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尤其擅长描写女性的细腻心理，其作品的主要人物也多为艺妓、妇女，亦或者是尚未婚嫁的少女。

虽然永井荷风作品中也不乏男性角色，但他们大都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经常朝三暮四，沉湎美色，行不轨之事。

《两个妻子》作为永井荷风所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延续了他一贯的特色，将视角局限在已为人妇的千代子和玉子身上。而两位少妇的丈夫也和永井荷风笔下大多数男性极为接近，整日沉迷于在外面寻花问柳，而不能安于本分。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永井荷风虽然热衷于描写两性关系，但其笔下的感情总是与不伦之恋挂钩，且往往被抛弃的多是女性。这就使得其作品中的男女人物存在着一定的地位差，可以毫无顾忌，在外另寻新欢的男性似乎带着一股天然的统治力。而对于出轨的丈夫无能为力的妻子，又或者勾引已婚之夫的女性则总是附庸男性角色而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永井荷风在作品中塑造的一批批仿若寄人篱下一样毫无话语权可言的女性形象，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文将根据《两个妻子》的相关内容延伸扩展，从日本女性地位的变迁中提炼出女性提升家庭地位，实现真正独立的关键所在。

01

从遥远的上古时代到如今的现代社会，岁月辗转千年，人间沧海桑田，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自然也不可能始终如直线一般延伸至今。

在原始社会以母为尊观念的影响下，日本女性被冠以“太阳”之称，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公元6世纪，武则天登临称帝，成为千古难寻的唯一女帝。然而在同时期的日本，女性帝王却频频出现，自公元6世纪到8世纪末，前后共有六位女性帝王成为东方岛国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者。

在政治上都享有如此高地位的日本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言。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当时分日本流行“访妻婚”。

日本女皇

所谓访妻婚是指男性和女性结婚后并不同居一处，女性仍旧住在原处，而男性也不能搬入女方家中，只能每天来家中过夜。尽管当时男性可以同时与数位女性达成婚约，本质上仍旧是一夫多妻制。但不可置否的是，在当时的婚姻关系中，女性拥有着令后人艳羡的决定权。

据史料记载，当时女性所生子女皆由女性抚养，如何起名等一众事物完全经由女方一人操办，男性则只能定时交付“抚养费”。在此时的婚恋关系中，男性更接近于工具人的存在。

当时的女性地位不凡，不受禁锢限制，自然能够大展拳脚。暂且不提辈出的女性政治家，紫式部、清少纳言等一众杰出的女文学家也为日本文坛留下了绚烂的文化瑰宝。除此之外，日本女性在经济活动中也拥有不小的贡献，劳动妇女中不乏技艺高超的佼佼之辈。

然而，随着母系社会的崩溃瓦解，男性逐渐占据话语主导权，女性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

日本大化改新之后，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日本社会渐趋有了“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子。随着江户时代对宋朝朱子学说的进一步学习，束缚中国女性许久的“贞女烈妇观”也随东风而去，漂洋过海，在日本生根发芽。

在此影响下，日本女性逐渐沦为了男性的生育工具。在当时，日本女性只能闭门不出，在家里从事穿针引线的手艺活，或者是全心全意照看孩子。

而男性则要潇洒自在许多，不仅可以随意在外面另纳新妾，还拥有休妻的生死大权，更可怕的是，当时的日本女性没有自主离婚的权利，而只能等候丈夫下“逐客令”。

随着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日本女性得以在绝对的压迫之下获得了稍作喘息的机会。

森有礼

明治初期教育家森有礼在出任文部大臣时多次强调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

“子女才不才，取决于母亲贤不贤。国家要想有才子，首先要让女子有学问。”

森有礼的论调倒是跟我们流传的“子不教父之过”相去甚远，不过这总归是一个良好的讯号，意味着日本女性的地位终于能够有所提高。尽管在此时，日本女性的使命仍旧被“相夫教子，持家有道”束缚着，但对于女性教育的重视，不可谓不是一大进步。

02

永井荷风创作《两个妻子》之时，日本已经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洗礼，所以此时女性的地位似乎还算可以接受。

至少在小说开头，千代子可以因丈夫俊藏夜不归宿而大发脾气，而身为丈夫的俊藏也不像百年前的日本男性那样风光无限，必须要在回家之前想出合理的解释，来安抚躁动不安的妻子。

而亲眼目睹丈夫从小妾家里走出的玉子，也不再像当初的日本女性那样软弱无力，至少还能够以回娘家的方式来以表反抗，尽管我个人觉得效果微乎其微。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男性在外寻花问柳的风气仍旧肆无忌惮的滋长着，女性也并不能做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实质举措。而只能独自猜想，黯然神伤。

之前网上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就是拿美国的工资，住英国的豪宅，娶日本的老婆，吃中国的大餐。”

虽是调侃之语，但日本女性温柔体贴之特性却体现地淋漓尽致。然而在我看来，日本女性这种极致的体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受压迫过久的潜在体现。

正是因为日本女性地位低下，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和能力，才使得她们形成了逆来顺受的个性。而对于置身事外，并不十分了解的我们来说，这种软弱就变成了所渴求的“体贴”。

03

日本女性何以从一国之主沦落为男性工具？要想解开其中奥秘，或许需要我们从女性所从事的日常活动入手。

在早期，女性既可以是决定一国未来的政治家，也可以是腹有诗书的文学家。底层女性也可以精练技艺，在日常劳作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随着男尊女卑思想的日渐盛行，女性的日常活动被加以严格限制，谨遵“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教诲，被局限于那一方小小的天地。

而当时日本推崇备至的《女论语》，洋洋洒洒共有立身章、学作章、学礼章、早起章、事父母章、事舅姑章、事夫章、训男女章、管家章、待客章、和柔章、守节章等十二章。

这十二章可谓是事无巨细，将一名守节女性的日常生活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但颇有意思的是，这里面却没有任何有关女性日常劳作的记述。

毫无疑问，女性地位的下降伴随着其“劳动权”的被剥削。这也是为何即便明治时期日本女性地位有所提高，却仍旧未能从之前的压迫中翻身出来的原因所在。不信你瞧那日夜枯守在家的千代子和玉子，虽然不愁吃喝，但却整日无所事事，只能收拾家务，养草种花，聊以度日，等候丈夫归家。

而在一家之中，没有经济来源，又或者是经济收入较低的个体很难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两个妻子》中被包养在家的千代子和玉子如是，《隐秘的角落》中做上门女婿，工作没有丝毫起色的张东升亦如是。

也正是因此，在二战之后，日本当局终于意识到了改革的刻不容缓，先后出台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和《育儿和看护休假法》，确保日本女性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工作中来。

但遗憾的是，永井荷风所处时代的日本女性很明显无法享受这足以扭转女性地位的红利。在《两个妻子》中，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丈夫出轨的千代子只能以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不幸，以及用她人更不幸的经历来开脱自己，让自我从压抑与苦闷中解放出来，以维持这被“压迫”的人生。

写在最后∶

其实不止日本女性，对于全世界女性来说，要想取得平等的地位，经济独立都是首要的保证。没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支撑，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便岌岌可危。

而对于已经经济独立的一众女性来说，剩下要做的就是实现思想上的独立。我始终认为，经济独立的实质意义并不在于创造多少个女富翁，而在于提醒女性本就拥有和男人相同的权利，做成同样事的能力。

这世上没有任何规定指明男性和女性必须只能做固定的某些事，因此，唯有女性意识到并非为了证明自己不输于男性才去做某些事，而是“我”本就可以做这些事时，女性独立或许才能真正迎来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