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日本的情报战（7）
日本的情报战（7）
我对三浦说：日本记者目前在中国大陆有六七十人，几乎所有大的新闻机构都有驻中国记者。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要随时注意驻在地的最新动态，及时向本社发回新闻资料。为了做到熟悉中国，他们雇用中国的秘书、司机、厨师、女工、花匠，从而进一步从身边发生的小事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风土人情，掌握中国的民间脉搏。他们通过采访结识了中国各界人物，从而进一步加强同各方面联系。他们每天分析中国的全部报纸杂志、分析全世界每天对中国的报道。另外，驻北京的记者每人都在10年之内被轮流派驻到台湾、香港、上海等地工作，以便更全面地认识中国。
我告诉三浦，我看过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中鸠岭雄在1895年写的《香港》一书。书中透露了日本情报人员在香港活动的一些情况。作者说：驻港日本总领事馆向来设有“外务省特别研究员制”，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置身于香港这样的中国人社会，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研究。
这些人精通中文，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的认识，在外务省及驻港领事馆的特别安排下来香港做“特别研究员”，几年后返回日本，个个变成中国通，对中国几乎是无所不知。一位日本教授说，目前，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有相当成果的不下2000人。加上日本各大机构不停地继续收集中国各方面详细的情报，所以，中国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可以说是无密可保。
中国几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市场上重要商品的售价，东京的研究机构每天都收集。甚至一斤菜起价多少，日本研究机构马上知道。他们大量订购大陆的报刊，不但省一级以上的全部订，而且，许多地方小报也订。这些研究机构里的资料员分工极细，政治、军事、经济各大类中又分小类，资料逐年积存下来，一旦发生了新闻，来龙去脉便一目了然。
日本人尤其感兴趣的是最新的动态，从*中央人事变动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样样都感兴趣。
我告诉三浦：我在日本多年，知道日本有两大畅销书，一本是年年更新的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编的《中国情报》，一本是年年更新的《现代中国人名辞典》。《中国情报》自不必多说，作为工具书它包含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领域的各种信息数据；《现代中国人名辞典》更详细，中国党政要员、驻外公使，大军区、省军区正副司令员、政委，人代会（区县一级）、政协、司法、教育（大学副研究员以上）、文学、*党派、人民团体、体育乃至国营工厂（副经理以上）的人名、简历、能力等都尽在其中。依靠这些工具书来了解中国的各种情报数据、各阶层的人物，可谓方便之极。
我告诉三浦老头儿，1988年我在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总领事馆工作时，曾和一个机械工业部来办出国手续的老同学聊天。他能精确地算出一条外国烟、一台电视机的海关税后价格，却不知去日本谈判时日方公司人物的年龄、学历、经历、能力以及对方公司的经营状况。这个老同学告诉我：“知道那些与我的工资、住房毫无关联。但是，我知道他们（谈判对象）的名字。”
我和三浦都大笑起来。
三浦问我：知道不知道今天日本人为什么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日本的情报战（8）
日本的情报战（8）
他解释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直接关系到日本人的利益。比方我们日本三分钟生产一台汽车。这台汽车在我们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可以交换回10个农民养了三年的120头食用肉牛，或者交换回中国渔民远洋船队捞回的数十吨鱼虾，或者交换回中国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几十吨谷物。中国的科技、工业上去了，GNP的年增长值保持在7％的结局是，中国人不买我们的汽车、电视、空调，光卖给我们粮食、石油、橡胶、矿石，那我们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去呢？世界市场虽然很大，但没有中国广阔的市场就会直接影响到每个日本人的生活。”
三浦对我说，日本各大报纸自中日建交以来几乎天天报道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消息。那时中国人都穿蓝衣服，农民不许养鸡养羊，城市人买一斤肉还要肉票。那时我就感到中国不但必须买我们的汽车，而且在我们日本人面前总会有自卑感。
三浦说：60年代初，中日经济还不相上下，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革命——群众斗国家主席、工人不生产、学生打老师、把文物都毁掉、让科学家去放牛。我们日本人看到这些情报一方面感到很刺激、很同情，一方面得知，这样中国出口原材料会更便宜。中国人现在还不认真总结那个年代的经验教训，这很有意思。我们日本人充满兴趣地、很高兴地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
六
看三浦的日记，我感到很惊讶。比如1942年的日记中，他对中国的人口，政府军队的编制、装备、素质，中央军和地方军以及阎锡山军队、桂系军队的特点，宋哲元的河北军队与万福麟系东北军在战斗力方面的比较以及抗日态度，满州国军的可信赖程度，中国高炮部队的防空能力，政府军战车数量，海军、空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八路军作战部队的数量和活动区域，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获取中国情报，已成为当时日本军人的生活习惯。
我给三浦介绍一本名为《七七京华津浦轶闻》的书，作者是曾在中国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科员的韩立才先生。
韩先生在他的见闻录中写道：
1937年9月14日，我到河北泊镇家哲元总部报到。从这时起至1938年4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止，我一直在总部里工作。
在泊镇，我军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送到参谋处去的战利品有一个降落伞和一张地图。当时我正在参谋处帮忙，负责保管地图和抄写文件。那一张军用地图正是我们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地形图。我认真审查了那张地图，不但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惊奇。原因是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村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这不“神”了吗？我在军官学校是学工兵的，学习过测绘，我们用相当长的时间测绘，有时还测不准确。
这么精确的地图日本人没有在我们家乡实地测绘过，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呢？参谋处的同事们就这一张地图议论了很久。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他们这种深入异国调查研究、工作量这么大、组织得如此严密，实在令人惊异。另外，日本人测绘了这么精确的地图，中国的地方当局和保安机关竟一无所知，可见我们严防敌特的工作实在搞得太差了，又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
三浦老头儿看了中国政府军军官韩立才先生这篇文章的译文后直摇头，他对我说：这位韩先生对日军描绘中国地图精确的程度，表示惊异和困惑，因为他历史知识太差。早在1935年6月5日，我们日军制造了张北事件。关东军“旅行团”山本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不服中国29军132师守卫官兵检查，被送到师部军法处拘留。日军以此为借口提出抗议。同时，日方还调动军队到察哈尔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蓄意扩大事态。中国国民政府屈服于我日方压力，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等于6月23日开始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举行谈判，并于27日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中有“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及军事设施的建立”等内容。这样，日本实际控制了河北、察哈尔两省。这张地图，显然是在“秦土协定”之后明目张胆地测绘的。
听了三浦老头儿详细的介绍，我对这位原日本海军少尉历史知识的丰富，佩服得无以复加。远在百年前、50年前，日本人就如此重视情报；到了信息时代，他们更是无孔不入。这一点，应该引起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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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的日本姑娘（1）
无知的日本姑娘（1）
一
野崎由美子，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无知的日本姑娘。时至今日，我对她的好感仍不减当年。
我随身带着相机，萌发过给她拍一张手持《在中国的731部队》一书的念头，但放弃了，至今想起来，真是遗憾之至。
野崎长得端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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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单纯。她有一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认识我之后，她才知道中国人眼中的日中战争史，与她读过的图书中所描写的有很大出入。我在她心目中完全是一个谜，是一个生疏的世界。她说我是中国人的窗子。她和我交谈时很少争论，总是看着我小声说：“哈依，哈依。”这让我感到她仿佛是一个往里面灌什么都可以的容器。
她是高三学生，每星期天上午10点，我们都在东京国立图书馆同一书架前见面。开始不说话，久而久之就熟了。后来我们见面时干脆就坐在书架前地毯上小声谈话。因为那地方不但清静，而且不影响他人阅读。每次她都要带上几十页的纸和笔，而我要带上字典。交流时，关键的地方表达不准确，是非常麻烦的。在我眼中，嘈杂的东京像茫茫的荒漠，所以，如果有一个星期天她没去，我就感到像失落了什么似的。
有一个星期日，我因事没去，晚上接到她的电话，一副嗔怪口气：“今天我在图书馆里等了你整整两个小时。去之前还复印了三幅中国地图，供你在上面画出日中战争示意图。上次你画的中国地图，我回家一对，不准确。而且我爷爷说，你在日军进攻示意图上有三个地方标错了时间和地点。”
我在电话里说：“野崎，我的地图画错了吗？非常抱歉。出现差错很有可能，因为我只不过是喜欢研究日本侵华史而已。这同你爷爷不同，他作为侵华日军，不是参加过1937年12月占领南京的战役以及其他许多战役吗？那张图表什么地方画错了，请他标出来吧。什么时间见见你爷爷呀？”
那幅日军侵略中国图是两周前我在图书馆里给野崎随便画下的，没想到她拿着它极认真地与历史书对照，还去请教她爷爷。
再见面时野崎对我说：“学校里的地理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说连自己国家地图都画不清楚的人，是一种耻辱。所以我们有一节课专门画地图。我们入学考试时，有一项就是画地图。你们中国的中学老师不这样教育你们吗？”我回答她：“对不起，我没上过中学。”野崎瞪大了眼睛说：“真的？”我说：“真的。我在应该上中学的年龄期间去当了工人，但后来有机会上了大学，现在又在日本读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不过我的小学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连自己国家历史都不清楚的人，也是一种耻辱。我们中国中小学的历史、地理教科书中都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难道你们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没这方面的记载吗？”野崎说：“我们高中历史、地理教科书中有一点这方面的记载，但很简略，文字不过200字。没有你说的‘侵略’字眼，有‘进出’这两个字。你说的‘南京大屠杀’在我们教科书中叫‘南京事件’。我奶奶常说我爷爷当年在南京杀中国人不对，而我爷爷坚持说参加天皇的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必须消灭抵抗。我由于在教科书中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所以才来问你。我复印了三张中国地图，我们两人重新把时间、地点、事件等在地图上详细标出来，然后逐一核对，好吗？我需要知道这些历史事件，了解这些，我起码可以参加我爷爷和我奶奶的谈话。其次，我可以理解电视新闻中亚洲各国不断发生的抗议镜头。如果你不认真，你马虎，”野崎看着我小声说，“那我该不高兴了。”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2）
无知的日本姑娘（2）
我急忙向野崎表示歉意。我没想到日本中学生这么认真。我想考考她：“你说我画中国地图不像，那你画张日本地图给我看看呀。”野崎欣然同意。她从书包里拿出纸笔，迅速画出一幅日本地图，很快标出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15个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冲绳岛的经纬度，让我惊讶不已。“地图画得真好。”我夸奖她，“但是，你知道当年日本军侵略中国、侵略朝鲜时都是从哪个码头坐船出发的吗？”野崎这次来了个大红脸。她说：“啊呀，这我可不知道。我们学历史和地理时，老师都没教过。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当年日军可能是从日本的下关港和北九州港出发。从这里经过朝鲜海峡到朝鲜半岛的釜山港，是最近的海运路线。然后日本兵经朝鲜步行或乘火车到中国东北大陆。
这只是我的猜想，实际情形怎样，我没有研究过。
野崎拿出复印的中国地图。没办法，遇上这么认真的人，只有在中国地图上重新给她标出日军侵华的地点、时间。野崎佩服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熟悉自己的历史。
我在野崎复印的中国地图上，标出了日军侵华的地点、时间：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占领中国北平。
1937年8月25日，占领张家口。
1937年9月24日，占领保定。
1937年11月5日，日军占领上海。
1937年12月13月，日军占领南京。
1938年5月19日，攻占徐州。
1938年10月21日，攻占广州。
1938年10月25日，攻占武汉。
1938年11月11日，攻占岳阳。
1938年11月15日，人侵桂南、南宁等地。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口市。
1941年12月8日一26日，日军攻占中国香港。
二
东京的外国人很多，是个国际化城市。但野崎说，只有我这么一个外国人和她说过话。东京人口1000多万，女性当然也多。但我觉得称得上“天真无邪”的女性，只有她野崎一个。上帝没有给我安排认识其他女性的时间。
初见野崎由美子感到奇怪，我们要看的书都差不多。只不过我要看的书更广泛，而她要找的书更专一。她的目的是要从书中了解731细菌部队、慰安妇问题和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野崎要找的几种书图书馆里都有，不过都是持各种观点的日本人写成的。有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使她莫衷一是，迷惑不解。我联想起一段有趣的经历：
20年前，我作为中国陆军铁道兵在新疆焉耆县驻防村，街上的广播分维吾尔语和汉语，电影院也分维吾尔语和汉语。如果维族警察抓住一个汉族小偷，维族、汉族的旁观者都不管；如果汉族警察抓住一个维族小偷，就会有许*族人为小偷“说理”。一次一个汉族警察发现一个维族人行为不检点，就对他说“喂，请你站在这儿等一等”，然后飞也似地往派出所跑，去叫维族警察。野崎听了我的故事，她脸上开出一朵鲜艳的花儿：“真有意思，56个民族生活在一起，能和睦相处，真了不起。”
我对野崎说：“维族警察可以抓维族小偷，那么大和民族为什么不能批评大和民族呢？任何一个民族，要想挺起腰板走向未来，就不该忘记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如果连真实和公正书写历史的勇气都没有，那就十分可悲了。将来一旦子孙深究起来，那不很尴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