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一个人在走路。以前在东北，

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

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

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

——萧红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独具魅力的作品，足以打动人心。

一部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

写尽了呼兰小城里的人生百态；

一部《生死场》，

被鲁迅先生赞誉“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萧红度过了短暂而传奇的一生。

从1931年逃婚离开呼兰，到1942年客死香港，

萧红一直没有停下奔波的脚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

短短的八九年间，她的人生轨迹遍布各地：

呼兰、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

而且，几乎每一个地方，她都经历了多次搬家。

漂泊，是萧红人生的主题；文学成了她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

01. 呼兰-哈尔滨：做了出走的“娜拉”

“秋天, 她逃出那个封建的家庭, 那个古老的县城。

她又到了建筑辉煌的哈尔滨。

在那里, 她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 自由而广阔。”

——骆宾基《萧红小传》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

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父亲是个“冷酷、不苟言笑、贪婪、暴虐”的人，

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很快续娶了妻子。

是祖父给了萧红最难忘的温情。

但年迈的祖父，只是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萧红长大了，可并没有“好”，祖父撒手归西，

“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父亲把她许配给大军阀的儿子——汪恩甲，

这个家中已经没有丝毫值得留恋的地方。

那时候，萧红正在读着鲁迅的《伤逝》和易卜生的《娜拉》,

“逃婚” 、“出走” 是唯一的出路。

萧红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选择，

她逃离了家庭，逃离了包办婚姻，也逃离了既有的生活轨道。

从此，“漂泊”成了她短暂一生戏剧的主题。

关于萧红逃走奔向了哪一位男性，众说不一。

可以肯定的是，萧红逃出了呼兰,

投奔在哈尔滨的一个男性朋友, 同居一段时间后,

一起南下北京,萧红在北师大附属中学上学。

不久, 二人返回哈尔滨,

男人离开，萧红拖着孕身依旧等待。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跟谁在一起,在于萧红

“冲出了呼兰县。而跨出这艰难的一大步与一位男性有关,不管他是谁!”

02. 哈尔滨-青岛：遇到拯救她的“骑士”

哈尔滨东兴顺旅馆，男人抛下怀孕的萧红，

谎称去借钱，再也没回来。

萧红被东兴顺老板软禁，并威胁要把她卖到妓院。

走投无路的萧红写了一封求助信，寄给《国际协报》。

《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鑫源派刘鸿霖（后来笔名萧军）给萧红送几本书。

萧军后来记述了他们的第一面：

满屋霉气，萧红即将临产，她惊恐不安，面色苍白。

萧军原本送完书就要走了，无意间看到

“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

上面的画和字，以及一首小诗吸引了他：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这一首小诗，让眼前落魄的萧红成了他眼里“最美丽的女人”，

他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来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那一晚，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

街道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

人们纷纷逃难。萧红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爬上了一艘救济船。

影片《萧红》中，萧红赤足跳入洪水中，

激动地踩水奔向萧军的画面，像极了落难的公主，

奔向城堡下解救她的骑士。

松花江的一场大水，淹没了一个城市，却成就了一段恋情。

萧红拖着产后孱弱的身体，四处搬家迁移，

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

在《商市街》中，萧红记录了这段时光，

身陷饥饿与贫困中，与萧军难得的共患难的快乐：

“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和萧军在一起后，萧红的文学潜力得到挖掘，

她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

1933年底，她和萧军共同出版了《跋涉》，这给了萧红极大的鼓舞。

不久后，应朋友之邀，萧红与萧军去往青岛。

从此，她再也没有踏上自己的故土。

青岛的时光，相对比较悠闲，还有清新的海洋风景，

萧军在报社工作，这段难得的悠闲时光，让萧红感受到了少有的人生乐趣。

这段时间，她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麦场》，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青岛几个月的安定是如此短暂。

朋友被捕，报社停办，俩人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漂泊地。

萧军给崇拜的文学大师鲁迅写了封信，

出人意料竟收到了鲁迅先生的回信。

03. 上海-日本：幸遇祖父般的“温暖”和“爱”

萧军、萧红很快抵达上海。

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一家咖啡室内，见到了鲁迅和许广平。

许广平回忆萧红：

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

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

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因为鲁迅先生的提携，萧军与萧红的作品陆续发表。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

这是她第一次以“萧红”的笔名发表作品，并因此一举成名。

鲁迅为其作序，盛赞她有“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并指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认为萧红是

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

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二萧和鲁迅先生一家交往越来越多，

他们的家也搬得离鲁迅家越来越近。

萧红自言，一连好几个月，几乎每天饭后都要到鲁迅先生家，

他们像家人一样相处。

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然而，二萧的裂痕自上海成名后就显现出来。

为了弥补，萧红与萧军商定，一个青岛，一个日本，

一年为期，到时再上海相聚。

萧红在日本，孤独寂寞，但也比较自由、平静，

用没有经济压迫的“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来治疗情伤。

在给萧军的信中，她不无心酸地写道：

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

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萧红在鲁迅先生身上找到了祖父般的“温暖”和“爱”，

也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品质——“睿智”、“热忱”。

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她回忆了很多和鲁迅一家交往的细节，

后来成为鲁迅研究者宝贵的资料。

鲁迅先生在精神、物质和社会关系方面全力支持他们，

不仅大力推荐他们的作品，也帮他们打开了进入上海文坛之门，

萧红文学史地位的确立，鲁迅先生功不可没。

客死香港时，萧红没有要求埋葬在她爱过的哪一个男人身边，

也没有要求回到故乡，她说

“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足见鲁迅先生在萧红生命中的重要性。

04. 武汉-临汾-西安-武汉：人生中唯一一次婚礼

从日本回到上海，萧红萧军又短暂和好。

萧军曾把萧红从东兴顺旅馆解救出来，

潜意识里对萧红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

对萧红的作品，也经常不加掩饰地表示不屑。

二人之间冲突不断，萧军甚至对萧红拳脚相加，

且在朋友面前毫不讳言，这让萧红十分难堪。

上海沦陷后，萧军、萧红随同一批文化人撤往武汉，

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东北作家群体，

这其中，就有来自东北的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和萧军不同，

他对萧红的作品表现出一种近乎崇拜的认可和赞许。

从武汉到临汾，又到西安，在一路躲避日军轰炸的逃亡过程中，

二人经常一起谈天说地，越走越近。

在西安，萧红和萧军提出结束六年的感情，彻底分手。

萧军随丁玲等人去往延安，萧红和端木蕻良返回武汉。

萧军，曾经是萧红的“骑士”，也是她的拯救者与解放者，

但后来，他成了萧红的债权人，感情出轨、家庭暴力，轻视萧红，

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萧红终于决绝地离开了。

至于端木蕻良，萧红曾说他是一个

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

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

从这些话里推断，萧红是不爱端木蕻良的，但她还是选择和他在一起。

这一生，只有在日本短短的几个月，萧红孑然一身，

其他时间，她都是依附着一个什么人的。

她太怕孤独，太渴求“爱”与“温暖”，

以为身边有个人就不再孤单寂寞。

萧红周围的朋友，一向都是萧军的朋友，

真正属于萧红的朋友很少，聂绀弩是其中之一。

聂绀弩曾经婉转地劝她：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

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端木的亲友也都反对，尤其端木的母亲，

但萧红坚决地嫁了，端木也坚决地给了萧红婚礼。

讽刺的是，这是萧红一生中唯一一次婚礼。

作为一个女人，她是自卑的，自己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呢？

既然无法只做“萧红”而必须做“某某的妻子”，

那么，“某某”是谁又有什么重要呢？

所以，婚礼上，萧红这样发表她的期待和感想：

“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

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

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

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凭心而论，端木蕻良坚持和萧红举办婚礼，

给了萧红最大的尊重，这一点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做到的。

05. 重庆-香港：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萧红选择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他们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给萧红带来幸福。

端木外表温良儒雅，性格内向软弱，家境优越，

习惯了被别人照顾，依赖性很强，生活能力也差，

不会也不懂得关爱呵护妻子，反而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

武汉遭日军大轰炸，船票很难买，

萧红四处托人去买两张船票，结果只买回一张。

萧红让端木先走，

端木就头也不回地独自乘船走了，

将带着身孕的萧红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

萧红孤身一人拖着沉重的身子，

在武汉、汉口、江津间辗转，以便去重庆和端木蕻良会合。

在江津，她生下了一个男孩，数日后孩子夭折。

战时环境恶劣，孤身奔波劳累，再加上生产，

给萧红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从那以后，萧红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

1940 年1月底，萧红和端木蕻良去了香港，

这是萧红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唯一庆幸的是，颠沛流离中，端木在重庆当教授，

在香港编刊物，收入相对稳定，还是给了萧红短暂的平静生活，

她完成了《呼兰河传》《马伯乐》和《小城三月》等重要作品的创作。

香港沦陷。

端木蕻良又一次把她扔在香港思豪酒店，独自突围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萧红渴望回到亲人身边，

也格外思念那片孕育她的黑土地，

《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是她在此心境下对故乡的回望与精神回归。

1942 年1 月22 日，

留下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后 ，

萧红病逝。

我总是一个人在走路。

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

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

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

她终是孤零零地一个人走完了人生的路。

萧红被称为 “30年代的文学洛神”，

短短的31年生命中，她以超常的勤奋，

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文学精品。

她探索的创作之路，她独特的个性和博大丰富的精神世界，

带着璀璨的光芒，吸引我们走近她，了解她，怀念她。

我们关注她，只作为一个作家，

而并非她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的情感经历。

真正尊重一个作家，尊重萧红，

应该是不八卦、不猎奇、不拔高、也不低姿态，

不需要做任何带有个人情感的价值评判，

也不需要去刻意“还原”，真正的萧红是无法还原的；

唯有进入她的文学世界，去靠近、去理解她，

在她的作品中，在她诗性的文字中，

以最客观的姿态，与萧红进行精神对话，

去理解她的精神世界和博大的情怀。

唯有对事实的尊重，

才是对一个作家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