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我所见的鲁迅，并不是那样的

按中国学者李庆对日本汉学一个半世纪史的梳理，小川环树（Ogawa Tamaki，1910~1993）属于“转折与发展”期的中坚分子。曾任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的兴膳宏认为，小川是“战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支柱”，对此，李庆说：“我想，不仅是京都大学，也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栋梁吧。”

日本著名汉学家合影，后排左起三人分别为吉川幸次郎、小尾郊一、小川环树（摄于1959年）

小川环树作为学者，成长于战前，起步于战时，大成于战后，确实是全面见证并体现了日本汉学“转折与发展”的一代大家。北京大学的严绍璗教授在《日本的中国学家》一书中，记载了小川著作二十种，考虑到那本书的出版年代（1979年），其实只涵盖了小川从京都大学荣退（1974年）之前的部分业绩。他对《三国演义》的翻译和研究，与吉川幸次郎共同主编的煌煌三十三卷本《中国诗人选集》（岩波书店，1957年~），包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1968年）等，均已跻身世界汉学的经典。1969年3月，小川当选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1989年，成为日本学士院院士。对小川之学，京都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入矢义高评价说，他“不仅兼有作为学者所必须的深刻洞察力和广阔的视野，而且具有他人所不能及的感性的细腻，这样，他的学问就渐入圆熟之境”。

《三国志全译版》，全8卷，岩波书店1982年出版，小川环树、金田纯一郎译

除了道德文章，小川环树还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在学界颇受侧目。其一是显赫的家世，其父小川琢治是地理学者，同时也是汉学家，其对中国历史地图和历史地理的研究，有开创性的贡献。小川家五个儿子：环树排行第四，兄长小川芳树是冶金学者，东京帝大教授；次兄贝冢茂树也是汉学家，京都学派重镇；三兄汤川秀树是理论物理学家，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49年）；老幺小川滋树战时夭折。对如此硕学满门、名士辈出之望族，若是用不痛不痒的“书香门第”之类来形容，真不足以传递那种华丽家系之皮相。

其二是“朋友圈”。1932年，小川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同年进入京大大学院。1934年，赴中国留学，先是在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当旁听生，后赴苏州学吴语，曾听过魏建功、闻一多、孙人和、钱玄同、吴承仕等人的授课。虽然留学生活满打满算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或深或浅，小川与周氏兄弟、章太炎、罗常培、刘半农、赵元任、郁达夫、杨联陞、钱锺书等大陆学人都曾有过交游。其中，对鲁迅的印象，尤为深刻。

1963年，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北大教授游国恩（右）在京都大学做学术演讲，小川环树（左）担任主持人

鲁迅素为东瀛士林所敬重，是生前就在日本出版过“全集”的唯一外国作家。毋庸讳言，作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踏上汉学研究之路的青年学人，能结识鲁迅，确是一件相当“拉风”的事。小川晚年追忆留学岁月的文字，副标题就叫“鲁迅印象及其他”，足见鲁迅的存在感。为结识鲁迅，小川和先于他半年来到京城的另一位文学者、后成为九州大学教授的目加田诚，走了一条迂回路线，先是去八道湾拜访周作人，请他写介绍信。周有些为难，表示自己不便写信，“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介绍郁达夫，让他来写吧”。

果然，二人持郁达夫的介绍信，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鲁迅日记》1935年3月21日载：“下午得达夫信，绍介目加田及小川二君来谈。”单看这一则日记的话，难免会产生误解，以为鲁迅只是收到了郁达夫的信。好在有小川的日记，说明确是在那天下午，鲁迅约见了小川和目加田。小川后来又多次见过鲁迅，但在日记中，只记了最初见面时的情形：“到内山书店，呈郁达夫介绍信，请求面会。少倾，鲁迅至。”鲁迅给小川的第一印象，是“个虽矮，但目光锐利。充满自信，话语率直。”

第一次见面，具体聊了哪些内容，小川并未在日记中记录。或许是当时正在做中国小说史方面功课的缘故，晚年撰文回忆时，他只记得自己有意识地向鲁迅请教了关于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事。他觉得做这种小说类的研究，无疑需要大量参考书，便问鲁迅当时是否用了北京大学的书。鲁迅答道：“非也。那些书全都是从琉璃厂的旧书店中借来的。”从旧书店借书而不是购读，令小川略感困惑。聊着聊着，方知彼时“坊间是相当自由的，旧书借个两三天是稀松平常之事”不过，纵然如此，在日人的感觉来说，“总借不买的话，天长日久，店家是不是就不愿再借了呢”？对此，鲁迅的应对，是“穿着在日本定制的西装，再去店里，店主便很痛痛快快地借给我了”。原来穿西装会被店家目为“上等人”，“可在除此之外的场合，他分明是不穿洋服的”。这种写在正经书页边上的文化古城书业掌故，若不是小川亲耳听来并缀文成篇，说不定就湮没了。

小川环树代表作之一《唐诗概说》，岩波书店2005年版（初版于1958年）

初次见面，除了目加田之外，其实还有一位日本青年在场，一位学地质的留学生。与两位文青学者一道，听一位中国文豪侃侃而谈，他自觉插不上嘴，故自始至终未说话。见面结束后，他却“酷评”道：“与那位柳田国男，柳田先生真的好像呀。”听罢此言，小川倒也觉得有点像——他曾听过柳田在京大的演讲：

在充满自信这一点上，确有共通之处，柳田亦如此。但（鲁迅）并没有给人以神经质、难相处的印象。兴许在内山书店聊天时，刚好是他心情不赖的时候也未可知。可甭管怎么说，他可能并不是好说话的人。

目加田后来也写过回忆。他向鲁迅提起了周作人，说他“是北京文坛领袖，发表过很多富有韵味的小品文”，“鲁迅脸色一变道：周作人怕是要没落了”。

还有一次，让小川见识了鲁迅的“不好说话”。也是在内山书店，鲁迅正在店堂中坐着，创造社诗人穆木天进来，挑了几本书，然后过来跟鲁迅打招呼，“鲁迅却扭过脸去，根本不搭理”，而小川知道俩人是认识的。后来内山老板告诉小川，说穆木天的转向，令鲁迅不齿。

第一次见面后的第二天，目加田就从上海乘船回日本了，小川继续在南方逗留了一段时间。1935年秋到翌年4月，小川又去苏州学吴语。其间，每个月都会去上海，而去上海必泡内山书店，故见过鲁迅很多次，交流范围也广，谈这谈那，从古籍版本到电影木刻，也没少月旦士林，小川知道鲁迅内心很鄙视苏州文人。但无论谈什么，与鲁迅的交流一准儿是日语，“鲁迅的日语真是地道，我全然没有跟外国人谈话的感觉”，以至于小川完全不知道说着北京官话的鲁迅是何种样子。大约也交流过语言的问题，鲁迅说自己的日语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语”。经这么一点拨，小川才觉得鲁迅的话，确实有那么一点老派的味道，“跟郁达夫不一样，郁是大正时代的留学生”。

小川在内山书店没少淘书、捡漏，如鲁迅的《准风月谈》，在北京是禁书，早已无从入手，却不意在内山的书架上发现，心情大悦。1936年4月10日前后，小川从苏州进沪，照例去内山扫书，不期在店中与鲁迅再次邂逅。简单聊了几句，小川跟内山老板说第二天就要回国了。内山听了，默默从岩波文库的书架上取来一本书——岩波版增田涉译的《鲁迅选集》，说书已经卖光了，这是本存货，“请先生签个名吧”。于是，便有了小川书斋中那本唯一的、也是永久的纪念。那是小川最后一次见鲁迅先生。

上海鲁迅公园中的鲁迅像

1978年4月，阔别四十二年后，小川环树应邀访中，去了上海。在鲁迅公园，因鲁迅纪念馆正在维修，没能看成，遂瞻仰了公园里的鲁迅铜像。时值清明前后，像前摆满花圈。小川站在铜像前，端详着鲁迅，感到时光倒流的同时，心里有种挥之不去的违和感：

我常说，那座铜像所表现的鲁迅过于威严了。我所见的鲁迅，并不是那样的。他应该更随便一些，在与我聊着天。也许是生病之后人变憔悴了，但真的不是那副高大威严的模样……

由此也能看出，正如入矢义高所评价的那样，小川身上确有种“他人所不能及的感性的细腻”。

《谈往闲话》，小川环树著，筑摩书房昭和63年1月初版（作者提供）

作为纯文学者，小川环树在专业研究上颇勤奋，著作等身，却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往，生前只出版过一册随笔集《谈往闲语》（后收入《小川环树著作集》第五卷）。那本集子经弟子兴膳宏之手编纂，1987年由筑摩书房出版，装帧极其精美。函套上的画（帙绘），是小川的父亲小川琢治的友人、画家木下日出男的肉笔绘——1941年，时任东北帝国大学副教授的小川在卧病之时，父亲特意从京都寄到仙台的礼物，画的背景是位于苏州城西南一隅的瑞光寺古塔。病中得到如此特殊的关爱，小川仿佛瞬间被治愈。原画是水墨绘，在《谈往闲语》付梓前，小川与筑摩书房的编辑大西宽商量，由出版方按传统日本版画的技法，套色印刷，为随笔集增色良多，同时也使姑苏城外古朴的风景定格在读者的视线中，从而分享作者的一段青春记忆。小川在后记中写道：

我在苏州留学的时候，坐在摇摇晃晃的人力车上，从寺庙旁边的野道上经过不知有几十回。听说古塔最近修复了，但当时的荒废正如画中所呈现的。秋日的黄昏，从城里的繁华街赶回位于城外日本租界的旅馆，我打那条寂寞的野道上通过时，会听到从塔顶上成群飞过的乌鸦和麻雀的啼鸣，加剧了内心的寂寥感。瑞光寺的北边，耸立着北寺塔。每当列车出了苏州站向城里方向行进时，不一会儿，塔影便映入眼帘，显得愈发高大。虽说那里是姑苏游客人人皆知的地方，可对我来说，瑞光塔才别有一重特殊的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