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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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马、虾及山水画（5）
镰仓的母亲，也就是老鬼子镰仓的老婆，在儿媳的搀扶下来到客厅，跪坐在我对面。接着镰仓的儿子、女儿也来了。我不知他们全家要干什么，感到气氛有些紧张，因为那5张脸上都是郑重其事的神情。
老太太说：“今天委托你办件事，相信你这个年轻人能办好。战争时他父亲呆在中国许多年，实在、实在是抱歉。战争时的事，听他父亲讲过不少，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你的三篇译文、一份剪报我们全家人都看了。请你一定原谅。”老太太说到这儿，跪着给我磕了个头。他们全家也都向我鞠躬，我一时慌乱，手足无措。
老太太说：“那幅中国画，在我们家挂了半个世纪之久，原来在老房子里也一直挂着。他爸爸喜欢这幅画，说看见这幅画就想起许多往事。今天请您来，就是委托您把这幅画带回中国去，并请设法找到画主的家属。他一定有儿子、孙子。拜托您了。”
我说：“这事儿难办。日中战争时中国人口4亿，现在增至12亿。没有人名、地点，您让我怎么找？再说这幅名画价值连城，如果在中国，观看的人要隔着玻璃才能欣赏呢。您如果想归还中国，应该和中国大使馆联系，”我调侃道：“使馆通知日本警察，看看是不是应该开来一辆防弹车保护。”
老太太大惊失色，她又仔细看了看这幅已发黄的水墨画。老太太的孙子、孙女不断地摸着画边上的绢布。这是中国珍贵的文物呀！我心疼得直咧嘴。他们全家端详端详画，又看看我。
镰仓说：“你有什么证据说这幅画价值连城呢？”
我说我从小喜欢看画儿。类似这种风格的画儿，我只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过。在那儿要隔着玻璃看，而且起码站到一米远的地方。我喜欢看画儿，要从30多年前我看人画驴开始。那时中国画家黄胄与我家一墙之隔。那时的黄胄是中国陆军上尉。他以画驴著名。他笔下的驴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蹄声可闻，让观画者如入驴群之境，久久不愿离去。星期天，看黄胄画驴是一大享受。在他画室里、画案上、地上、字纸篓里，到处是驴的画稿。听他讲画，也很有意思。黄胄的藏画实在惊人，唐宋元明清的画儿他都有。那个时代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更是令我这个小学生为之倾倒。是中国大画家黄胄引导我在中国数千年灿烂文化殿堂里驻足欣赏，培养、提高了我艺术鉴赏的能力。以后几十年，我花了许多时间去欣赏绘画。星期天，我可以在徐悲鸿博物馆呆上半天，乐而忘返。节假日，我常到中国美术馆去参观各种画展。我的青少年时代，不知女友为何物，却能对驴、马、虾及古代中国山水画说出一些道道来。
我对镰仓说，我在北京的博物馆、美术馆看画儿，从来都是一种艺术享受，给我带来无限的愉悦。可在日本，也就是在你家，看见这幅水墨画儿却让我心如刀绞。这幅画是我们中华民族被凌辱、被蹂躏的物证。如你父亲所说，这人逃命时还抱着这幅画。我们中国人是多么热爱艺术啊！不少文人为了收藏一幅画儿，居然愿把自己家的房子卖掉。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热爱和平，向往夕阳西下、牛羊归圈的田园风光，向往男耕女织、幽静恬适的乡村生活。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怀抱这幅画的中国人，不就是被你们日本兵砍掉了脑袋吗？
这时镰仓的母亲和镰仓又急忙跪下道歉。他妻子、儿子、女儿也不断地鞠躬致歉。我说：“这幅画上有我们中国人的血泪和屈辱，有我们中国人热爱艺术的执著。既然你们愿意把它还给中国人民，我要衷心感谢你们。”
镰仓说：“我听你评论过我们日本的画家东山魁夷，我却不知中国的黄胄、齐白石和徐悲鸿。实在不好意思。你能不能回国后，收集资料，在日本出版一本叫《中国画》的书，向日本国民介绍中国古代画家、近代画家和中国水墨画的特点。如果你能做到，我一定帮助你在日本联系最好的出版社。我们日中的民间交流除去板块墙外，还应该有绘画艺术，应该有驴、马、虾。”
听到这儿，我和镰仓全家人大笑了起来。
镰仓接着说：“这幅水墨画儿，我们决定还给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刚才听你讲到中国大画家黄胄，‘胄’字在日语中是钢盔的意思。你说在中文里却有皇亲国戚的意思，说明这个画家高贵得不得了。你从小就看着他画画儿，你一定也会画，那就请你给我们画一头驴吧。”
他儿子、女儿都很高兴，大叫道：“画驴！画驴！东京大街上一头驴也没有，上野动物园里也没有驴。画驴！”
镰仓的妻子急忙找出一张画工程图的纸和一把彩笔来。
看着他们全家期待的目光，我无地自容。我急忙说：“我从小看大画家黄胄画驴，可我自己实在不会画驴，这是真的。请你们原谅。”他们全家露出大为扫兴的样子。
镰仓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能吟诗填词。像这幅画上的诗词，你给我们写一首怎么样呢？”
这次我绝对不能说不了。我拿起笔，想了几分钟，对镰仓说：“我最近几年，利用送饭的打工机会，去了无数日本人的家庭，遇见过十几个原侵华日本军人。他们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了，谈及半个世纪前的战争风云，他们中十之*感到愧对中国人，也有极少数人觉得中国人应该做大东亚共荣圈的顺民。我想把这些感受填一首词送给你们，成吗？”
镰仓说：“成，成。”镰仓全家也都说好。镰仓的儿子对我说，他看过一部台湾电影，里面有个小男孩，戴着瓜皮帽，梳着长辫子，穿着长袍子，围着桌子转一圈，就写了一首诗，真厉害！
我拿起笔来，填了一首不像样子的词，送给他们。最后两句是：
“愿樱花梅花同开，香袭后代；
铸剑为犁赞和平，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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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1）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1）
一
其实，老鬼子小林勇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头儿，我至今仍然很怀念他。
6年前，我初到日本在富士山下的一所学校读书时认识了他。那时我上午去打工，下午去学校，晚上再去一家饭馆洗几小时盘子，自然每天都累得眼前直冒小金龙儿。我打工的工厂生产东芝电冰箱零件的铜管，在一个破帐篷搭成的车间里，把口径不同的长长铜管用机器截成所需的长度，再把这些截好的铜管送到别的车间去加工，整个工艺流程中在我们车间的这道工序就算完成了。车间里只有两个工人，当然一个是他，再一个就是我。小林勇已70多岁，退回50年他是日本侵略者。在敌占区，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见了他要忍气吞声弯腰说：“太君，您来啦。”而现在不，一切都过去了。在破帐篷车间里，我们俩人社会地位一样，都是临时工。
我在北京时，曾在西单商场遇见过一个老太太，她抚摸着日本冰箱说：“我儿媳妇的脸要有这么平整、和善，该有多好哇。”谁曾想这么漂亮的电冰箱竟是在这么破的车间里生产的呢！而且生产者一个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鬼子，个是中国留学生。
初见小林勇感到他有几分可怕。他两眼放出凶光，歪戴着帽子，瘦高的身材，脊背微驼，横着走道儿，活像只大螃蟹。据生活经验告诉我，横着走道儿的人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地痞流氓，东京的地痞和北京的地痞别看语言不通，走道儿的姿势可都一样，他们都是用形体语言告诉周围的人们：“我来啦，吓人吧？”还有一种人横着走道儿是出于无奈——刚刚动完痔疮手术。而小林勇先生不属于这两种人，他只不过是个老鬼子而已。
工作时间来我们车间玩的只有风，这群调皮捣蛋的孩子们一来，我们帐篷间的破帆布门就像少女那颗飘忽不定的心，时而敞开，时而合上。敞开时，展现在眼前的就是那阳光下壮丽的富士山，以及山顶上的气象站。我一边拉铜管一边想：我什么时候去那儿采访呢？采访报道的题目应该叫“在富士山顶上工作的人们”。知道富士山的人不少，但知道富士山上还有人工作的可还真不多呢。风走了，我们的车间当然黑暗无聊得多了，除了铜管还是铜管，加上机器切削时发出的噪音，还有铜管翻转时冒出的呛人蓝烟。
“嘿——！”我在噪音之海里喊老鬼子小林勇。这会儿他没三八枪，用不着太客气。
“杀过人吗？在北京，50年前，侵华战争的时候。”我问他。
二
我老家在河北省满城县。1942年日本鬼子在晋察冀进行“五?一”大扫荡时实行三光政策——就是烧光、杀光、抢光，我的家乡损失最为惨重。
我只是听说过我的老家，它并不像江南水乡那么风景秀丽，鱼虾满塘。只记得父亲讲过，老家很穷，他参加八路军时，村里学校的教书先生送他一个包袱皮，他就拿它当被子，盖了两年。他还说那时最大的奢侈就是到集上吃碗豆腐脑什么的。父亲讲的最重要的话题是：晋察冀军分区为了纪念死难的军民，在老家村头竖了一块抗日英雄纪念碑。碑上记载着日本鬼子的暴行和乡亲们不屈不挠抗争的事迹，我叔父的名字就刻在英烈之中。
我心目中故乡的形象越来越清晰的原因，不是由于我父亲倒是由于我姑姑。我姑姑是小脚，1962年她从乡下来看我们，带来的是鲜红的醉枣和挂着白霜的红薯干儿，土布包袱皮上印有蓝白两色的小花儿。故乡的女人们就是用勤劳的双手从棉花里拉出长长的线来，然后用两块木板拉出经纬，织出这种土色土香的布来。姑姑讲的故事也色彩分明：“……当年日本鬼子常常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天，天刚蒙蒙亮，日本鬼子又进村抓八路军，大部分乡亲都给围在里面了。我就凭着这双小脚，和逃出来的乡亲们一起跑呀、跑呀，躲进庄稼地，眼瞅着村里变成一片浓烟火海。夜晚来了，远远望去，村里的烈焰一跳一烁地闪光，就像群魔乱舞……没逃出来的乡亲们十之*都做了冤魂呀！”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2）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2）
我只见过一次我的姑姑。我姑姑只给我讲过一次家乡的灾难，但那火光浓烟的景象，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仇恨日本侵略者。那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吗？可眼前的老鬼子小林勇分明是一个和善的老头儿呀。我实在分不清他和中国的老工人、老农民区别在哪儿。我常常看他，像端详一个少女，这使得他十分不自在。他耸耸肩膀对我说：“看什么，我又不是大姑娘。干活儿，干活儿。”
三
当隆冬的雪像银色坎肩儿一样套在富士山上半部时，人们自然就感到了冬天的严酷。留学生单枪匹马在外国，既要应付自然界的寒冷，又要应付日本社会人情的冷漠；既要去大学听教授唠叨什么，又要去打工。
边打工，边上学，弄得人困马乏。每天早晨，那只该死的闹钟把我叫醒时，我只能挣扎起来，睡眼惺忪地骑着破摩托，迎着西北风，向富士山下的破车间驶去。
“你还没吃饭吧，我早注意到了。吃吧，从今天起，我每天给你带一个面包来。”他说，“1945年我当了战俘，被苏军押解到西伯利亚，一住就是好几年。俘虏营里饿死、病死一多半人，可我没事儿。我吃草根吃树皮。我还把草绳扎在腰上、腿上、脚上，这样就可以和每年8个月的西伯利亚冰冻期抗衡了。我能吃，所以我活到今天。吃吧，吃吧，发什么呆？”
我一边吃一边想：
今天美国西点军校号召自己的学员学中国军队的雷锋，昨天的侵华日军的榜样是什么呢？1937年南京大屠杀，两名少尉进行杀人竞赛。他们分别用军刀砍杀了10O多名中国人，他们的照片很容易就能在图书馆翻出来。你们看他俩多“光荣”，右手握刀，左手提着中国人的头，他们就是日本兵当年的榜样。无疑，小林勇就曾受过这种教育。但给一个留学生买面包是谁教育的？日本传统文化中又没有孔孟之道，我常常找不到答案。
人类的美德是共存的，人类的丑恶也有相似之处；但它是先天就有的呢，还是后天形成的？10年前中央电视台曾转播一条美国电视新闻：“一个女人在洪水中抱着冰面挣扎，生命危在旦夕。这时一个男人跳入湍急的水流把她托上去，自己却被冲到冰面之下。美国总统号召美国人民学习这位舍己救人的英雄。”美国电视记者在对面桥面上，记录下这一危险的“场面”。这个场面，使我想到了“场”：物理学中有“磁场”，磁场使发电机发电，又使电动机产生动力。*中也有“场”，你如果在学校里跳着脚给老师一个大嘴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40岁以上的人不少人有这种光荣经历。韩爱晶就曾给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一个大嘴巴。他今天再想给迟浩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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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节阅读 23
防部长一个大嘴巴就难了，“场”不一样了。
我是受过*“教育”的一代人，谈起*至今心有余悸。但我惊喜地在东京国立图书里，发现冯骥才在“终结*”一文中用深刻的笔墨描写了“场”的存在。冯先生这样写道：
“而*，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嫉妒、虚荣，连人的优点，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在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的日子里，我们不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3）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3）
“一句话，终结*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
寥寥数语，冯先生就勾勒出*“场”面的形成、存在和如何杜绝这一“场”面再发生的可能性。不能不让人佩服。
日本某些政治家信口雌黄“南京大屠杀的场面是捏造的，”亚洲各国人民马上意识到这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前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上义正辞严地警告日本某些政客：“要正视历史，让那悲惨的历史场面不再发生。”日本某些政治家的信口雌黄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场”里呢？这种“场”的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正是中国学者要研究的一门新学科。任何事物都有演变的过程，当年日本鬼子在北京前门楼子前多神气呀，可后来还是让中国人狠狠地揍回到几个小岛上。今天少数人仍想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走进原来走过的“场”面里去，那么“结局”会怎样呢？
小林勇从不关心我在想什么，但是，他细心地观察到我因疲惫不堪，而到了宁愿不吃早饭也要多睡几分钟的地步。于是这个前侵华日军老兵每天早晨都给我带一只面包来。在人情薄如纸的日本，这种“场”面确实让我感动到了今天。
“今天下班我们一起去喝酒吧。”他说。
四
在北京我没有臭流氓朋友，所以痛失和横着走路的人一起下饭馆的经历，不过这一课在日本补上了。
小林勇先生还是歪戴着帽子，两眼冒着凶光，横着身子迈进一家小饭馆的门儿。我跟着他感到很新奇。我出国留学就是要注意这些别人根本不关心的东西。日本夜晚夫妻小店特别多。见客人来了，老夫妻俩赶紧跑出来迎接：“唉呀！您二位来了，欢迎欢迎！”
“买卖不错吧？”小林勇粗鲁地打着招呼。
“托您的福，不错不错，”老板说，“刚才走了四位身上画画儿的，这不，电话来了，说肚子痛，让我们给送5万块安慰费去。”
“混蛋！”我分不清小林勇先生在骂谁。“神气什么！我是谁？我是战俘！在西伯利亚住了4年！”夫妻店老板肃然起敬，赶紧说：“是吗，那您可太……您二位快入座吧，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这儿做出的都是正宗的北京菜。”
几杯日本酒下肚，我感到飘飘然，我感到自己领导自己的好处，我感到出国的自由。我对小林勇说：“这要是在*，革命小将要是知道我和日本兵喝过酒，那我可就完了。”
“日本兵？唉！那个可怕的年代，别提了！在中国，我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到处是硝烟、烈火，到处是屠杀和血腥。
“在侵华战争的日日夜夜，我们作为普通军士，杀人不行，不杀人又不行。我们不抢粮食就要饿死；我们抢了粮食，中国的农民就要饿死……罪恶呀！中国政府军要消灭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要消灭我们。归顺的中国政府军，今天迫于武力威胁和我们‘合作’，明天就可以吃掉我们。我们可以一时占领中国辽阔的土地，但让一个民族屈服，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战争的日日夜夜，我常想：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为什么要让我们打下去？这场战争的目的和结果是什么？
“这是普通人在杀普通人呀！我常这样想。
“我感到当时整个日本国都被战争的发动者操纵着，整个日本国都卷进了罪恶的漩涡里……
“当时侵华日军有《皇军简报》，上面说：在南京大屠杀中两个军官进行杀人比赛的消息登在《东京日日新闻》报上，这个‘斩杀百人’的报道题目为‘万口争传，誉为勇壮！’……如此残忍的行为，竟然在日本国内和海外军队中作为英雄的形象来宣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