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在留美期间就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行过总结，他提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回国之后酝酿了一场文学革命，痛感旧体诗无病呻吟，形式束缚了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也作了总结。
胡适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是先由于国人的思想进步，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开始虚心学习。他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胡适先的文学成就基本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了，无论是诗歌，戏剧，小说，都有很高的造诣。
胡适先生在那个麻木的年代里是最为清醒的人，他提倡的新思想新理念，不被众人所认可，他虽然是挨骂最多，但他也是想让国人认清我们文化的劣势，敢于承认自己的文化，谦虚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来使中国强大。
新文化运动
农耕时代的文化
这自然是要从孔子说起的：“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子的观点是，一切文明的起源都是意象。这也就类似于我们发明文字的象形文一样。
我们看见了木头，就用木头搭出来一个木屋。我们看见了木头浮在水上，就造出来了一个船。我们看见木头存到了水里，于是我们就发明了存放尸体的棺材。我们的祖先看到什么就会衍生出来一些器具。
中国太古神话时代的皇帝都是发明家。譬如神农氏发明耕种与医药，嫘祖发明了养蚕和织布。
农耕时代
人类发明了器具，而器具又构成了农业的文明发展。如果说火是人类文明进步中的第一个新纪元，那么农业文明就是第二个。
这种意象的理论不止在中国，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很赞成这种观点。人类的器具与制度都起源于意象，即亚理士多德所谓“法因”，但是后来的学者把这种观点在哲学上称之为唯物主义。
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器具的进步速度和有能够创造器具的智力，文化之进步就是在器具的基础上。
奴隶制度
所谓农耕时代，奴隶时代等，都是说明文化发展之各时期。东西文化的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工具不同。
清政府闭关锁国以来，东方的器具就落后于西方，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是人们创造器具的智力停滞不前。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以代替人力，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文艺复兴。
东方虽然在古代发明了一些东西，却暗自窃喜，导致了几千年的发展依然停留在手工业时期，而西方的两次工业革命就利用机械与电气了。
工业革命
奴隶时期的文化
这便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了，东方的文明是建立在人力上面的，无论是战争还是建筑，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西方的文明更多的是机械力，两次工业革命让他们省去了大量的劳动力。
而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来都没有想过人为的奴隶也可以被机器所取代，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很多的东西，都只是为了便利。
纵观西方历史，你可以发现每30个奴隶之间就要有十个被机器所代替。即使有30个奴隶，但是还有30个看不见的奴隶也在为他们服务。鼓励他们并不是为了工资，而是那些工人的头目。
这样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还为了更快速的工作而节省一些不必要的财物。而中国人的奴隶只是服务于人的奴隶，用智力发明的工具，也是农耕时代的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并没有改变。
即使发明了马车，还是会有一些车夫作为奴隶。
中国人是最早发明了火药，而是变成了王权富贵，逢年过节庆祝的烟花。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却变成了测量风水的神物。到了西方那里成为了战争必不可少的工具。
指南针
指南针也为他们开辟了新的航海时代。这就是东西文化不同之处。它们原来不过是进步之程度不同，后来时日久远，就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了。
不得不说，这种物质的文明是机械的进步。用智力创造机械，福特发明了汽车，增进人类工作和生产的能力。让车夫免于苦力才有空闲下来的时间去看书，去学习。
如果我们只是努力劳动，只为为了生存，那我们还有什么生活，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六百年前管仲曾经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义。
这并不是经济观，而是只有你最基本的需求满足时，才会更高的道德的精神文明。
民国时期的文化
我们的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想要更好的了解文明，都要与各个时期的历史相结合。东西文化之成败，就是看它们能够脱离中古时代那种传统思想制度到什么程度。
成功最大的；至于现代印度的文化，可说这是中古文化。在此两极端之中，其他东方各文化，其成功之程度，就各有高下不同了。我们将中国与日本比较就更明了了。
中国向来都是以大国身份自居，八方朝拜，在我外来文化传入中国时也是以礼相待，但是对于机械传入到中国，便是以洋人的东西为由，就开始嘲笑和鄙弃。
在晚清末年，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被迫打开，西方的一些器械开始传入中国。当时西方的第一部汽车传入中国的时候，是慈禧太后坐上面体验。
由于我国封建思想认为太后唯我独尊，不应该有人走在太后的前面，就下令中国不允许有汽车。一直到民国时期才陆续出现了汽车这种代步机械。
反观日本，在中国的盛唐时期，本是一个弹丸小国，他们谦虚学习唐朝的礼仪文化，才有了文明。到了晚清的时候，日本也已经成为了入侵中国的帝国。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中国和日本非常完美的解释了这句。
在面对美国的扶持时，日本完全忘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不客气地接受西方的机械文明，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就成功挤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并就造成了新的文化。
当培理到日本的时候，日本还是沉醉在古代文化里，受古人的熏陶。对于西方文化，起初并不能全盘接受，甚至还反抗过。但不久就开放门户而接受了。
日本因着外人的凌辱蹂躏，于是奋起直追，制造枪炮，便利交通，极力生产，整顿政治。
在《胡适传》结尾处所写道的：鉴于他如此真诚地要在中国培养的恰是‘现代文明’，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他奋力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正是我们希望看到其实现的东西。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政治环境并不足以使得胡适的自由主义主张得以实施，以至于他孜孜追求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在口诛笔伐中得不到实现，也招来了数不清的骂名。
他的自由主义的呼喊虽得到了知识界、思想界的回应，但是中国的封建思想是何等的顽固，他被称颂“不特文笔纵横”。但也因其批判的言论把国民政府的上上下下都得罪了一遍。
在他看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他希望他的言论可以鼓励人们，摆脱束缚，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认识自己的不足，听过学习别人的长处，来使自身变得优秀，促使中国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