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清端政书》中，于成龙自称在广西罗城县为知县的时候，能够“官民亲睦，或三日，或六日，环集问安，如家人父子”。于成龙与百姓亲近做到官民相爱，一是他以清廉自律，二是不以官威官体施加于民，三是体恤民情，关心人民疾苦，能够尊重百姓，所以才能够得到百姓的尊重。于成龙在罗城“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读书堂上，坐睡堂上，毛头赤脚，无复官长体统。夜晚酒一壶，值钱四文，并无小菜，亦不用箸，快读唐诗写俚语”。生活简朴，没有以官自居，走到哪里，便用土堆成一个平台，挖个锅灶，一个大锅煮些野菜，把百姓招集前来，百姓们都各自拿着自家的碗筷，与县太爷一起吃着普通的菜肴，于成龙边吃边询问民间疾苦，百姓们会被这种至诚之心所感动，都喜欢与他一起同餐话家常，因此，罗城人并不把于成龙当做官老爷看待，都把他当作家人看待，尊重他为父母，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纠纷，都要到于成龙这里讨个说法。于成龙与民众打成一片，有父母之心，没有父母之威，事事都为民众着想，无论是什么事，总是耐心评说，论理谈情地分析原委，开诚布公地排纷解难，从来没有厌倦的表示，所以民众都信服他，办理事情也容易使人心服口服。
于成龙
有一天，于成龙下乡，约请一些父老谈心，在为他们“消嫌释疑”的时候，有一个穿着光鲜的人扭着一个乡下人前来告状。本来告状应该到县衙门，但于成龙常常下乡，遇到纠纷，往往就地解决，也不摆开官审的架势，采取的是“循循如家人”的问案方式，问清情况，当场裁决，从不拖延时日，为的是不影响百姓的生计。如今有人前来告状，于成龙就在堆起的土台上铺开纸张，心平气和地进行问询。
原来这个衣服光鲜的人，名叫平襟亚，新定了婚期，便到广东去置办结婚用品，身穿的新衣服，就是刚刚置买的，还没有穿半天，就被一个挑粪的乡下人溅了一身粪便，故此将这个乡下人扭送来告状。
询问完平襟亚，于成龙便询问乡下人。原来这个乡下人名叫屈天章，从家里挑着一挑粪便，要送到自己的田地去施肥，路过石桥的时候，因为刚刚下过雨，道路有些湿滑，不小心跌倒，粪挑掉在地上，而溅起来的粪便恰恰就溅在路过的平襟亚身上，自己也非常愧疚。
案情并不复杂，但平襟亚的“粲粲衣服”，本来就心存珍贵，更何况是结婚用的新衣，没有想到初次上身，即被粪污，也就难怪他愤怒了，这也是“人情之恒，毫不足怪”。而屈天章“事出无心，亦非故意”，弄脏了别人的衣服，虽然可以责备他，但“其情实可原”。如何处理这样的纠纷呢？清代的法律有相关的规定吗？于成龙又是怎样分析的呢？
于成龙认为：根据本案的事实，按照律例规定的“损坏杀伤”来处置，显然不能够比附，所以不能够对乡民屈天章施加笞杖徒流之刑。既然不能够追究乡民屈天章的刑事责任，那么民事责任总要追究吧。然而，一个穷乡下人，要让他赔偿这件新衣，显然是价钱不便宜，他如何负担的起呢？
这里先讲一下清初的衣服价格，那时生产力并不发达，工业品的价格远远超过农产品的价格，要是一件结婚用的新衣，以其当时价值而言，至少要20两银子，相当于一亩良田的价值。这样贵的东西，要让穷乡下人赔偿，说不上倾家荡产，也足以让他省吃俭用一年。如果不让穷乡下人赔偿，平襟亚平白无故地被人弄脏了结婚用的新衣，岂能心甘情愿？善于排忧解难的于成龙，也不得不费一番心思。于是便凭借自己在民众中的威信，斟酌再三判决如下：
审得屈天章粪污平襟亚新衣一案，在平襟亚，自然是樂粲新衣，当然珍惜。况来自广东，远来必是好货。今日试穿，将备新婚之用；加倍爱惜，自不待言。不想新衣上身便遭粪染，回黄泛绿，臭气难闻。勃然大怒，不可遏止。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但屈天章事出无心，并非有意；担粪上桥，桥湿路滑。偶一不慎，倾翻满街；额上之包，原是碰上；污染新衣，真是巧合；其事虽可气，其情则可原；既不侵权，又不违约，法律无惩办之条，治安无处罚之例；令赔令偿，力不能及；不闻不问，原告不甘；事已至此，酌情办理：屈天章向平襟亚叩头二十，以消原告之怒气，以警被告之粗心；被污之衣服，既可洗净，老平带回自洗，街道污染当由老屈还原。
于成龙书法
从判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乡民屈天章的判罚，是于成龙依照“理”与“情”想出来的主意，用磕头的方法安慰一下平襟亚，可以平息一下他的气愤，而对屈天章的不小心也是个警告，进而免去其赔偿衣服的负担，对于屈天章来说，也是能够接受的。另外，于成龙判决平襟亚自己将衣服洗涤，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争端，判决之后，也忘不了进行说教：“此种身外之污辱，一经荡涤，即可还我本来”，这也是至理名言。本来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矛盾和纠纷经常发生，如果处理不善，不但不能够解决矛盾与纠纷，而且会激化矛盾与纠纷，甚至酿成大祸。于成龙以县太爷的身份对这类细微末节的小事，完全可以不受理，或者是交给地方父老去调处，但他不是这样，而是耐心地听他们的倾诉，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为他们说理解纷，酌理斟情地提出处置方法，使双方心悦诚服地接受。于成龙不愧为“清官第一”之能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