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定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化和军事基地化，我们必定要决心不惜流血，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起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的严重危机，不给我们时间，如果决心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谨向您提出以上意见，请予以指教。
金日成天安门夜空的焰火还没有熄灭，中南海颐年堂里的气氛严肃而紧张。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朝鲜目前的局势和金日成的请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讨论。
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战争的局势。至于“联合国军队如果‘越线’进攻北朝鲜，中国将不能不管”这样的警告，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国际社会做了明确的表态。就在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不久，当中国军队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时，印度大使曾隐晦地用麦克阿瑟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时的那句“给我五百架飞机就可以摧毁他们”提醒中国领导人，如果介入朝鲜战争，“中国的工业将遭受破坏”，“中国的建设将拖后十年”。而聂荣臻的回答是：“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寻的。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帝国主义有它自己的弱点，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发生和发展。”
9月30日，周恩来发表重要演说，这个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反复引用的演说被称之为中国方面发表的阐述中国原则立场的重要文件。周恩来总理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怕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决不能“置之不理”，这就是在明确地告诉联合国，中国不会任局势发展而没有动作。
但是，中国领导层一开始在是否出兵朝鲜参战的问题上也出现过分歧。虽然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初步提出了出兵的意向，鉴于当时林彪有病无法出任东北边防军总指挥，会议达成立即让彭德怀进京商议的决定。而最后是否出兵参战，会议决定于10月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再进行讨论。
就在这天晚上，南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再次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迪，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对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应该说，中国在未来的朝鲜战争中出兵参战，事先是没有保密的，可惜对于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美国方面竟然当做是一种“口头上的威胁”，是一种外交上的“姿态”。拿被称为“中国通”的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的话说是：“最近中共领袖声称，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
中国的出兵就在美国人以为的“姿态”中开始了。
1950年10月4日，一位在未来的朝鲜战争中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高级将领出现在北京，他是彭德怀。
彭德怀，这个八岁时就失去母亲的贫寒农民的儿子，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他个人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自己的武装直至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红军时期他任红军三军团军团长，在艰苦的反击蒋介石的“围剿”中战功卓著。
红军长征时，他的军团血染湘江，突破乌江，使几乎覆灭的中国红军得以转危为安。走过没有人烟的草地后，在红军的陕甘支队中，他和毛泽东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他指挥的“百团大战”震惊世界。在和蒋介石军队的最后较量中，他率领的野战军所向披靡，收复了中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域。毛泽东有专门为他写下的诗句：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时任中国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正致力于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的工作。虽然他的办公室里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挂上了朝鲜地图，但是，他更为关心的还是中国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那通过血肉的拼杀建立新中国的理想已经实现，现在，他梦想的是让脚下的土地多产粮食，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为此，他亲自主持了发展大西北的经济计划，包括石油的开采，农业的灌溉以及在交通不发达的西北地区建立起交通网。但是他接到了立即去北京开会的通知，并且中央的专机此刻已经停在了他所在的城市西安。彭德怀上飞机的时候，还不知道中央会议要讨论的是什么，于是他嘱咐秘书，把他的大西北建设计划带上。他说，说不定中央要听的是他关于迅速恢复经济的汇报。至于朝鲜战争，还是在8月的时候，那时朝鲜人民军进攻顺利，他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为了应付局势，现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如果此次进京是为战争的事，彭德怀也没有料到会是让他率领军队上前线。第十三兵团去东北集结以及东北边防军的人事任命他是知道的，但即使真的因为战争需要，第十三兵团，这支大部是由第四野战军组成的兵团一旦出动，统帅理所当然应该是林彪。
彭德怀把没有的事都想到了，而真正出现在他面前的事是他没有想到的。
彭德怀到达中南海时，讨论是否出兵朝鲜参战的会议正在进行，他立即感受到了气氛的沉闷。中国领导层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分歧明显。反对出兵的理由是：新中国急切需要的是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缓和严重经济困难给这个新生政权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中国的全境还没有完全解放，一些边远地区和岛屿上还残留着百万以上人数的国民党部队，一些地方的社会远没有安定，新政权正艰难地建立着。由于还有很多地区土地改革没有完成，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还不巩固。更重要的是，如果出兵参战，对手是强大的美国，战争最终打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实力，至少从工业力量和军队装备上讲，我们与对手相差很远。另外，中国军队中因为和平的到来对战争的厌倦思想不能不予以重视。对此，聂荣臻说：“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打这一仗。”赞成参战的意见主要认为：一旦联合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对新中国将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唇亡齿寒”这个中国妇孺皆知的古老故事，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地成为一条维护自身安全的基本原理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一条充满务实精神的安全准则。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在会议上没有发言。会后，毛泽东给了这位性格耿直的将军一夜的考虑时间。
当夜，彭德怀一夜未睡。
美国无疑是世界第一强国。国力不支怎么打仗？但是，不打结果又会怎样？
10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现在迫切需要知道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
彭德怀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已经过一夜深思的意见：立即出兵到朝鲜作战。
在下午继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争论仍然很激烈。
高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的态度极为重要。
高岗认为：中国刚刚打完战争，再打仗经济上负担不起。军队装备太落后，与美国人打仗，一旦顶不住退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在东北地区防守为好。周恩来对高岗的“防守”立即算了一笔账：鸭绿江1000多公里边防线，如果防守，得需要多少部队？年复一年的防守将是多么被动的事？彭德怀接着陈述了自己主张出兵的理由。彭德怀后来在含冤时的“交代材料”上记述道：“第二天下午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国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观点极其赞赏。毛泽东认为中国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是现在美国在逼着中国打这一仗。
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立即出兵朝鲜。毛泽东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部队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敌人。
与会的人相继走到彭德怀面前与他握手，彭德怀出兵朝鲜的使命就这样确定了。
彭德怀时年50多岁，长期的战争生涯令他的身体已经患上不少疾病，更重要的是，他将面临的战争是一场极其艰难甚至是极其危险的战争、将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非难时写道：“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
中国出兵朝鲜已成定局。
联合国对此完全不知。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以47票同意、5票反对和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八国提案”。麦克阿瑟立即向金日成发出了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为了以最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贯彻联合国决议，我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一次要求你们及你们指挥的军队，不管位于朝鲜的什么地方，都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同时，由美军骑兵第一师和第二十四师、英军第二十七旅。
南朝鲜第一师所组成的部队超过三八线，开始向北朝鲜进攻。
显然，中国希望在三八线停火并和平解决战争的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
“八国提案”在联合国通过的第二天，也就是联合国军正式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现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第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第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委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我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一九五零年十月八日于北京1950年10月8日，一个在新中国历史中特殊的军事名词——“中国人民志愿军”诞生了，它在以后的日子里将被全世界所关注，并最终成为坚强、不屈、勇敢的代名词，永远铭刻在世界战争史中。
威克岛——美国式的政治游戏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的那一天，在地球的另一边，杜鲁门正派人到市场上寻找一种叫做“布隆”的糖果。为了这种小小的糖果，他甚至征求了过去在麦克阿瑟将军身边工作过的人的意见，得知这种糖果确实是麦克阿瑟和夫人最喜欢吃的，并且这种糖果在东京街头根本买不到的时候，杜鲁门才放下心来。这包重达一磅的糖果成为了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助理国务卿菲利普。
杰塞普和迪安。里斯克、巡回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等官员以及30多名记者在内的总统随行清单中的一部分。
在朝鲜战争进入最微妙阶段的时刻，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上见面了。
威克岛，这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岛，隶属于波利尼西亚群岛，由三个海堤相连的珊瑚小岛组成，地势平坦，海拔仅六米。岛上居民只有几百人。在碧蓝浩瀚的大洋中，威克岛和其他太平洋中的岛屿一样，除了出产椰子、香蕉和热带水果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于1899年被美国占领，遥远地距华盛顿4700英里，而距东京却只有1900英里。威克岛在二战中出了名，因为它作为美国在东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时候，它被连带着一起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并且在日军的强行登陆下，该岛美国守军司令德弗罗少校投降。三年后，威克岛才被美军重新夺回。
岛上最重要的建筑物是机场楼，还有作为机场办事处的一幢木板房。
随着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朝鲜战争开始进入一个不可捉摸的危险阶段，这是当时美国朝野的普遍看法。杜鲁门的政敌们强烈地攻击他正把美国带入一个极大的风险中，因为他们固执地认为苏联和中国绝不会看着麦克阿瑟的军队如此顺利地向北推进而不管，这些自称把共产党“看透了”的美国政客们对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即将爆发深信不疑。如果战争真的向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任何虔诚的行为都不能让装在棺材里运回美国的小伙子们起死回生”。而政敌们所指责的恰恰正是一个让杜鲁门最没有把握的问题，即：苏联和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真实态度和究竟是否会介入这场战争。对于这个问题，即使像艾奇逊这种老谋深算的总统心腹都无法说清楚。中央情报局所能提供的关于苏联和中国是否介入的情报五花八门，彼此矛盾。在与麦克阿瑟相互往来的电报中，麦克阿瑟在战争是否会扩大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总是含糊其辞，而且，杜鲁门强烈地感觉到，麦克阿瑟是希望战争扩大的。而杜鲁门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本能判断是：局势有可能恶化。所以，彻底消除疑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当面与麦克阿瑟会谈。
按照一般的常规，国家总统要召见其下属军官，不管这个军官的职务多高，也不管这个军官此刻驻扎在何地，这个军官都要分秒不差地来到总统办公室向总统敬礼。但是，麦克阿瑟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军官。他是不会回美国见总统的，他已经多年没有回美国了，杜鲁门知道他会以“战争正在进行当中”为借口拒绝回来。拿艾奇逊咬牙切齿的话来讲，“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元首，他是日本的天皇和朝鲜的天皇”。当把麦克阿瑟召回华盛顿的建议被否定后，又决定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同时起飞，在夏威夷会见，因为这样两个人的飞行距离几乎相等。对于这个建议，麦克阿瑟没有应答。最后，让总统飞行4700英里、而麦克阿瑟仅仅飞行1900英里的威克岛被作为会见的地点提出了，这回麦克阿瑟的回答十分简单：“我将十分愉快地于十五日上午在威克岛与总统会面。”这个决定让包括艾奇逊在内的很多官员们大为不满，因为总统做的让步太大了，会给麦克阿瑟“以心理上的更大优势”。艾奇逊极其愤怒地说：“这简直就是谋杀！就是对一条狗也不能这样！”
但是，杜鲁门这样决定了。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他太需要这次会见了。杜鲁门后来回忆道：“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始终没有过任何个人的接触，而我认为他应该认识他的统帅，而我也应该认识在远东战区的高级指挥官……从北平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报告，是我要和麦克阿瑟将军会面的另一个原因。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考虑，我放弃了在华盛顿会晤的念头。我理解到麦克阿瑟一定会认为，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他不应该远离他的部队，他一定会为远涉重洋仅仅是为了几个钟头的谈话而感到踌躇。因此我提议我们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会见，结果认为在威克岛最为合适。”杜鲁门接下来的话对麦克阿瑟后来命运的影响甚是关键：“从六月以来的多次事件可以看出麦克阿瑟在他出国的多年中，他和国家、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联系。”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许多问题上的不愉快甚至是矛盾让杜鲁门十分恼火，然而，最让杜鲁门难堪的还不是麦克阿瑟与他的勾心斗角，而是绝对敏感的台湾问题。
联合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做出的“台湾问题中立化”决议和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武装封锁海峡，借口是防止共产党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在亚洲进行扩张行动，但却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根连接着炸药的导火索。随着朝鲜战争的推进和局势的突变，台湾问题必定将是中美冲突的内在焦点。麦克阿瑟擅自访问台湾，和蒋介五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会谈”，并达成“协议”：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台湾的军队，“共同防守台湾”。此后，蒋介石的讲话令杜鲁门忐忑不安：“吾人与麦帅举行历次会议中，对于各项问题，已获得一致之意见。其间，关于共同保卫台湾与中美军事合作之基础，已告奠定。”麦克阿瑟访问台湾之后，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连同一批F－20战机进入台湾。拿麦克阿瑟的话来讲，用武力控制台湾的政策是他的“责任与坚决的义务”。身为政治家的杜鲁门懂得，在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这无异于向中国发出出兵参战的邀请信。为此，杜鲁门向麦克阿瑟提出严重警告：“只有作为统帅的总统才有权命令或批准采取预防措施抗御大陆的军事集结行动。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要求我们不要做出任何导致全面战争爆发的行动，或是给别人发动全面战争以口实。”
就在杜鲁门的警告发出后不久，麦克阿瑟寄给“芝加哥第五十一届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会”一封信，信中说：“台湾落在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手中，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杜鲁门见报后立即命令麦克阿瑟撤回这封措辞露骨的信。他说：“麦克阿瑟在热衷于一个更冒风险的政策。”
应该说，在对待共产党国家和台湾的问题上，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没有根本的原则冲突。问题在于，麦克阿瑟如此无视美国总统的权威，这简直是在向美国的政体进行挑战。况且，一旦中国军队参战，美国面临的肯定是一个不可自拔的泥坑——对于战争扩大后果的估计，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杜鲁门怀着复杂的心情开始了他越洋跨海的长途旅行。
麦克阿瑟对于威克岛会面一开始就持不感兴趣的态度。他对杜鲁门插手“他的战争”极其反感。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麦克阿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华盛顿方面千方百计地“束缚他的手脚”，用他的话说，“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家伙们在闲极无聊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发号施令”。尽管此次总统不远万里前来会见确实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但这根本不足以使这位亚洲的“太上皇”“受宠若惊”；相反，他对杜鲁门将要和他谈的一切方面的问题均感到“毫无意义”，他甚至认为杜鲁门此行是要在仁川登陆的胜利成果上捞取政治资本。更让这位将军不满的事还有：在华盛顿打来的一封电报中，特别强调了有关这次会见的一切新闻报道都由白宫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掌握。换句话说，关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见中的新闻必须经过白宫的审查。杜鲁门亲自带了一个记者团，但这些记者在麦克阿瑟看来都靠不住，绝对不会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新闻稿，他要求带常年跟随采访他的“几乎是麦克阿瑟家族成员”的“自己的记者”，但是，白宫拒绝了。
这使麦克阿瑟对杜鲁门的这次会见更增添了一种怀疑——对杜鲁门政治投机目的的怀疑。因此，在东京飞往威克岛的八个小时的飞行途中，麦克阿瑟心绪不佳地在这架杜鲁门送给他的新专机“盟军最高司令”号的过道上“来回踱步”，旅程刚刚开始他已经感到整个旅程“令人厌恶”。
麦克阿瑟早杜鲁门一天到达威克岛，并在机场的木板房里度过了失眠的几个小时。而杜鲁门把整个行程分成了三段，安排得很有节奏：先飞到他的家乡密苏里州的独立城过夜。然后，再飞往夏威夷，在那里，“海军为总统安排了轻松的活动”。最后，再从夏威夷起飞，飞往威克岛。总统的随行人员和记者足足装了三架飞机，随行的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当时的感觉是：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好比是“两个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带着全副武装的随从前往一块中立地区进行会谈和察言观色”。
15日拂晓，麦克阿瑟在威克岛的那间潮湿的木板房中刮胡子的时候，杜鲁门的“独立”号专机飞临威克岛上空。“独立”号没有马上降落，而是在威克岛上空盘旋了足有三圈，后来人们说这是总统在证实一个问题：麦克阿瑟是否已经在这个小岛上等候他——如果总统早于麦克阿瑟在这个机场降落，其结果不是让总统迎接一个下属吗？还好，杜鲁门透过飞机舷窗除了看见当年日本强攻该岛时在海滩上留下的几辆破烂坦克之外，还看见了机场上已经准备好的欢迎仪式。“独立”号降落了。麦克阿瑟迎上去。堙杜鲁门看见了这位老将军的那顶陆军软帽“脏兮兮的”。“好久没看见你了。”这是杜鲁门握住麦克阿瑟的手时说的第一句话。记者们敏感地注意到，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向总统敬礼。
威克岛上的推一体面的汽车是一辆破烂不堪的“雪佛莱”
后门打不开，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只有都从前门进去，再从前座到后座上。在一辆上面有四名士兵的吉普车的带领下，他们来到跑道尽头的一间活动房子里。记者们除了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闲谈的时候在场，升始正式会议时均被挡在门外。天气酷热，总统和将军都脱了外套。麦克阿瑟拿出他的烟斗说：“总统先生，您不介意我吸烟吧？”杜鲁门说：“将军清便，我是世界上被烟雾喷在脸上最多的人。”会议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参加会议的人禁止记录，因此威克岛会谈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参加过会议的人对会谈的回忆出入很大，而且，麦克阿瑟在他日后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提到这次会见，因为他认为这次会面“相对来讲不很重要”。而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的记述也不多。所幸的是，一位叫维尔尼斯。安德逊的小姐，一位随军的临时速记员，在门外仅仅隔着一条门缝把会谈的内容速记了下来。她说她这完全是“职业上的习惯”。撇开她的记录在今后所引起的麻烦不说，从她对麦克阿瑟发言的较为完整的记录中，可以令人想象到麦克阿瑟当时的固执、倔强和坚定不移。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除了谈到对日缔结和约、亚洲防御联盟等问题之外，朝鲜问题是谈话的重要内容。麦克阿瑟对朝鲜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令杜鲁门感到吃惊。麦克阿瑟用他特有的演说才能振振有词地侃侃而谈，令在场的军官们几分钟之后就认为“他确实是位军事天才”。麦克阿瑟认为，目前发生在朝鲜的战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必须加以钳制的游散目标而已”，战争实际上已经获胜。“在整个南、北朝鲜，正规的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以前结束”。“枪声一停，军人就要离开朝鲜，要由文职人员取而代之”。此刻，麦克阿瑟想到的并不是战争怎么打的问题，而是胜利后美军部队的调度和战后朝鲜的体制问题，“希望能够在圣诞节把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然后“将尽力在明年年初在全朝鲜进行选举”。
当然，既然自己正在面对总统，麦克阿瑟还是对自己给华盛顿惹下的麻烦做出了象征性的解释，对此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载道：“我们泛泛地谈论了台湾。将军提起了他向‘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会’的致信……将军说他为他对政府造成的任何为难感到抱歉。他当时不是在搞政治，他在一九四八年上了政客们的一次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他对总统保证，他毫无政治野心。”
会议的铺垫全部完成了以后，杜鲁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您认为苏联和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如何？”
麦克阿瑟坚决的、不容怀疑的态度让在场的人于事后的多年中依然印象深刻：“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已不再卑躬屈膝。中国人在满洲有三十万部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十至十二万人。只有五至六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
对于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评价，麦克阿瑟惯用带着一点血腥味儿的话说：“面对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他们会血流成河，如果他们干涉的话。”
关于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的可能性，麦克阿瑟语气中充满了对苏联军事力量的蔑视：“他们之间的配合会十分差劲儿。我相信苏联空军轰炸中国人的机会不会少于轰炸我们的机会。”
杜鲁门在将信将疑中脸上有了点笑容。
麦克阿瑟对中国军队参战的可能性的判断，并不完全是凭空的傲慢，作为一个具有长期作战经验的高级指挥官，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大量情报分析的基础上的。可惜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是美国远东情报局，在中国是否会参战这件事上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开始，情报部门的注意力全部对准了苏联，因为作为冷战的对手，苏联参战的可能性最大。情报部门吸取了二战期间日本向美国宣战前烧毁其驻美使馆文件的教训，对苏联驻西方国家的使馆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也确实发现过不少“异常动态”，比如苏联驻美大使馆里某天冒出烟雾等等，甚至连罗马尼亚宣布延长士兵的服役期。苏联在捷克军队中开始教俄语、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正在返回希腊等，都被他们认为是“苏联的战争准备”的“情报”。但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苏联在联合国的表现，苏联直接参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于是，中国在其东北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令美国人紧张了起来，风声鹤唳的“情报”对象转移到了中国方面来了。“中国部队的大规模的铁路运输开始”、“中国正在向中立国家大量购买麻醉品和药品”、“美国空军在满洲边境发现大量战斗机”、“中国人在鸭绿江上修渡口”等等。但是，来自情报部门关于中国动向的情报常常互相矛盾，很可能在一份声称“中国的介入迫在眉睫”的情报之后，立即会有另一份“中国介入的迹象不明显”的情报送到麦克阿瑟的案头。
就在威克岛会见的前几天，麦克阿瑟看到的是一份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赞赏的结论性报告，报告说：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涉，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一九五零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
虽然这份报告中使用了情报文件绝对应该禁止的例如“可能”。“大概”这类词汇，但类似报告无疑会对麦克阿瑟产生严重的判断误导。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为杜鲁门的威克岛会见准备的分析材料中的结论是：尽管周恩来讲过那样的话，中国军队在向满洲前进，宣传上措辞激烈和发生边境侵犯事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打算全面干涉朝鲜。
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地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他们的国内计划规模如此之大，以致该政权的整个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而受到危害。
当然，美国情报局内部并不是人人都这么乐观。他们确实收到过有相当可信程度的情报。比如，一个在中国大陆解放后潜伏下来的原国民党军官在向美国提供的情报中，不但把中国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详尽部署在地图上标出，还明确地指出，中国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这个原国民党军官有不少同事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服役，这使他得以知道哪支部队现在哪里。
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收到过中国领导层9月在北京的会议上关于参战问题“激烈辩论”的情报。但这份情报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判定为C－3级。美国情报部门根据情报的来源和可靠性将情报分为A、B、C、D不同的等级，每一个等级内又有四个级别，表示情报的准确程度。那么，C－3级别的情报基本上就等于是一张废纸了。
美国方面对中国参战问题判断的失误，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是基本的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人“世界无敌”的感觉。敢于和美军打仗，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中国人敢于和美军打仗，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一件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
到了10月。就朝鲜战争的局势看，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经超过33万人，加上美国远东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可达40万人以上。这确实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他们的对手是已经溃散的区区3万人的北朝鲜人民军。单从这一点上看，麦克阿瑟认为战争已经“胜利”似乎不是没有道理。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威克岛会谈在上午9时结束了，会谈的全部时间一共是96分钟。麦克阿瑟不想在这个让他厌恶的小岛上多停一分钟，他表示不想和总统“共进午餐”，杜鲁门也没有表示挽留。他们临分手的时候，出乎记者预料的是，杜鲁门拿出特意从美国带来的一枚“优异服务勋章”，亲自授给了麦克阿瑟。这种勋章麦克阿瑟已经有五枚了。
在目送总统的“独立”号升空之后，麦克阿瑟“迫不及待”地上了他的“盟军最高司令”号，急匆匆地起飞了。
威克岛会面，杜鲁门在暂短的时间内收到了他想要的政治效果，即，他对朝鲜问题的慎重形象和由麦克阿瑟传达给他的“很快就要结束战争”的令美国人民高兴的好消息。在从威克岛回来后的外交政策演说中，杜鲁门用这样的语言称赞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我朝鲜战斗的情况。他描述了在他指挥下的联合国部队的光辉成就。和大韩民国的部队一起，他们打退了侵略的浪潮。越来越多的战斗人员正从全世界的自由的国家里赶来，我坚信这些部队不久将恢复全朝鲜的和平。
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自然对我们的陆海空和陆战队员的卓越成就感到自豪。他们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新的一页。我们所有的人为他们感到骄傲。
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军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个适合的人选来完成这个使命真是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一位非常伟大的战士。
仅仅几个月之后，当杜鲁门在撤掉麦克阿瑟的职务，同时大骂麦克阿瑟是个“混蛋”的时候，美国有人曾用“非常伟大的战士”这句话来提醒他，并问杜鲁门对于撤掉麦克阿瑟的职务有什么遗憾，杜鲁门说：“我惟一的遗憾是几个月前没有及时撤掉他！”
如今，威克岛会面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历史性的玩笑。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展望美军士兵怎样在他们从没有见过的一条叫做鸭绿江的江边庆祝胜利的时候，几十万中国土兵连同他们的统帅在内，已经在那条叫做鸭绿江的江边卷起厚厚的棉裤裤腿，准备涉过冰冷的江水向朝鲜开进了。
打败美帝野心狼
1950年10月7日，彭德怀与毛泽东研究完志愿军出国后第一步的作战部署、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以及一旦出兵朝鲜新闻媒体的报道分寸等问题后，回到下榻的饭店。他交代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所有文件都上交给中央办公厅，然后去行政处领出发用的东西。秘书按照他的指示把事办完，然后把孩子们接来。将军把为孩子们准备的糖果拿出来，然后把他们一一揽在怀里，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是这位多年来南征北战的将军从没有过的温情时刻。幼小的孩子问将军：“明天你到哪里去？”将军回答：“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了。”中国军队准备出兵朝鲜参战此时还是绝对机密。这天晚上见到彭德怀的一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我们看见伯伯那两天一直很忙，情绪也不怎么稳定。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除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外，他一再反复问我们谁要买衣服、日用品和学习书本等。他还特意让警卫员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几件衣服、鞋袜和日用品。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懂得伯伯为什么这样慷慨地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留着用。后来才知道他是奉命去朝鲜指挥志愿军与美国军队作战。以后又听说朝鲜战场打得十分激烈，大批的美国飞机天天轰炸扫射，曾经两次把伯伯的住房炸得稀烂，伯伯两次险些遇难。回忆起当时伯伯对我们那种难以控制的感情，他在思想上是已充分做了牺牲准备的。”
彭德怀不让秘书为孩子们安排房间，说是不能给饭店增添麻烦，于是，这天晚上，将军的一家老小六七个人一起睡在将军房内的地毯上。
夜深的时候，秘书来报告，从西安带来的文件已经上交，片纸未留。彭德怀说：“把东西准备好，明晨出发。”
秘书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记述道：“十月七日，根据彭总吩咐，晚上收拾行李，准备明晨出发。去向不明。”
毛泽东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曾主张把志愿军指挥部设在中国边境一边，但彭德怀将军表示他要过境和金日成一起指挥作战。
10月8日晨，北京细雨。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亲自把彭德怀送上了飞机。飞机在气象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向北。飞机上同行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彭德怀的作战参谋成普以及秘书人员。同时，这架飞机上还有个身份特殊的年轻人，是彭德怀的俄文翻译。
彭德怀到达沈阳，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并且接见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北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听取了当前朝鲜战局的形势。
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军以上干部会议在沈阳召开。这次重要的会议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军队将要出兵朝鲜作战。
彭德怀在会议上说：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和金日成首相的要求，中央已经决定出兵朝鲜。这不是我们好战，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逼我们走这条路的。当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到达三八线时，周总理曾一再对美军发出警告，倘若越过三八线北犯，中国将出兵朝鲜。但是，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无视我国政府的警告，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北犯，现正逼近平壤。其目的是向中朝两国边境鸭绿江边进攻，企图完全占领北朝鲜。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阵势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又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因此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是三天前才决定的。
这次出兵援朝，我们要决心打赢，但也要有不怕打烂的精神准备，万一美国人打进我国来，那我们就打烂了再建。
各军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树立必胜的信念。要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各军要日夜加紧准备，在十天之内克服困难，连夜突击，努力完成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这次入朝与美军作战，和国内不一样。美国在朝鲜有一千多架各型飞机，这将严重影响我军行动。现在于部战士对美机的威胁和恐惧心理是有道理的，因我军装备太差，只有少数防空火器。因此，周总理已飞往莫斯科，和斯大林商谈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问题。
在即将与美军作战的时候，中国军队官兵的心理是复杂的。
这在彭德怀和高岗联名向中央打的一封电报中就可以看出来。
电报问中央一个问题：当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轰炸机和战斗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指挥？陆空联络信号如何确定？
而当时新中国军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空军。
面临战争，中国军队官兵的思想情绪大约分为三种类型。
据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估计，第一种是义愤填膺，要求上前线与美军作战，这部分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是解放军老兵，经过中国国内战争的考验，阶级基础好，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部队战斗力的中坚；第二种是叫打就打，不打也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部分人比第一部分的人少；第三种人则怕苦怕战，特别是害怕美军，害怕原子弹，认为到朝鲜去打仗是“多管闲事”，是“引火烧身”。这部分人大多数是新兵，或是原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人员。
于是，“该不该打”和“能不能打”成为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必须向官兵们解释清楚的现实问题。
对于普通的解放军官兵来讲，最令他们关切的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之后，和平的日子能不能真正来到。“家”的概念是中国士兵观念中最牢固的根基。历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肆意侵略的事实是最好的教材。美帝国主义占领朝鲜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本土。对占中国军队成份绝大多数的翻身农民来讲，没有比在外国的统治下更为痛苦的生活了。准备参战的第十三兵团中，东北人居多，东北地区在日本统治时期百姓的悲惨生活曾在士兵们心头留下巨大的创伤，在创伤已经平复的时候，“再受二连罪”成为不能够容忍的事。
关于援助朝鲜的问题，官兵们接触到～个崭新的概念：国际主义义务。对于这个问题官兵们最容易领会的方式是想想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古语：“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至于能不能打的问题，“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毛泽东早年的论断，对中国军队不怕一切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精髓从根本上讲是对精神力量的崇拜，精神力量永远在物质力量之上的观点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同时，在承认美军的装备比中国军队强之外，还必须认真分析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的优势：一、中国军队在政治上占优势。因为是为了反侵略而战，师出有名，得到国内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美军是为侵略而打仗，是非正义的，遭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反对。
二、中国军队有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传统，而且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和白对战，这是美军不善于和不敢的。
三、美军打法死板，而中国军队善于隐蔽接敌和迂回包围作战。
四、美军不能吃苦，主要依靠的是火力。而中国军队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在近战中美军的火力发挥不出作用。
五、中国军队距离后方近，而美军后勤供应路线漫长。他们的坦克飞机多，消耗的油料、弹药就多，相反，中国军队消耗少。
政治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军事上以己之长，制敌之短，中国军队的战斗热情被调动起来了。有的官兵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釜山”，意为要把联合国军打到釜山赶下海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前夕和北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的乐观情绪惊人地相似。
第四十军的一名战士写了一首“诗”很能说明士兵们对战争实质的认识程度和广泛政治教育的成果：美帝好比一把火烧了朝鲜烧中国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10月10日晚，彭德怀一行乘火车前往边境重镇安东。在火车上，彭德怀成立了自己的指挥机构。
朝鲜战局的进展是令人焦灼的。从威克岛回到东京的麦克阿瑟命令已经越过三八线的联合国军队全面向北推进，并命令美第十军在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实施登陆。到此时，联合国军北进的部队有：美第八集团军第一军（辖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第九军（辖步兵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十军（辖陆战一师、步兵第七师）和空降兵一八七团；另有英军第二十七。第二十九旅，加拿大旅，土耳其旅；南朝鲜军有第一军团（辖步兵第六、七、八师），第三军团（辖步兵第二、五、九师），而南朝鲜的第一师配属美第一军，第十一师配属美第九军。同时，支持作战的还有美国第五航空队，拥有各种作战飞机700余架；第二十战略轰炸航空队，拥有各种轰炸机300余架。联合国军的总人数已经达到40多万人，各种飞机1000多架，各种军舰300多艘。其中第一线的兵力就有4个军、10个师、l个旅、l个空降团，共10多万人。
面对敌方压倒一切的阵势，11日，彭德怀到江边察看可供部队渡江的地点，同时，向毛泽东发出一封电报。事后证明，彭德怀的这封电报是正确和及时的，从兵力运用上讲，它被军事研究者们称为在中美军队首战中中国军队胜利的关键。电报内容是：向朝鲜境内出动兵力的数量。电报说：“原拟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集结江南待命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
就在彭德怀准备进入朝鲜境内的11日凌晨1时，他接到了聂荣臻的电话：“你的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讨论。”
当晚，彭德怀回到沈阳。
12日，毛泽东急电：（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回来京一谈。
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至今还有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疑点。从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辩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关键时刻，苏联方面以中国有台湾问题为由缺席，从而导致联合国授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那一刻起，苏联这个西方国家的主要冷战对手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一直令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整个世界有颇多的猜测。因为美国有一千个理由认为，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东西方冷战双方在二战后的第一次真枪实弹的较量，既然是较量，较量的另一方却始终没有明确的态度，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事。
事后看来，这完全是两个军事大国互相恐惧的结果。犹如猎人面对猛兽，无论人与兽谁都无法完全不怕。
就在彭德怀从北京飞往沈阳的10月8日那天，美军飞行员干了一件惊人的事情：美军两架喷气式飞机攻击了苏联境内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事件发生后，美国方面十分紧张，因为这一事件必将成为苏联干涉朝鲜战争的最好借口，尤其是这一事件和美军越过三八线发生在同一天，这很可能让苏联认为联合国军的“越线”是针对苏联的。美国人怀着巨大的恐惧立即就此事件向苏联方面表示歉意，并说这是领航的错误，对此有责任的飞行大队长已经被解职，两个肇事的飞行员已经受到惩戒，而且美国方面愿意赔偿苏联方面的一切损失。
美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苏联方面的反应，结果却是苏联方面根本没有反应，好像根本没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似的。
美国人于是认为这是苏联人的藏而不露，恐惧感随之更加强烈。其实他们不知道，扔在苏联境内的那几枚炸弹，已经把苏联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斯大林在意识深处强烈地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苏联绝对不能和美国打。
中国决定出兵的时候，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打电报通知中国的决心，时间是10月2日：菲里波夫（注：斯大林的代号）同志：（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就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的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和斯大林来往电报多达几十封。
对于中国决定出兵，斯大林是赞赏的，因为苏联在其中得到的好处十分明显：苏联既不冒和美国直接冲突的风险，又在远东地区遏制了美国的野心。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苏联出动空军给予志愿军支援的请求，斯大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是，10月8日美国飞机袭击苏联机场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在极度的紧张之余，领悟到了一个现实：就美国的军事力量而言，苏联的任何地方都在美国可能攻击的范围之内。于是，毛泽东接到了斯大林“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
没有空军的掩护，志愿军在美国空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仗是没法打的。这令毛泽东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并做出了志愿军暂时不要出动的决定。同时，他让周恩来立即到苏联去，拿毛泽东的话说，“还是恩来同志辛苦一趟”。
当周恩来走在克里姆林宫宽绰的走廊里，走向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他的身边还有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林彪。林彪是搭乘周恩来的飞机来苏联养病的，但当斯大林接见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还是把林彪一起叫上了。和斯大林的会见极其重要，身边有证明的人是必要的。此刻的周恩来所承担的是一个艰巨的外交任务。如果将中国方面决定暂缓出兵的决定告诉斯大林，很难预料斯大林是什么态度；而说服苏联方面出动空军，恐怕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对于苏联空军之所以不能出动，斯大林干脆把“没有准备好”的借口免去了，他对周恩来直接说了他的担心：“目前苏联空军尚不能出动。飞机到了空中，很难划定出个界限。”斯大林差点儿就要举出美国飞机飞到苏联境内轰炸的例子，“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特别是你们还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如果飞行员被对方捉了俘虏，就是穿志愿军服装又有什么用？”
周恩来说，如果苏联空军不出动，中国暂缓出兵。
斯大林沉默了，好久后才说：“那么，就让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建立个流亡政府把。”
斯大林的态度十分明确，苏联空军的问题是不容再讨论了。
但是，斯大林对中国立即出兵还抱有希望。他指示有关部门加紧对中国空军的训练和装备援助；同时，对中国军队常规武器装备的支援也答应尽快运到。
联合国军队极其迅速地向中朝边境方向一再推进。中国军队一切准备就绪已陈兵鸭绿江边。和出兵不出兵的抉择一样，毛泽东再次面临抉择的艰难。
经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高岗等人的反复讨论后，中国领导人最终做出决定：即使在没有空军的掩护下，也要立即出动，抢在美军的前面，至少在朝鲜境内占领一片可以部署部队的地盘。抗美援朝不是空话，战机一失，就不复再来。其理由在毛泽东发给还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中阐述得很明白：恩来同志：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的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
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未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三日这封电报，不仅仅是提供给周恩来向斯大林表态的，也是对中国方面为什么出兵朝鲜的最实际、也是最明确的阐述。
据后来的西方史料记载，当周恩来向斯大林表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决定出兵时，“斯大林流出了眼泪”，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不管这种传言是否可信，中国人的举动出乎苏联人的预料之外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中国，言外之意是：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
彭德怀的一席话很能说明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东，他对他的部下说：“我这个人命苦。从参加革命那会儿就在苦地方，长征的苦不用说了，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西北，这次又要去朝鲜，到的都是苦地方，这不是命苦吗？我说的是实情。我们共产党人注定要和‘苦’字、‘穷’字订交道。没有苦和穷，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10月16日，回到沈阳的彭德怀再次召开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出兵参战的指示，并确定了先组织防御、再配合人民军反攻的基本作战方针。在这次会上，彭德怀还特别说明了出国作战的部队纪律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博得了全中国人民的赞扬和拥护。到朝鲜后，要切实遵守纪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对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必须认真注意。只有搞好群众关系，取得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一般说来，在下面三种情况下，最容易犯纪律：一、打了胜仗的时候；二、打了败仗的时候；三、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这三个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要胜利时不骄傲，挫折时不气馁，遇到困难不埋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虚心谨慎，亲密团结，克服困难，坚持向前看，就能战胜一切敌人。”
10月18日，彭德怀再次应毛泽东之召回京。根据目前朝鲜战局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原准备以防御为主的打法可能在迅速前进的敌人面前无法实施，于是，与彭德怀面谈了改变战略战术以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案，并决定第十三兵团于19日起开始渡过中朝边境上的鸭绿江。
在彭德怀最初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曾设家宴招待即将上前线的彭德怀。在这个家宴上，毛泽东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介绍给彭德怀，且就毛岸英想跟随彭德怀去朝鲜的想法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犹豫了，因为他知道，刚刚结婚的毛岸英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来讲是多么的重要，他是毛泽东的长子，是杨开慧留下的儿子，而上前线就意味着生命的危险。在毛岸英的恳求下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彭德怀答应了。
10月8日早晨，在那架向北飞去的飞机上，彭德怀身边的那位俄文翻译就是毛岸英。
当时，从来不喝酒的毛泽东举杯说：“我这杯酒给你们两个人送行！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正当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朝鲜在做着艰难抉择的时候，麦克阿瑟向部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四号作战命令”，改变原定的美第八集团军和美第十军在平壤一元山腰部会合的计划，命令这两支部队继续全速前进直到鸭绿江边。就在毛泽东举杯为彭德怀将军送行的那一天，联合国军从三面包围了平壤，开始对北朝鲜首都实施强攻。人民军的外围防线最终被突破，平壤的降落已成定局。
10月19日，平壤陷落。
同是这一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过中朝边境的界河——鸭绿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誓词是：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
当此，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屠杀中国人民，企图进攻中国大陆，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为了保卫祖国国防，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志愿军出兵朝鲜，配合朝鲜人民军，坚决打败美帝侵略者，消灭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
不怕任何艰苦，坚决服从命令，自觉遵守纪律，热爱朝鲜人民，尊重朝鲜人民领袖，团结兄弟友军，掌握战术技术，勇敢歼灭敌人，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向胜利前进，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中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就历史而言，这场冲突的发生是一种必然。共产党中国外交政策中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理想目标的追求，使得这个东方民族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失败之后，当这种追求所面临的考验被置于民族力量与尊严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时——谁也不能说这种冲突本来可以避免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漆黑的夜色中开始渡过鸭绿江，黑压压的人流遮盖了冰冷江面上的月色。在这一天渡江的部队中，有一个名叫麻扶摇的年轻人，是志愿军炮兵第一师二十六团五连的政治指导员，他怀着誓要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动心情写下了一首“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郎，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狠！
麻扶摇的这首“诗”后来经过作曲家的修改和配曲，成为了那个时代全中国的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引吭高歌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第二章 云山：中美士兵的首次肉搏
“YOYO”作战和朝鲜语的《东方红》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接到渡过鸭绿江的命令的时候，第三十八军中一个叫高润田的排长独自一人来到开原城郊的一座古塔下，他在杂草丛中挖了一个坑，把他的全部“家产”——几枚解放东北、华北、滇南、中南的纪念章，一枚“勇敢顽强。艰苦奋斗”的勋章，一枚军政大学的校徽，一本中共“七大”的党章，一份入党志愿书，一枚刻着他的名字的印章，一个笔记本——用雨布包裹好，放在土坑里，上面再用一只洗脸盆扣上，然后用上严实地埋了起来。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按照军队的一贯做法，个人的“家产”应该存放在留守处，以便万一牺牲了，存放的东西可以转交给他的亲人。这个排长之所以这么做，是他乐观地认为不但自己的军队可以凯旋而归，自己也～定会活着回来——“家产”埋藏的地点标志是明显的，因为什么都也许可以改变，但这座古塔在这里矗立了几百年了，它决不会在打美国鬼子的这几天里就消失了吧？
做完这件事，高排长就跟随部队过江了。
第十三兵团的四个军此时是一支从服装上看没有任何标志的军队。土黄色的单衣和棉农混杂在一起，人和驮炮的骡马混杂在一起，士兵的头上顶的是树枝树叶，胳膊上扎着白色的毛巾——这是中国军队统一配发的毛巾，上面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已被剪掉了。夜色沉沉，脚步声和骡马的喘息声在黑暗中显得急促而杂乱。渡江在军事上是绝对机密的行动，部队全部是黄昏开进，拂晓便暂时停止，第二天黄昏再次开始。
首先超过中朝边境的是第四十二军作为先期侦察部队的一二四师的三七零团，他们比大部队的行动时间提前了三天。10月19日黄昏18时，第四十二军五万余人的队伍从满浦铁桥和临时搭建的浮桥上渡过了鸭绿江。他们前进的目标是朝鲜的长津湖地区。那一天风寒雨冷，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和政治委员周彪站在铁路桥头中国境内的一边，身边是经过的背着行李。
扛着枪的士兵队伍，还有驮着弹药和小炮的骡马。吴军长和周政委背对着鸭绿江水，向着祖国的方向看了好一会儿，除了零星的村落灯火之外，他们看见的是一个空旷而宁静的夜。
紧随第四十二军渡江的，是第三十八军，他们集结的目标是江界——现在已经是北朝鲜的临时首都了。第三十八军刚刚行军到江边就接到立即渡江的命令，原因是前边军情紧急。过江的时候，有士兵在队伍中说话，立即被干部制止了，说是别让天上美国的飞机听见，于是士兵们从此说话的声音就极小了。
第三十九军的一一五师、一一六师从安东过江，一一七师从长甸口过江，目标是龟城、泰川。“我坐在吉普车里，伸手就可以摸到鸭绿江大桥，大桥像从两国土地上伸出的一双手臂，在江中相拥……”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回忆道，“队伍非常肃静，每个人都在默默地走着，谁也没说什么话，但我听出有的战士在数着这座桥有多长——从中国到朝鲜只有一千五百步的距离。车过大桥中央，也就是两国分界线，我听到车旁队伍中有的战士激动地问干部：‘连长，现在是几点几分？’第四十军的官兵也在安东过江。他们到达安东时，正是一个秋雨中的夜晚，安东这个中国东北部的小城空寂无人。小城市民对中国军队要到朝鲜去打仗这件事心态已经十分平静了。”
安东沿街的玻璃窗都贴着防空的米字形纸条，由于事先的保密，没有市民出来看大军过江。第四十军的四列纵队走在积水的街道上，雨中的街灯留下很长很长的摇摇晃晃的影子。走上鸭绿江大桥时，官兵们的心跳声和脚步踏在桥面上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清晰。大桥中间有一条中朝两国土兵守卫的白线十分醒目，那就是中朝国境线。当官兵们走过这条白线时，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先头部队还没有走下大桥，一辆苏制吉普车鸣着短短的喇叭声在桥上缓慢地超越长长的行军序列，士兵们习惯地为吉普车让开通行的路。吉普车越过那条白线，迅速地消失在朝鲜境内的夜色之中。
没有人给予这辆吉普车特别的注意，恐怕连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都不知道这辆吉普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10月19日，彭德怀刚刚到达安东，金日成的特使朴一禹就赶来了。他第一句话是：“彭总司令，你们出兵的日期定下来没有？”
彭德怀说：“就在今天晚上。”
朴一禹听见这个回答时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其时北朝鲜首都平壤已经陷落，其党政机关人员正向中朝边境方向撤退，政府决定把首都临时移到江界。至于下一步的打算，朴一禹无法回答，或者说，北朝鲜领导层现在没有任何具体的打算。
此时金日成也许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在朝鲜的领土上看见彭德怀和他率领的中国军队。
彭德怀问：“金首相现在在什么地方？”
朴一禹答：“美国人的情报很灵，金首相需要不断地改变位置，我也说不准他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
彭德怀说：“我们去找他，现在就走。”
于是，这位中国著名的将军，几十万志愿大军的统帅，就这样出发了。世界上从没有过哪个国家的哪个军事指挥官会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彭德怀把他的指挥部全部甩在身后，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前进，而他自己仅带着一名参谋、几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进入了朝鲜。
彭德怀没有来得及按规定改换北朝鲜人民军的将军服，也没有来得及去领已经给他做好了的那件貂皮大衣，他身上仍然是他从西安穿来的那身粗呢黄军装。他面容憔籽，面颊消瘦，两眼红肿，一头短而硬的头发已经全部花白。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除了毛泽东外，很少有人敢和他说句玩笑话。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得知彭德怀将是他们的统帅的时候，对副司令员洪学智半开玩笑地说：“老哥，小心侍候！作战中稍出纰漏他就大发脾气，要是把他惹火了，还要杀人呢！你得小心脑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