险”,喜欢“损人利己”,学识欠缺严重,“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善忘”,而且特别自负,“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最后,是一句断言,说范到历史博物馆10年,“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
他对范先生的好攀附名人亦表鄙夷,说他“大画家”的名头,跟“名人”身份,都是到处设法而来,说他只是“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他这种观点,实际上李苦禅大师辞世前评价如出一辙的:“我没有范曾这个学生,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
对范先生,尽管在亲友书信中,沈从文偶有义愤流露,可在公开场合,他实际一贯保持沉默。唯一的一次例外,大概是劫难过后,有回接受学生黄能馥采访时曾感慨万千。
那日,沈从文与这位爱徒闲聊往事,不知怎地,谈到了范曾。他说,有回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见后,善意提出一点服饰上的谬误,不料范突然勃然大怒,“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的那套,我这是上头批准的,你靠边吧”,沈黯然而退。
这种来自昔日高足的羞辱,显然让以宽厚著称的沈从文,终身不忘。他旧事重提,是为了借机叮嘱眼前这位同样敦厚的白发老学生,日后招手弟子时,也需要慧眼识人,避免自己的惨痛教训再度上演。据黄能馥回忆,闲谈最后,沈从文还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些,都是流传了几十年的陈年旧事了,是非曲直也早有公断。再后来,名满天下的范曾大师,终于写出《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面对非议。对于外界那些指控,他倒大体都大方承认了,只是辩白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是“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所导致的”。
我当初读到这一段,心里想,范先生到底是绝顶聪明之人呀!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归功给了自己;而所有的荒谬,他都乐善好施地推给了一个叫“时代”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