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其二》
这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词，诗人贺知章是盛唐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人，人生皆顺的他在30多岁的黄金年龄就金榜题名，高中状元，而后一直在京城为官，直到最后才以86岁的高龄告老返乡。回到浙江绍兴的老家，家乡的儿童都不认识他。是呀，离开家乡至今已有50多年，“少年离家老大回”，村庄里新生的小孩儿又怎能认识他是谁呢？此情此景和现如今社会的人时常感叹“家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一样，那个儿时嬉戏玩耍的地方，是自己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既然如此，他退休以后为何不直接留在京都安享晚年，为何还要回到早已经陌生的故乡呢？其实不光贺知章有这样的困扰，对于古代的绝大多数官员，他们在退休以后绝大多数也是要回到故乡的，这里面的原因既有“京城米贵”的经济原因，也有皇帝诏书的政治因素在里面。
京城米贵
现在人们都在感叹北上广的房价让人透不过气，其实在任何时代，物以稀为贵都是不变的真理。谁都想去资源更多的大城市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导致房子数量稀缺，房价自然会坐火箭式的上升。在古代，即使当上了国家公务员，拿着高薪，如果没有殷实的家境，或者走了大运突然得了一大笔钱意外之财，要想在京城买一座所以自己的心仪的房子，也是很难实现的。况且，在古代身份地位悬殊很大，作为管老爷整天吃皇粮的主儿，不可能自己天天走路上班，出门在外没个保镖抬轿的人吧。古时候又没有钟点工，家里还要养几个家奴，这些都是庞大的开支，当公务员的俸禄大多用于生活刚需和不得缺少的面子工程花销。再加上怎么多人，也不能买个一居室，显然不够住。
再加之古人只要有点本事地位的，也不会只甘心娶一个老婆，这三妻四妾的，再加上仆人居住的场所，房子要非常大才可以。
话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京漂”，作为理想青年的白居易初次来到京城，看到长安城的繁华，下定决心要在这里闯下一片天地。然而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一位亲戚，给刚来到京城的白居易一个提醒：“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及后看到了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意思是，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怕长安米贵，能在这大城市好好生活了。
电影《妖猫传》中的白居易剧照
后来的白居易确实凭借着自己的才华成功中了举人，然而随着功名的取得，他并没有居住变得容易。人生29岁的年纪考中进士，32岁得以参加工作，工作的内容也很高大上，负责校对红头文件，月薪可以达到16000钱，然而这个工资水平，只够他在京城郊区租住几间茅草屋的。后来经过几年努力，升了职加了薪，再加上几年节俭所得，终于得以在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了一处宅子。但是怎料房子距离工作的地方太远，只能工作日的时候在公司单身狗单位凑合居住几天，等到放假后才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坚持了三年以后，白居易因为表现出色，又再一次加薪，这下终于可以在长安的市中心租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然而，终究还是不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后来被外放，到地方做官，那里的城市条件虽然不如京城，但是外快可不少赚，经过十几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在白居易50岁的时候，攒够了可以在长安城买套房子的钱。回首自己打拼的这二十年，就为买下这套房子，白居易不禁感慨道：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很多人看到这里，说白居易之所以打拼了二十年才能在长安城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是因为他的官做的还不够大，工资还不够高，所以才买不起房子。那我们就以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做个参照。
韩愈是生活在中唐时期，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相当于现如今的北京市市长，同时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按道理来讲，这样的省部级干部在京城买个房应该很容易，同样不好意思，即使是韩愈这样的高级官员也同样要打拼三十年，才能在京都买一个小房子，这里有诗为证：
始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
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
……
除了唐朝，宋朝的境况也是如此。宋朝在历史上出了名比较富裕的朝代，“强唐富宋”是人们对这两个朝代的初始印象。既然朝廷不缺钱，那自然公务员的薪水就非常的可观了。
说到宋朝最为出名的父子，当属苏家三父子了。爸爸在京为官十几年也没能在京城混上一套房子，还好当时国家有福利，在京官员会有福利房给官员居住，官员们可以居住，但是产权归朝廷。当年，苏轼和苏辙来到京城学习，还一直住在父亲的这个福利房里，后来等到哥俩都结婚了以后，福利房实在挤不下了，迫不得已才在外边租了一套房子居住。
苏轼26岁的时候才考上公务员，但是怎奈家庭开支过于庞大，再加上苏轼本人比较乐善好施，搞得他早年虽然很努力，但是一直没有凑够买房子的钱。等到儿子长大需要成婚时，当时的苏轼都拿不出钱来安排，最后只能从朋友那里挪借，才勉强办了孩子的婚事。苏轼早年多奔波在外，等到人生晚年想要安定下来，还是靠从弟弟苏辙那里借钱才拥有了自己人生第一套房子。
虽然弟弟苏辙后来做的官比哥哥苏轼大，也没有哥哥怎么多的花销，但仍旧不能在当时的开封城买上一套房子，到了人生晚年，官场混了一辈子的苏洵面对人生晚年都不能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以至于孩子都抱怨他的无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实在忍受不了自家孩子的叨扰，苏辙一咬牙一跺脚，在离开封不远处的河南许昌自建了一套大房子。“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虽然终于在人生晚年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但是苏辙却实在也开心不起来，常常因为一套房子将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散尽，就自责自己“老不自量”！
古时的生产力和现在相比，差的不是一丁半点，基本是家里的每个人只要到了能够劳动的年纪，就多半要参与到家庭劳动当中来。读书虽然是古人出人头地的最快途径，但是你想想有那个家庭能供自己的孩子十几年甚至更长去整日读书，在没有金榜题名以前，需要这个家庭不断地付出去培养。
所以在古代一般是家境优越的人家，才能供得起孩子读书。所以古代官员的家境本身都比较不错，基本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比如前文中提到的白居易，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当过县令的人；杜牧的爷爷还当过宰相；那个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柳宗元则是出生于名门望族的河东柳氏，母亲为范阳卢氏……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官宦世家，家族中历代为官，所获得的财富也多在自己的家乡购置大量田地，兴建房屋。
对于一些级别较低，或者没有背景缺乏肥差的朝廷官员，以他们微薄的收入想在寸土寸金的京都置办田地基本不可能，但是在家乡购买些田地庄园还是绰绰有余的。
宋人王正已就曾说：“吾观今人宦游而归者，鲜不买田。”
并且在古代，为了防止家族式腐败的发生，一般朝廷规定在职官员不得携带家眷在身旁，只能在老家生活。对于个威望特别大，功劳显著的老臣，如果确实需要子女家人在旁陪伴，皇帝又舍不得其告老还乡，会特地下旨批准其与子女同住。如果没有皇帝这般恩宠，又到了退休的年纪，与其自己孤独终老，不如回家与儿女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何不快哉！
离任就得走人
官员一旦退休，就需要第一时间告老返乡，甚至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鼓励这种行为，甚至有的让官员尽早回去，还会用律法进行约束。即使该官员在任职地生活多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一旦到了退休的年纪就必须告老还乡。从南宋开始，官员一旦到了退休的年纪，三年内不允许居住在任职地，如果在当地有亲属，三年内亲属也不得留在原地。朝廷这样做的目的，是担心官员在外地结党营私，网织自己的势力，祸害一方并且威胁朝廷的统治。
因为南宋制定的这一制度，确实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控效果，所以被之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
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以后，朝廷下了旨令严禁各级官员在任职地购买田产，《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假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不仅要挨板子，还要丢了饭碗，最后房子好要被朝廷充公。
另外，在古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户籍，皇家有玉蝶，官吏有士籍，对于不吃农家饭专吃皇粮的官差衙役们，也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东汉时期有一名将，叫张奂。此人在当时名气很大，即使后来叱咤风云的董卓在一开始只是他的一个手下。在张奂为朝廷平叛了游牧民族的叛乱以后，朝廷赏赐了他很多财宝。而张奂都一一拒绝了，只请求朝廷能将他的户籍从敦煌渊泉迁到弘农。（“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该放手时就放手
让退休官员在退休以后即刻返回原籍，这是朝廷为了防止官员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所采取的特殊措施。尤其是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文人在朝堂上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直接在朝堂上与皇帝互怼。文人之间也容易拉帮结派，形成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很多退休官员是退而不休，即使在朝堂上败下阵来，也会在朝中网络自己的政治力量，在京城寻找另一个地方，时常开会聚集，形成危害国家政权的朋党。他们一帮政见相同的个人互相称兄道弟，形成自己的政治小团体。
这些人因为年纪颇大，都在官场浮沉多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虽不在朝堂，但却能掌控朝堂发生的一切。一时间风云际会，时局动荡不安。
后世皇帝都吸取宋朝经验，纷纷采取此种策略。除了极少数被皇帝信赖的肱骨大臣得以“赐第京师”以外，大多都要告老还乡。即使你在朝中犯了错，如果能够认清时局回想做个富贵翁，皇帝也会欣然同意的，如果你已经有结党营私的嫌疑，还赖在京师不走，皇帝可就迟早要办你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退后官员们不是想念家乡才必须回去的，只是他们中要么是买不起高房价的房子，住不起才回到家乡，要么是因为皇帝的猜忌不敢继续留守在京城。与其留在京师被皇帝厌弃，不如回到家乡做个受人尊敬，享受天伦之乐，岂不快活！况且，衣锦还乡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