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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4)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4)
“当时,日本国内常常组织妇女和女学生给侵华日军做慰问袋。有一次我收到一个慰问袋,是长崎市一个女高中学生做的。她送我一个布娃娃,还附一封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爱你,日本军勇士。我们长崎市的女学生都组织起来和成年人一起大*三日,庆祝占领南京!到处是张灯结彩,举臂欢呼,这是我们日本人的胜利!平时看一场电影要10日元,我没有钱,从来不看电影。但这次看到了免费的电影。在电影里,我看到我们日本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我看到我们日军开进中国首都南京,人被推进坑里,再用土埋上。当看到砍下中国人头的一瞬间——人头落下的同时,从那躯体里喷出的鲜血时,我呼吸都要停止了,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看了电影,我更爱你们,我们大日本军的勇士们……’
“战后,我活着回到国内,向长崎市役所写信,希望找到那个女学生。市役所的役员给我回信:‘按她的地址,距1945年8月9日美军投下原子弹爆炸中心点仅5公里。她不可能活着,如果你认为她活着,我们将在7位同名同姓、同年龄的妇女中展开调查、询问。
“战争使所有的日本人失去理智,又惩罚了所有的日本人。这个日本女学生大概真的只看过这么一场电影,因为那只布娃娃不是买的,而是用粗布、粗线缝制的,她一定是穷人家的女孩子……”小林勇说着,不无叹息之情。
小林勇喝了一口酒,对我说:“单独说某一个侵华日本军军士,我看他本身没那么坏,或者叫本质没那么坏。是侵略战争制造出了日本兵的残忍、无情、不人道。‘烧光、杀光、抢光’是命令,非干不可。杀战俘也是不成文的规定。后来下了令:顺从的战俘不杀,要把他们送到满洲或日本去服苦役。对于*中国妇女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的中队长在训话时说:有人问我,说入伍时说好每月有8元80分钱的军人费,为什么没有,这我说不清楚。干(*)中国女人,却是你们的自由。我们是占领军,就应该如此!但是,我再宣布一遍纪律,不及时归队,影响整个中队的军事行动,绝对不可以!
“50多年了,我始终不愿意回想起那些血腥的场面,但它又始终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我。在50年前的中国战场上,你我相遇,你可能用大刀,在呼喊声中劈砍我的头”,他用右手比划着,我看见他的右耳几乎完全没有了。“我可能用三八枪的枪刺刺进你的胸膛。那时,我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但今天,不一样了,你和我坐在这儿喝酒。日本国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完全是错误的,发动战争的是政客!是军阀!是军火资本家、军事冒险家的奴才——官僚政府!你问过我几次关于杀人放火的事儿,你也是军人出身,应该知道,军人要执行命令,我不杀你,你要杀我,关键是发动战争的人——”
他喝了口酒大声说:“他们才是罪犯!”
饭店老板和老板娘以为我们要掐架,都跑来倒酒。他们看看我、看看他,揣摩我们是什么关系,嘴里不断重复着“哈依,哈依,哈依”。
小林先生点菜的方式很独特,他一盘一盘点,而且要绝对吃完之后再点;如果盘子能吃,他会连盘子一块吃下去。我不由得想起了他在西伯利亚吃草吃树皮的经历。
“到我家去做客好不好?”他瞪起眼珠子问我。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5)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5)
到日本鬼子家去做客?我脑子里“嗡”地一下子。

富士山山麓可美了,那风光岂止是秀丽,肥沃的土地黑油油的,长满粗壮的农作物,道路两旁都是鲜花。在中国时,我以为瓜果梨桃一定是中国的最好。到日本一看,啊呀!简直令人不敢相信。日本人告诉我,从100多年前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就敞开国门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从枪炮原理到瓜果梨桃的嫁接,什么好学什么,同时大抓教育。那时的中国处于清末,还是长袍马褂大辫子,女人还都缠足的锁国时代;而日本已经提出“富国强兵”的国策了。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奴化教育、军国主义教育的道路上迈进,开始做往大陆架国家扩张的准备工作。
在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学过一篇课文,叫“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种情景我在日本竟见到了。我和日本友人在富士山麓溪流边用石头围个小水塘,5分钟不到,水塘里就游进不少鱼。用树枝条把鱼打昏,捞上来用火烤烤鱼油就滴了下来,香气四溢。“这么美丽、富饶的国家为什么去外国杀人放火呢?”我常常这么想,“美丽和富饶应该产生善良和温顺呀。”可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应《亚洲周刊》采访时评论道:“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只要国力一强大,必定向外扩张侵略。”
上老鬼子家做客,对我来说有绝对的吸引力。小林勇家就在富士山麓的那片郁郁葱葱之中。
在小饭馆里,我和小林勇都喝多了。而且我们都骑着摩托,这就比较危险。
“你在前面给我带路。”我对他提出建议。
他说:“如果遇见巡逻车,我拍拍头盔,咱们就停车,到路边小便。”我乐了,说这主意好。于是我们俩在马路上画着龙,直奔他家。路上,我没看见警察,倒看见了满天的繁星。
星空,我越仔细看越感到奇怪:这日本的满天繁星怎么和在中国新疆看到的一样呢?
那时我们铁道兵在新疆修铁路。有一天,在茫茫戈壁滩上我的车抛了锚。连长给我两个馒头,一把冲锋枪,4支烟和一只打火机,命令我在原地看车等待。我问连长:“是我值钱还是车和货物值钱?”连长说:“车和货是咱们铁道兵的生命线,你作为一个好战士,是咱中国陆军的宝贵财富。”听了连长的话,我心头一热,一个立正接过枪。
夜幕降临之前,我隐隐约约听见有战鼓在擂响。它来自天边!我急忙爬到车顶上一看,——嗬!野羊,一群野羊!它们沿着地平线向着血红的夕阳跑进去。准是贝加尔湖那边太冷,这帮哥们儿受不了了。于是我拼命地放声大喊:
“唉——,你们别往那边跑,太阳明天又从东边升起来啦。”
可这帮野羊不听。无论如何,能在戈壁之海上看见野生动物是令人高兴的。它们能健康地活着,我为什么不能呢?
送走天边最后一丝光亮,跟着而来的就是满天繁星。孤独和寒冷向我袭来。我想哭,但头一次感到没人看到的哭是最无聊的。零下的温度坐下去就会冻伤,于是我想到烧轮胎。备用轮胎点着了,熊熊的大火,烤前边后边冷,烤后边前边冷,于是就转圈烤,还用枪刺扎着馒头烤,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香的食物。
茫茫戈壁中的我孤独无援,是苍穹中那无尽的繁星给我以生存的希望。
今天对着星空,我又放声高喊:“唉——”小林勇从后面追上来,喊道:“嘿!你瞎走什么,你迷路了。”我停下车说:“奇怪!我怎么跑到你前边来了,原来不是你领路吗?”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6)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6)
小林勇老头儿说我看你是醉了,咱们还是停下来吸支烟吧。吸烟的空当儿,我告诉他我的新发现:“原来日本的星空和在中国新疆看到的一样哩。”
他说:“傻瓜!我们同在一个星空下嘛。”
我说:“那我们之间为什么要打仗呢?”
他说:“这事儿哪是你、我能说了算的呢?”
他仰头望着星空说:“现在日本年轻人反对PKO(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就可以*抗议,我们那个年代,让你去你就去,不敢说一个不字。50年前的日本,是军国主义执政的日本,没有任何*势力讲话的机会,我印象中那时的男人都穿上了军装。
“那年夜行军,我也迷了路,军曹好不容易找到我。他让我立正站好后,啪啪就是6个大嘴巴。他训斥我:‘别说遇上游击队,就是遇上三个扛老镢头的农民,说不定你小命就交待了,多危险呀!’”小林勇老头儿问我:“中国军队打不打人?”
我说:“我们中国军队里不但不打人,有困难、有危险时,当官的、老兵还先冲上去。”
小林勇不相信:“真的吗?”黑夜里我都能看到他眼睛里发出的疑问的光。
我对小林勇说:“记得那是1973年,部队在陕西、四川交界的大山里搞运输。我们汽车连有句口头禅,‘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麻柳到毛坝。’那13公里山路处处有险情,可没少出事故。那天天下着大雨,我的班长李文发对我说:‘路危险,你是新兵,换我去毛坝送水泥吧。’班长去了就没回来,他和汽车随山体滑坡一直掉到300米深的山涧中去了。听同去的军人回来说,山体滑坡的开始是缓慢进行的,李班长完全可以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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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走,可他要救出汽车!随着一阵阵‘隆隆’的巨响,我的班长就埋在那几,化作大巴山脉那群山连绵的一部分了。”我对小林勇说:“我在中国陆军7年没挨过打,我没听说过哪个战士挨当官的和老兵的打。打人,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里是不允许的。”
小林勇老头儿听了我讲的故事感慨起来:“我在原日本军队里时,天天都看到长官打士兵、老兵打新兵的情况。连我都挨过不知多少次。
“有一天晚上,我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中也仰头看星空,我很想家,想我的母亲。这时跑来了一个当官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他的理由是:‘你一个人不见了,全体战俘都不许睡觉。’我也来火了,说:‘混蛋!现在咱们都是战俘,已经没有上下级关系了。’说完就给他来了个大背胯。
“这时跑来一个拿冲锋枪的苏联兵,他给我们当鼻子一人一拳,他说:‘我知道你们日本人爱摔跤,但是夜里不许摔跤!’
“我的鼻子比较结实,可那位上尉的鼻子却被打出了血。唉!大家都是战俘呀!”
小林勇老头儿接着说:“日本男人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暴力意识,在旧日本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
小林勇说得很激动,他关于“大背胯”的唾沫星子落到我脸上,我抹了一把。随着唾液酶体的迅速挥发,我闻到一股酸味。他的故事激动了我,使我也酒力冲天,似乎有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力气。我感到如果我的连长在,我也会给他来一个大背胯。我们连长姓田,他的第一个外号是日本外号,叫“老田中”,因为那时田中角荣首相刚刚访华,既然中日友好,俩人又都姓田,于是全连官兵就一致通过了这个外号。连长第二个外号叫“田大肚子”,我给他来个大背胯的话,也许背不过去,我想。因为他肚子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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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7)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7)
小林勇仰望无涯的苍穹说:“你看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多像天空的繁星呀。”
我一边吸烟一边说:“不像,夜空的群星排列有序,它们不打仗,不相互杀戮,你看北斗星没有因为有导弹袭击而转移吧。”
吸完烟,接着出发,两部摩托一吼,林子里数不清的昆虫立刻闭上了嘴。
皎洁的月光像水银洒满富士山麓。路边是一片片的树林,错落有致。流水潺潺,空气清新。不少日本人告诉我:“我们日本人特别热爱自然,从来都不伐树。而从建筑用木材到吃饭的筷子都从外国进口——就是从你们中国的大兴安岭运来。所以我们日本无论走到哪里,都像走进原始森林,或者叫走进自然公园。”
如果在富士山麓慢慢地开摩托,确实是一件惬意无比的事情,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作为前“中国新闻工作者”,我特别希望遇见警察。真遇见了小林勇拍脑袋我也不停车,继续“画龙”。这样,我就有了和日本鬼子一起被抓进日本牢房的经历啦。日本警察工作是非常认真的,您可以问任何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人。

小林勇家到了。它建在富士山麓那碧绿的半山腰上。这是一幢二层小楼。周围种着一排十几米高的棕桐树。粗略计算也应该在250平方米左右。这样的房子如在东京光地价怎么也要翻几番。还没进家门,他老婆就迎了出来。她对我说:“早听说您了,欢迎!欢迎!”吓了我一跳,这老太太竟会说中国话。
进了他的家,我们接着喝酒。小林勇是我结识的第一个鬼子兵。我在日本6年,是关注鬼子、接近鬼子、研究鬼子、调查鬼子的专家。我观察到几个有趣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们不同于别的日本人,普通的日本人之间、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都按日本人的习惯:礼节有余,交流困难。他们都绷着脸,紧紧关上心灵的大门。而去过中国的鬼子兵不一样,他们见到了中国人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感,不可思议。
而老日本兵又分两种人,一种人和中国人在一起时,只要谈及战争就谢罪、忏悔,表示深深的歉意;一种人谈及战争时,对战争的罪恶保持沉默,但绝对不像某些日本政治家那样胡说八道。
政治家大放厥词是一种“工作”需要,而且胡说八道可以不负法律方面的责任,这一点与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日本兵有本质的区别。
我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听听:
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13日刊登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少尉“斩首百人纪录”的报道。虽然战后法庭宣判了两名少尉死刑,但他们突然矢口否认此事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场”不一样了。侵华战争时,要表现日本军的“英勇”,所以实话实说:一个说砍杀了105名中国人,一个说砍杀了106个中国人。《东京日日新闻》曾这样报道:“两人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相对狂笑。他们虽都超过了100人的纪录,但无法断定谁是先杀够了100人的胜利者,便同意不以百人为标准,而以150人为标准。”
1947年8月的南京军事法庭上,“场”变了,正义的力量压倒了邪恶,两个日本鬼子为了掩饰罪行反说日本记者不是东西,“是记者出于新闻的需要而制造出的情节,实际上没砍杀那么多……”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在南京枪决。这是历史公正的裁决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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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8)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8)
另一个例证是: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东史郎。他1937年应征,作为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士兵,曾随军侵占南京。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军有组织地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和平民、滥杀无辜的行径。其中详细记载了同一连队的士兵桥本光治等在南京中山路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进邮袋浇上汽油焚烧,火焰熄灭后,又在邮袋上拴上两个手榴弹,扔进水塘里,将其炸死的事实经过。1939年东史郎因病退伍还乡,从军日记一直保存在身边。
在东史郎从军日记公开发表5年之后的1993年4月,那个残害过中国人的桥本光治竟状告东史郎,表白说他残害中国人之事“纯属捏造”,东京地方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开庭审理。一帮原侵华日军官兵组成“支援桥本会”,每次听证会都身着旧军服,在旁听席上助威,声言“对东史郎的审判,是为了我们的部队,一定要使桥本赢得这场官司”。后来听说东史郎败了,被法院罚款。但东史郎先生坚定地说一定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正义战斗下去。
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杀人犯老鬼子桥本不敢承认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行,因为承认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在旁听席上助威的侵华日军鬼子们,在“正义”的强大威严面前,他们即使不服,也只能异口同声地说谎话——正义是无形的,与正义同存的法律却是有形的。
全日本的图书馆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在日本,国民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图书。但是自日本战败以来,没有一本图书、刊物上发表某个作者在侵略他国时杀人放火*妇女的真实记录。在中国留学生中我是有名的“书虫”,全日本从南到北我去过不少图书馆,惟独没发现这种书。
小林勇是属于和中国人在一起时,只要谈及战争就谢罪、忏悔、表示深深歉意的那一类老日本兵。虽然对犯罪经过他也只字不提,但是他不但承认干过坏事,还找出干这些坏事的原因,这就难得。
席间,我问小林勇:“那时你的部队在哪儿?”小林勇说他的部队原在北平,后来向南调动到了中国的宜昌。1945年8月,他的部队向中国政府军投降,后随日本关东军及台湾的日本军队一起被苏联红军押解到了西伯利亚。小林勇老头儿又指指老太太介绍道:她的部队在哈尔滨,日本投降后的1947年6月,她才作为战俘归国。
我听了又一惊,老太太也是日本兵!

北京有我的家,有我的朋友们,所以我思念北京。小林勇也
思念50年前的北平。他说:“啊呀,北平好呀,北平的文化、建筑,北平的饺子……”他摇起了头,大概是不能形容这好味道。他说我是当了侵华日本兵,50多年前才在北平尝到那个味道。他站起来瞪圆眼睛,伸出两只老手比划着:“北平的前门楼子,高!大!雄伟!当我们侵华日军1937年8月8日扛枪列队从前门楼子走过时,头一次看到这么宏大的建筑。日本的东京、奈良、京都、大阪都没有这么雄伟的建筑。走过前门楼子,后面还有天安门、故宫太和殿!不得了!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灿烂的文化!我们小小的日本,居然占领了大大的中国,实在是不可思议——我当时就这么想。”他说:“你等着,我书房里有几本影集,请你看一看照片。50年前的照片,最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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