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胡适先生早年是倡导自由主义的，在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算是碰了一鼻子灰。或许是有所感悟，到了晚年，每每于重要场合，他又反复提及上述观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先是在北平电台的一次关于自由主义的讲演中，胡适先生谈及了一次他看望老师的经历，这位年过八旬的老师对胡适说，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此后，胡适先生又多次提起这句话，还专门写了篇名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后来他的杂文集也以《容忍与自由》命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观点在胡适晚年的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胡适先生的这一观点，我们不妨梳理下胡适先生的那篇《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不长，全文大概三千来字，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胡适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彼时的胡适正当少年，与诸多进步青年一样，他痛恨中国的传统文化糟粕，这糟粕中便有古典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那时胡适是把这两部小说当成封建迷信来批判的，不仅是批判，胡适认为对这些所谓迷信应当一概摧毁，为了表示坚决的态度，他还引用了《礼记》中《王制》的一段话：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礼记》中这段话原文的意思是假托鬼神、时辰日子、卜签来蛊惑民众的，应当统统杀掉，胡适认为《西游记》和《封神榜》这类小说也应当当成迷信统统诛灭。
可若干之年之后，痛恨《西游记》迷信误国的胡适却对《西游记》着了迷，为西游记作了几万字的考证，不仅如此，作为“油腻大叔”的胡适自己也成为了年轻人要打要杀的对象，于是胡适说：
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对那些要“杀”他的年轻人，胡适先生自然是要以容忍的态度来对待，他的理由也很别致，当年社会能容他这个要打要杀的年轻人，现在他老了，自然也要容纳后来的年轻人。
第二部分主要是举了欧洲宗教自由的例子，在宗教改革之初，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本来是反抗旧教的种种恶习的，于是他们成了迫害的对象，可是当他们自己得势，又开始惩治他们眼中其他的异端了，却忘了他们自己也曾是异端。有位加尔文宗的门徒竟公开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
胡适于是指出，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在于人们认为自己的信念就是正义，自己的信念是不会错的，而容忍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是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第三部分，胡适提及了一段旧事：
白话运动之时，胡适曾写信给某位优秀的鹤立鸡群的姓陈的教授，提出推行白话可以邀集国中人士平心静气的来讨论研究，到时候是非自然明白。而陈姓教授却回复，推广白话是非甚明，容不得任何讨论之余地。
胡适与陈教授其实都是赞成白话运动的，他们当时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然而陈姓教授不容他人讨论的武断态度却让胡适非常反感，过了四十多年，他仍然无法忘怀，认为陈姓教授不容他人讨论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反感和讨论的。
最后，胡适非常委婉的提出，人们应当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对他人的不同看法总应当抱着一种容忍的态度。
胡适的此番言论一出，引起了一番较大争议，很多人说胡适是胡说，有人说，自由是目的，容忍是手段，哪有手段比目的更重要的？认为胡适说的不合逻辑。
又有人说，从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来说，容忍并不是自由的根源，更不是自由主义的原则，胡适的话不合常识。
总之，大部分人是不以为然的。
然而细细一想，胡适虽有胡半部的名声，但终究是上世纪数得着的哲学家，且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他提出这样一个既不符合常识又不符合逻辑的观点，是有他的苦衷在其中的。
在上世纪上半叶纷乱的学术界中，胡适是少有的观点平和的学者，他反对激进的变革，反对流血，希望通过改良实践去完善中国社会，也正因为如此，他两边都不讨好。
当各方都坚持自己的主义时，胡适却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又让他成了众矢之的。
到了晚年，大半辈子的阅历大概更使他觉得许多事都坏在众人的坚持己见与对不同意见者的零容忍中。胡适是天性豁达的，然而却又是有家国情怀而又有些敏感的，他对此一定有自己的一番感悟。
因此，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与其说是他哲学思想的一种提炼，不如说是他步入晚年后对自己人生阅历的感性表达。
他仿佛在告诫后来人，不要做那些无谓的意气之争了，大家互相容忍对方的不同观点，共同把事办好吧！
最终他还是未能如愿，然而，龙马君觉得，他的这一观点有种超越时空的力量，不一定正确，在某些时候却很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