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3）
白雪红旗（3）
这段胶片，我至今印象深刻：
风雪交加，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一间屋里生着暖和的火等他们进去休息一下；没有一杯热咖啡，没有一张女人微笑的脸。这些德国兵没有鞋，他们用军衣裹在脚上，缠在头上，扎在腰上，把身体尽可能地缩到衣服里；时常有人倒下，倒下的人在风雪弥漫中一会儿就被厚雪掩盖上。
进攻苏联时，这些德国兵多威风呀，满天是黑鸦鸦的飞机，地面是一眼望不尽的坦克、战车、大炮、摩托、卡车、漂亮的军装、闪亮的钢盔。他们返回时却在饥寒交迫中跋涉了4个月才走回老家。而且留下一路的尸体，一路的悲伤。
这段历史胶片很有意思，它用超过文字百倍的直观效果告诉人们：“苏联人对于战败的德国人是绝对严酷、严厉的。”这种严酷、严厉中国人没给过日本人，如果日本人有良心可以回想一下。不管是人民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周恩来，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给予日本的都是以德报怨。中国人没有对不起日本人的地方。
我在日本6年，没找到采访德国兵的文字，却惊讶地从日本三大报上20多次看到当年的日本兵公开宣称永不忘记中国宽大政策的事例。我都一一做了剪报。我就喜欢这些让中国人读了心里热乎乎的东西。比方最近的一次，是发表在1996年12月5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撰稿者是一个73岁、叫竹市弘、居住在爱元县一宫市的老人。竹市弘在文章中说：“最近香港报纸报道了中国政府的舆论调查结果：中国人最讨厌的还是我们日本人。战后50年，我们日本人仍然被讨厌，这让我心情不能平静。战败以后，当时中国方面有这样的口号，‘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决不能虐待日本人’。中国当局对我们的宽大待遇，至今难以忘怀。反过来想，我们这样宽大过中国人吗？”
六
在庆祝抗战50周年之际，我在日本和中国国内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关于采访今日侵华日军老兵的文章。有个曾在《北京青年报》当过记者、现在在日本把中文报纸办得热火朝天的老朋友给我来电话，说：“伙计，我在日本8年，怎么连一个鬼子都没遇见？”我说这和你坐电车时老闭眼养神的习惯有关。你稍微睁睁眼，就会惊喜地发现眼前就站着个鬼子兵也说不定。
这位朋友后来回忆起曾经在加油站打工时，一位日本老人天天给他买几瓶汽水。原因是，1937年在北海后身，天天免费喝中国人做的酸梅汤！我说：“看看！看看！不简单吧？你还说没有？”卢沟桥事变，土话：北海后身，白喝的酸梅汤……不那么简单吧？
我和他讨论了采访目前仍活在日本社会里的鬼子兵的可能条件：
要有新闻敏感，但不一定是记者身份；有不忘屈辱史的正义感；有广泛的社会机会，但不一定是职业记者；有为人随和的交谈方式；有锲而不舍的采访习惯，但不能采用正规方式采访；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有送“外卖”的职业，它能消除警惕；笔译的能力也不可轻视；有写作的习惯。具备以上条件，就完全有可能采访到原侵华日军的老鬼子兵。
我对这位老朋友说，我在打工过程中就曾和十几个老鬼子打过交道，甚至跟其中几个人一起工作很长时间。有的虽不在一起工作也是天天见面，有的人不愿谈过去，我就旁敲侧击，我一周问一个问题，一年就可以提50多个问题，最终可以了解到许多情况。最短的采访对象虽只交谈了45分钟就“炸”了，但对方暴露出来的思想，却是发人深省的。本人无采访动机而偶然遇见的鬼子也不少。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4）
白雪红旗（4）
我每天去游泳。在我的游友中有个老太太，她作为原日本兵曾在中国东北呆过三年。她对我说：“战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穿上了军装。”后来，老太太对我说：“听咱俱乐部的人说你是外国人？”我说是呀。她说：“怪不得你问我那么多问题呢，还没有一个日本年轻人这样详细问过我。”
我说：“我最想问的问题还没问过你哪！”
老太太眯起小眼睛，问我是什么问题。
我说是关于性的问题：“战争时日军女兵的性是属于自己，还是属于国家，属于军队？还是属于上级？”
我问得很抽象，但老太太听懂了。她驼着背昏花着老眼想了想，又眯起小眼睛回答我：“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
从我遇见这个原日军女军人起，我就一直想写一篇题为“侵华战争中的日军女兵”的论文。原日军女军人这个领域，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涉及过的领域。我对二战中“女皇军”在日军中的数量比例，她们的军事作用、社会地位、她们的性问题以及她们与今日日本自卫队中的女性的比较，很感兴趣。
写这样的论文非常困难，要查阅不少原日本文献档案，并且要访问至少多名原日本军女兵。作为一个历史问题的分支，眼看着就没人去填补空白了。有的时候，光有“意图”是不成的，它离现实还差十万八千里，实在遗憾。
我遇见一个看传达室的老头儿没当过日本兵，他是个拐子，小儿麻痹症所致。他说：“那个年代，我也很想去外国看看，可惜不要我。看着他们舞刀弄枪、威风凛凛地出国了，去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真羡慕。可惜若干年后，他们之中不少人没回来，回来的人，不少身体状况还不如我呢。”
各种各样的人，怎么会采访不到？
作为正式记者，采访极困难倒有可能。因为老鬼子们一听“记者”两个字就摇脑袋。
七
为什么会摇脑袋？这里有一种什么样的潜意识存在着呢：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悄悄地潜伏在日本国民的心中呢？它怎么会在暗中左右着日本人的言行呢？
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消散了半个多世纪，曾经敌对的国家相互缔结了和平关系，战争的是非、功过已大白于天下；但是只有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幽灵仍然在公开游荡。总是不断有人试图为侵略战争翻案，为日本血腥的侵略史涂脂抹粉，甚至把昔日的战争狂视为民族英雄。国会迟迟不肯作出公开谢罪和通过不战决议。
这种异乎寻常的顽固与反动经常使亚洲各国人民感到愤慨和难以理解，同时也成为当代国家关系的一大障碍。实际上，日本人给世界制造的难题植根于其民族特性，而不是仅仅由于一个保守的政党和一些愚顽的政治家。如果我们考察日本社会的历史也许能解开人们的某些困惑。
当代日本国家是从1876年明治维新开始的。在打倒幕府、树立天皇的运动中，日本特有的武士阶层起到了核心作用，并在随后成为新的领导阶层。尤其在作为国家对外殖民战争支柱的军队中，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应当记住20世纪前半期的日本社会里，军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武士道”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它表现为绝对服从命令、名誉胜于生命、尚武、忠君等等。
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在1946年出版了名著《*与刀》。该书被用作向美军官兵解释日本社会的军队用书。该书指出：日本人重视“羞耻”文化，而不是注重“罪过”文化。就是说，做错了事只要不被发现，就算不上什么耻辱，因此沉默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在这样的信念指引下，军队在异国他乡烧杀抢掠只是增加了他们的荣誉，而在战后的岁月中又竭力掩饰历史事实。所以，回避罪责，接受采访时他们摇脑袋，似乎成了必然。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5）
白雪红旗（5）
对日本来说，很难谢罪，谢罪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顶多是道歉，就像损坏了邻居的桌椅而说声“对不起”。
不能面对历史的真相还有另外一个深刻原因，那就是从一开始真相就被掩盖起来了。直面历史就像打开潘多拉的魔盒，种种问题都要涌现出来。和德国不同，日本人没有一个“纳粹党”可以谴责，也没有一个在战争中死去的希特勒可以向他推卸一切责任。这样，谴责历史，就是谴责他们自己。
在战争末期，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像天皇一样，穿着黄军装，准备殊死一战。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出于和平改造日本的需要，决定保留作为国民象征的天皇，并不予追究他在多年血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于是，美国人决定不向天皇提出任何问题。更有极端右翼组织在努力消灭任何敢于打破沉默的人。战后的日本就在对战争真相掩盖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并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
今天，日本在成为经济强国的同时，又想步入政治大国的行列。他们连做梦都想着在联合国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每年“八?一五”那天日本政界都参加“我们都来参拜靖国神社”的运动，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挑战。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强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又慢慢抬起了头，蠢蠢欲动。他们为了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存在，左手挥舞教科书，右手指着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脚下往靖国神社大门里迈，屁股往军国主义的板凳上挪，背心前印着“多给慰安妇钱”，脑门上粘着“南京大屠杀是胡说”，嘴里扬言“日本不能自虐色彩逐年增加”。少数日本人在各国人民心目中的丑恶形象，我感到是日本人中的少数右翼分子自己树立起来的，并非世界各国人民无端渲染。
对于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我当然不可能有机会去逐一采访。我接近采访过的只是十几个原侵华日军老兵或被中国人称之为“老鬼子”的人。我只不过把他们的言行如实展现给读者。我个人认为老鬼子的多数人是有悔罪表现的。他们的思想无疑受到过战火纷飞的影响。那些血腥的残酷场景，留给老日本鬼子的印象是深刻的。
在接近鬼子、采访鬼子的过程中，当一个老鬼子用忏悔的目光看着你说“我对不起中国人！”时，实实在在是感动人心的。承认罪行、承认错误，忏悔，这种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以为实实在在是难得的。我还没见过有关德国人的报道，但是德国人肯定有这种行为，而且是具有普遍性地存在着。那么，日本人的认罪行为为什么不具备普遍性呢？尤其是他们以群体方式出现时，个人的是非观念就完全消失了。
八
我一直以为日本是一个“要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人群团体（这个“别人”当然不是日本人生活圈子之外的人）。脸色之重要，甚至到了不管是非、对错的地步。
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翌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就向日本发出呼吁：早日投降。但当时日本天皇要看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首相、外相、陆海相、陆海总长的脸色。这些人也要看天皇的脸色。他们一会儿要“本土决战”，一会儿又要“国体维持”，就是不愿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这之后，才是美国人8月6日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在这期间，日本人的决策者们一直碍于各种面子吵到“八?一五”前最后一刻。
我认识的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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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红旗（6）
我在日本生活多年，感到一个日本人与外国人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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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他是平常人，和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阿根廷人、索马里人一样，亲切、融洽、理解、自然，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当他以一个团体成员出现时，他就变成了有国籍的日本人；那时，他干什么事都要服从团体的意志，或者说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岛国国民正像汪洋里的一条船，他们必需团结一致。不论到大海里捕鱼时应付风浪或者到大陆架国家去抢东西或者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等等，不团结就什么也干不成。
“团结”可以使一个民族成为经济技术大国，“团结”也可以阻挠一个民族迈入世界政治大国的步伐；“团结”可以左右个人为团体的利益而不承认错误，“团结”当然也可使人在铁的事实面前信口雌黄。似乎“团结”的力量还可以掩饰战争的罪行。那么面对采访的询问摇脑袋还奇怪吗？
但是摇脑袋也无碍大局。
中国人在日本办的一家报纸《中文导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纪之交的中国与日本”的文章。文章是该报记者孙江于1996年10月采访日本静冈县立大学讲师茂木敏夫博士的记录。茂木敏夫博士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在采访中有这样一个回答，引起我的注意。
茂木博士说：“在我看来，中国人有个错觉，以为日本社会右翼势力正在勃兴；其实右翼在日本仅占极少的一部分，战后日本已走上了*国家的不归之路。”
以上茂木博士的讲话，我认为是实情。从广义上讲，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看法。纵观历史，横观历史，展望历史的走向，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外都是让人嗤之以鼻的势力。中日建交25年来，走过了一条坎坎坷坷的道路。在光明的前途面前，有谁能说它是在走回头路呢？
九
然而正义在某一局部时空范围内会让邪恶占上风。近几年，每到“八?一五”日本投降纪念日前后，总有一伙子当年的鬼子，穿上旧军装，扛着三八枪，在自己家门口向亚洲各国人民挑战。1995年8月16日上午11点10分，我在东京的靖国神社追着这些老鬼子问：“喂！我是中国人。你们敢不敢穿着这身衣服去趟汉城或北京卢沟桥？”这些老军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敢”这个字。他们中间有一个老鬼子对我说：“嘿！你小子别在这儿开玩笑啊。”
我说：“这事还能开玩笑？你们谁穿这身衣服去，我情愿给他出机票钱，并陪同采访。”我估计如果有谁去韩国汉城的话，返程机票就不用买了，那里的人火气都比较大。
这些地地道道的老鬼子们面面相觑。
如果在半个世纪前，我的脑袋立马就搬家了。这帮老鬼子谁都可以办这件事，杀我就像杀只鸡一样。可今天确实不成了，靖国神社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中、大庭广众之下。想复活军国主义是可以的，但立马再杀中国人还是不行。前面讲了，日本到底是个法律社会、*社会，而且我过期的记者证就挂在脖子上。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越是小报社前面越爱加“中国”两个字，别看它小得没人知道，发行量之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可出国就不一样了。这帮老鬼子挎着大洋刀、扛着三八枪、扎着武装带围过来看看我的记者证，都说：“这小子是中国记者！不要回答他的任何提问！”
他们躲着我，回避我，怪不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