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蓝色卡片。病危通知单。

    夫接过它，眼睛忽而大忽而小地凝视着。因为夫的面色偏黄，在蓝光的辉映下，显出绿来。

    姓名毕淑敏年龄70岁性别女籍贯山东

    诊断肝癌晚期

    ……

    夫翻来覆去地检视着，好象在欣赏深秋原野上最后一朵矢车菊。

    “开什么玩笑。”他说。

    我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他说：“什么是真的？70岁吧？肝癌吧？为什么要选择70？这是你的吉祥数吧？还有肝癌。就是一定要得癌症，就得别的癌好了，不要迁肝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病，是在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身上。是它把焦裕禄的藤椅扶手抵出一个洞。”

    我说：“70是上了诗歌的，杜甫语录。而且我以为70是一个界限。70以前算短寿，70以后就死而无憾了。至于肝癌，鉴于你不愿意听，我可以改为胰腺癌。”

    夫说：“你饶了我最主要的是饶了你自己好不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此绝顶可握的罪名折磨自己？”

    我说：“这不是罪名，是病，况且，都一样。”

    他说：“什么都一样？病是不一样的。感冒只会使我们趴在床上，可癌会使我们死亡。”我说：“你不错。你在给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当了近20年的丈夫后，已经相当内行。有人是久病成医，你是久爱成医。”

    他说：“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我知道你最近在临终医院采访，今天就弄了这个劳什子来吓我。我们离死还远着呢，我们还年轻。”

    我拿起小镜子，照照他又照照我。屋里有许多镜子，可惜都象木板一样镶在固定的的地方。我们每天走到那个角落揸自己，光线总是从特定的角度照着我们。在朦胧的旮旯里，我们总以为韶华依旧。

    现在小镜子近在咫尺地逼视着你，你看得清岁月之网每一个绳扣。

    夫说：“镜子老了。”

    我从书包里往外掏磁带。精致的小盒子象一块块果酱夹心饼干，从我的手指柔滑地脱落。

    夫从录音磁带的夹层里捻出一张张内容提示。这是我在偷录的间隙匆匆写就，潦草不堪。

    86岁的痴呆病人叱骂医务人员。

    五男二女要示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

    英国临终关怀医学专家詹姆斯博士参观医院时的讲话。

    ……

    我把一盒磁带卡进音响，揿下按键。

    极为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怪异的喘息。

    “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吧？”我问。

    “听说有一种

    ※

    ※

    ※级的录音带，录的是人们造爱时的音响。可惜咱无缘见识。这就是吗？”夫说。

    “不要想入非非。这是一位垂危病人最后的呼吸。你或我或是其他的任何人，都可能发出这种声音。只是那时自己不一定听得清。人生应该完整，我怕你听不到，才特地录来这最后的华采。好好听听吧。人和人其实相象，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血污，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抽噎。明晰地知道这个全过程，该是文明人类的需要。”

    他说：“你赶快把它关了，我拒绝知道。”

    我指点说：“这是最后的叹息，其后就是永恒的沉寂。”

    高保真的音响并没有听我的预告，在那个老人艰难地吁出悠悠长气之后，是一声尖锐的汽车喇叭。临终关怀医院设在马路边。

    “这里还有癌症病人痛苦的呻吟。”我说，换了一盘磁带。

    “我不听，不听不听！”他斩钉截铁地说，甚至还用双手捂住耳朵。这个动作使他显得很幼稚。死亡使我们所有的人幼稚。

    “你不要以为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好。好奇心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想写一篇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想看这样的文章，人们拒绝谈论死亡。”他索性走过去，锁住声音。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一个伟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以为世上只有这两死法。其实大多数人的死象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但也不至于飘起来。

    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象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

    我决定探索普通人的死，看不看由你。

    ※

    ※

    ※

    益寿司吉。

    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楣上漆着这四个字，大而红，象四只巨蟹。我是每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组合一起，竟念成益寿吉司，觉得甚好。

    这是执掌人生死的一座殿堂。对，还是司局级的。

    口家殂的院子，镶玻璃的回廊。几十间病房，奶白色的雾气萦绕其上。一片静谧的院落里，晾着许多带蓝色条纹的衣裤，有尖细的冰锥悬在衣物的最低点。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我知道这个行当里的许多秘密。我决定不暴露我的医生经历，让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完全不戒备的情形下自由发言，以便更客观更冷静地描述我见到的一切。

    院长是一位中年妇人，身材娇好，但是头发散乱。这使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颇好。好的女医生多半不修边幅。假如她长得一般也就罢了，要是天生丽质还不知珍爱自己，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依赖她的医术了。

    “就这么说吗？”她看完我的介绍信，问。

    “随便说。”我在衣兜里按了录音机。“要不我问您什么，您就答什么也行。您是怎么想起来办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医学生。我常常听到老医生对病人的家属说，回去吧。什么好吃就闹点什么吃。病人家属就乖乖地把病人推走了。我说，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来试一试呢？老医生说，医生医生，是只医得生而管不了死的。他们已经没有医治的价值了。做什么都要有价值，识别出什么病人有价值，什么病人没有价值，是医生经验的象征。年轻人，你慢慢摸索。我说，那他们怎么办？那些已经没有医治价值可是还活着的人？老医生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人类的一个死角。后来我的经验渐渐丰富了，我非常希望自己把他们忘掉，医生的基本训练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心灵逐渐粗糙。可是随着我见过的死亡越多，我越发现死亡是那样的不平等。我私下里做过一个调查，你知道人一般是死在哪里？”

    “不知道。医院里吧？”我没有多大把握地说。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可是严酷的数字说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死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或是高干。一直到死，都有人服侍他们。普通的老人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三分之一的死在急救车里，家里的人发现他们不行了，赶快往医院运，铁皮的救护车就成了最后的归宿。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人死在家里。可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平民？你多半是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寂寞地死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画得不圆。”院长忧郁地注视着我，那目光分明是为我将来的死亡之地惋惜。

    “所以您就创办了这所医院？”我避开她悲天悯人的视线。

    “是的。很难。租房子，添设备，招人手……”

    “这里一共有多少人？”我问。

    “你是说工作人员吗？”

    “不是。我是说，这里一共住过多少病人？”

    “几百人。”她说，“我们建院的时间还不长，今年会达到1000人。”

    “所有的病人都……死了吗？”我说。

    “是的。绝大多数的病人都去了。我们医院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3.7天。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知道。就是说您这里的病人，基本上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全部死亡。”我说。

    “您理解得很正确。他们全都去了。”院长看着苍凉的天空。今天天气不好，有极细小的雪花趴上她的发丝。

    “我们到病房里看看吧。”她说。我跟在她身后，向低矮的平房走去。在临推开病房门的一刹那，她停顿了一下，回头望了望我。我脸上神色很泰然。多年行医的磨练，我不怕死人不怕鲜血不怕粪便不怕丑陋。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好象人们要潜进深水时那样。毕竟我知道门里的那个世界和我们不大一样。

    阴阳界。

    生命象一只旧钩子，悬挂着我们的躯体。从我们降生的那一瞬起，钩子就在时间的峭壁上承受重量。你的钩子结实不结实？不知道。随着我们身心的渐渐膨胀，那个钩子象受了热的塑料渐渐抻长。当然，一般说来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会戛然断裂。但它的韧度被岁月磨损，当灰尘的重量越积越多的时候，终有一天，那钩子象水龙头口一粒将滴未滴的水珠，缩出颈子般的窄处。

    钩子就要断裂了。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通常医院的模样。床上是空的。我想院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掌握病床的周转，她误把我领进一间空屋。

    就在我礼貌地准备退出的时候，我发现那床上其实是有人的。

    我的心理上，已经预备了他们的瘦，但现实仍然令我震骇。

    他们比骷髅还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是枯萎的雪片。床单细碎的折纹，就是他们躯体的轮廓了。枕头上是一只空罐头盒，青灰色地塌陷着。有一些不很显著的洞穴点缀其上，我在其中两颗平行的洞里，看到绝望和平和的星光。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人回答。

    “多大岁数了？”

    “得的是什么病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锲而不舍地询问，一律没有回答。屋子里很暖和，强悍的气流冲击着暖气管的内壁？啪啪作响。

    “他们不会回答你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上路。到远方去。”院长说。

    也许是看我太急于和这些人交谈，在另一间病房里，院长代我发问。

    “你们觉得好吗？”

    “我84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一位老太太瘪着嘴说。

    “大夫常来，护士也常来。那些闺女叫我老祖。不用叫老祖，叫老太就行。都好，可就是不去。不去就拖累人。早去就好。”她看着院长说，一副充满表现欲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她床头的诊断牌。老年性痴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