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美军根本没有开炮，一个营的兵力偷偷地上来了！
几倍于八连的美军攻击的决心十分顽强。坦克开了炮，飞机接着也飞来了，八连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一排阵地上，机枪手王森茂连抢带人一起被炮弹炸起的泥土埋了起来，40多名美军呼喊着蜂拥而上。王森茂从泥土中挣扎出来，美军几乎已经到了他的面前，他站起来，端起机枪猛烈扫射，美军像割倒的麦子一样倒下去了。二排的阵地上已经爬上来20多个美国兵，四班已经负伤的冯贺一条裤腿被血浸透，他的弹药手已经牺牲在他的身边，他抓起身边的步枪就打，直到面前的美军一士兵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还在疯狂地射击。郭恩志站在阵地的最高处，始终大声喊叫着，鼓励着他的士兵，他同时还想以此告诉他的士兵们，连长还活着。
终于，阵地上站满了美军士兵，中国士兵被逼到了悬崖的边上。这时，郭恩志听见一排长喊：“同志们！我们还有五万发子弹，争取一枪打一个！”
这个暗语是说，全连的子弹仅剩50发了。
阵地的后面也响起激烈的枪声，八连被前后包围了。
郭恩志知道这是他的连队最后光荣的时刻了。
士兵们几乎同时举起了石头。这些巨大的石块他们本已经举不起来，但是现在人人都能把它高举过头顶，并且扔向敌人。
很快，阵地上的石头也没有了，士兵们把刺刀上好，聚集在一起，准备肉搏战。
突然，阵地的四周安静下来，美军士兵们停止不动了。从八连阵地往四周看，下面是密密麻麻的绿色钢盔。由于中国阵地上连石头都投不下来了，美军士兵们认为这里的中国士兵已必死无疑。于是，他们兴奋地叫喊，甚至还唱起歌来。
让决死的热血涨红了脸的郭恩志对身边的上兵们说：“娘的，咱们也唱！”
我们是人民的好战士我们在战斗中成长只要战斗打响我们就打个歼灭战中国士兵的歌声令美军士兵愣住了。
突然，旁边九连阵地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美军立刻出现慌乱。就在这一刻，随着郭恩志的一声呐喊，他第一个从悬崖上纵身跳了下去！紧接着，八连还活着的士兵们跟随着他，纷纷跳下悬崖。
悬崖下的美军被这突然出现的情景吓呆了，正不知所措，八连全连所剩的唯一一颗反坦克手雷被三班长扔向了美军。爆炸声未落，中国士兵们齐声喊杀，向炸开的缺口冲去！
天黑以后，当郭思志带领他的士兵们回到营指挥所的时候，营长兴奋之极：“你们以一个连的兵力在美军的大规模进攻面前顽强阻击了两天，团长说要给你们请功！”
第十九兵团的指挥官们不得不为前沿每一个阵地的反复得失而焦虑不安。在美军不断施加的压力面前，一八八师的阻击线在不断地后退。虽然每退一步，都是经过批准的，为的是更多地消灭敌人，为的是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毕竟可供机动防御的纵深并不大。这里的阵地都是高山断崖，阵地在转移的时候，已经出现多次战士跳崖的情况了，这说明坚守阵地的官兵已在最大限度地延迟阻滞着美军，他们不到最后的悬崖边上决不放弃与美军的纠缠。
兵团指挥部又接到一个消息：在五六三团的阵地上，一个排被美军孤立地包围在阵地上！这个排本来是派出去打坦克的，子弹携带不多，现在，大批美军士兵和数辆坦克已经从四面把这个排围住，并开始了攻击！
好不容易和这个排接通了电话，只听见副排长李秉群说了一声“我们只剩下八个人”了，电话线就被美军的炮火炸断了。
兵团指挥部开始为这八个中国士兵的命运而担心！
派出部队前去接应，但阵地已经深陷于美军的阵地里，接近不了。
惟一能够判断出的情况是，八个士兵中肯定有人还活着，因为在那个山头上，枪声和火光一直在持续……
后来，枪声停止了，火光熄灭了。
那个山头阵地的背后，是一道20多米深的悬崖。
第六十三军多次派人去寻找，结果是，只找到三个活着的人——士兵罗俊成、侯天佑摔成重伤后，往回爬，半路上被发现抬了回来，士兵翟国灵因为挂在悬崖上的树上得以幸免，他在最后的时刻都没把他的枪扔掉，枪中还有三发子弹，他自己爬了回来。
副排长李秉群、士兵贺玉成、崔学才、张秋昌、孟庆修牺牲。
第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在那个阵地的枪声彻底平息后，不由潸然泪下。
残酷的铁原阻击战打了整整十天结束了，第六十三军完成了彭德怀交给他们的任务。
当第六十三军的官兵们终于撤下来的时候，彭德怀亲自前去看望从前沿下来的第六十三军的官兵。他看见他的士兵们浑身的衣服已变成了一缕一缕的布条，不少士兵身上仅剩下一条粘满血迹和烟痕的裤衩。彭德怀刚说了一句“祖国感谢你们”，官兵们就都哭了，他们想起了他们那些牺牲的战友。
彭德怀问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有什么要求，傅崇碧说：“我要兵。”
彭德怀说：“给你补两万！”
6月10日以后，北进的联合国军在中国军队持续顽强的阻击之下，其北进势头逐渐减弱，最后终于停止了进攻。
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对峙战线相对稳定下来。
第五次战役结束。
中国军队对第五次战役的总结是客观冷静的。
这次战役，中国军队共投入15个军的兵力，战役持续50天，消灭敌人8万多人，是五次大战役中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
但是，正如彭德怀所预言的：这是一场恶战。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斗减员达8.5万多人。尤其是在后期的撤退行动中，伤亡达1.6万人。战斗损失最严重的是第六十军一八零师。
战役的结果所显现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打得急了，对于美军根本不具备条件的所谓“登陆作战”的威胁判断过于武断，战役准备仓促。二是打得大了，第一阶段计划歼敌五个师（其中三个美军师），第二阶段计划歼敌六个师（南朝鲜军），事实证明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脱离实际的计划来自于对敌我双方都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美军作战时战术上应该采取的变化缺乏认识。三是打得远了，战役的企图过大，部队穿插得太远，但实际的补给能力很低，部队严重缺乏粮弹，伤员不能及时后运，美军反击时不能及时脱离战场。
在军事部署上，第一阶段时，第二十、第四十军突破之后，没有后续部队紧随跟进，从而使打开的战役缺口没有起到作用，如能将第三兵团以及第二十六军向东靠拢，将第二十七军作为第九兵团的二梯队，从战役缺口打进，战役发展会顺利一些。同时，第三兵团在15公里狭窄的正面形成部队过于拥挤的状态，除影响进攻的速度之外，还带来了部队的伤亡。
美军装备先进，火力强大，机动速度快，中国军队如果不能在战役发起的第一个夜晚就迂回到位，战役就很难发展下去，而即使迂回到位，被包围的美军又很难被我军歼灭。美军往往撤退30公里后即停止，当其突然开始反击时，中国军队因已经发生供应困难，危机立即显现。尤其在战役后期大兵团转移时，美军利用快速的机动能力，给中国军队造成极大的被动。中国军队防御阵地纵深很浅，阻击战术手段单调，战场效果不理想。个别部队在战役撤退阶段出现混乱，暴露了指挥上的问题。最后，后勤还是一个大问题。
针对此时出现在中国军队中的某些思想混乱。互相埋怨、甚至对战争前途悲观失望的问题，志愿军政治部发布了以《全军振奋，加速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为题的政工指示，要求各部队正确认识战争中的局部挫折，振奋精神，官兵一致，准备再战。
同时，中国军队各部队的官兵们开始接受北朝鲜政府制作并颁发的各种“勋章”。包括彭德怀在内，朝鲜战争中先后有52.6354万志愿军官兵被授予了“勋章”。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几乎每两名官兵就能得到一枚。
1951年6月中旬，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对峙于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一线。
这是经过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最后依据双方的战场实力所形成的一条战线。
这几乎就是朝鲜战争爆发时南北朝鲜开始作战的那条线。
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又回到了战争爆发前的状况。
作为军事家的李奇微认为，美国军队绝对有打到鸭绿江边的实力，美国军队的空军、海军和装甲兵的力量，能保障这一目的的实现，当然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是肯定的。对于这种伤亡，李奇微本人也许不愿意过于精密地计算，可有人“精确”地为他计算过：中国军队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平均间隔是一至两个月，每次战役美军平均损失2万人。依据范弗里特发动的“快速前进”并获得“巨大胜利”的北进攻势的进攻速度，那么美军连续不间断地北进（如果中国军队允许这样，并且不发动任何反击战役的话），需要发动七次以上的这种规模的攻势，还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鸭绿江边。按一次战役损失2万人计算的话，美军损失的人数将达到14－18万。即使美军能够在朝鲜北部实施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但善于在像北朝鲜这样的崇山峻岭中机动作战的中国军队给予美国军队的杀伤，很可能令这种努力没什么价值。而一旦实施登陆作战，前沿的部队就得抽回来参加登陆，前沿便要出现明显的战役缺口，中国军队是不会放弃任何惩罚美国人的战机的。
战争进行了一年，除了10万名美国年轻的生命之外，耗费的金钱已达l00亿美元之多。这比美国在二战第一年的耗费多一倍以上，以致使1951年美国军费开支增加到600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一个美国人平均需要负担300多美元。战争中美军每月平均消耗的物资达85万吨，这相当于美国援助北约一年半的物资总量。美国在朝鲜集中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2万人已增加到70万人，尽管这样，依旧感到与中国军队作战中兵力不足。这一切，对战略重点在欧洲的美国绝对是一种战略上的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两个师、南朝鲜的三个师以及远在美国本上的六个师了，向朝鲜战场再派军队已不可能，而英、法等国均已明确表示，不再向朝鲜派一兵一卒。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认为，“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因此，杜鲁门有理由认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束战争，将美国从朝鲜战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而即使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非但战争不能因此而结束，反而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战争就要开始。麦克阿瑟所主张的“把战争引向中国国内”的建议，是一种不现实的、连日本人在中国本上的失败教训都不顾的愚蠢的建议。中国军队的耐力是惊人的，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持久作战”正是建立在这个东方民族性格基础上的绝妙的理论。况且，苏联人一旦参战，战争就不只是亚洲的事了。那么，美国人是否值得为所谓“统一朝鲜”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也就是说，所付出的价值是否超出了政治目的的价值？长期陷在朝鲜战场上是否真的中了苏联人的圈套？即使强行使用武力“统一”了朝鲜，美国人在亚洲的利益究竟能够得到多大的收益？
又是否值得为此而成为亚洲国家的死敌？
从中国方面来讲，至少在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国领导人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投入巨大的财力以加强军队的现代化装备，而恰恰这一点，是建立不到一年半的新中国目前不可能办到的事。中国也不大可能为朝鲜而耗尽它的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国力，中国领导人此时需要面对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况且，中国军队成功地制止了联合国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在政治上讲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至于其他的政治目的，可以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获得。
最后，协助金日成“统一朝鲜”从来就不是中国方面参战的首要目的。
6月，毛泽东在北京连续接见了参加朝鲜战争的四个主力军的领导，并且与这些满身硝烟还未散尽的指挥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四个军的领导分别是：第三十八军政委刘西元，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他们是在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的带领下回国汇报工作的，在北京，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各军兵种领导的陪同下，他们吃了北京的涮羊肉、烤鸭和谭家菜，但是，令他们难忘的，却是毛泽东的“家宴”，尽管是四菜一汤，而且其中只有一盘带肉的菜。毛泽东和军长们的谈话完全是在一种聊天式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的和蔼、幽默，以及思路的严谨令军长们心生敬畏。
毛泽东除了问到诸如“怎么乍待这场战争”、以及对大的战役的看法外，令军长们惊讶的是，毛泽东居然问到了一些具体战斗的极其细微的细节。
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要有年期与美军对峙的思想准备。
此时的毛泽东已改变了自己对于朝鲜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思想，这种改变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现实而做出的，就在一封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德怀同志：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到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找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士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故人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车能歼敌人两个营，共是十六个营，那对敌人的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营为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包围歼灭之。
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美英师都得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以中国军队的一个军打美英军的一个营，这就意味着战斗将是一万人打八百人。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这是中国军队著名军事将领刘伯承的作战原则。他的原话是：杀鸡就要用牛刀。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作战重新制定了一个基本的作战指导方针，这就是著名的“零敲牛皮糖”战术。
牛皮糖，是中国南方一种用麦芽做成的圆饼状的糖。卖糖人用小锤一块块地敲下来零卖，顾客买多少卖糖人就敲下多少。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朝鲜战争今后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战役发动了，在与美军的接触线上，中国军队采取的战法将是零打碎敲。
把英率比喻成“能吃”并且“好吃”的“糖果”而不是其他什么秽物，除了毛泽东的幽默之外，其中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还是要“吃”的，只是吃法不同而已。
二、美帝国主义是可以被吃掉的，只是吃掉它所用的时间长短而已。
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针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战争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的支配的行为。所以，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做代价和承受牺牲时间的多长。
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采取媾和。
1951年6月，联合国军北进的攻势一停止，朝鲜战争一下子就如同进入了死胡同一般，于是，一个现象随着军事与政治的进程自然出现了：双方似乎都打消了在军事上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念头。
也许，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就要产生了：谈判。
“猎狗”凯南与来凤庄
美国纽约海滨长岛伦克福庄园是一座环境幽雅的乡间别墅，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周末常来度假的地方。在美国国土上的这个苏联外交官的特许的场所里，任何一位美国人的出现都会引起极大的注意。那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和苏联人接触，对于美国高层人士来讲，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
1951年5月对日，一辆黑色轿车驶入伦克福庄园别墅的大门。一个美国人在主人的迎接下走下了汽车。
这是个记者们都熟悉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
没有人知道他到这地方来干什么。
凯南到访伦克福庄园的目的，只限于杜鲁门总统等几个人知道。
想向与自己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表达美国愿意停战并且坐下来和谈的愿望，不但令美国政府内心矛盾、窘迫、尴尬，本身也是件周折，艰难、困苦的事情。
因为在战争一开始，作为交战一方的中国，就曾经多次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美军能在三八线上停下来，通过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朝鲜问题，但是，气势正旺的美军那时一心要吞并整个朝鲜。1950年10月2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发动进攻时，苏联等国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的提案，中国政府对该提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可是在美国政府操纵下的联合国却否决了这项提案。同年的11月18日，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向大会提出了五项建议，主张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任何反应。1951年1月11日，美方突然向中国方面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并且通过了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意见。但是，由于这明显是美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之后的缓兵之计，美方的建议没有回答中国方面关于一揽子解决包括中国台湾问题和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在内的原则要求，因此中国方面予以了拒绝，同时提出了真正能够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的计划，可这时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反击，军事上的倾利令美方又一次放弃了可能的谈判机会。
到了1951年2月1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竟然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案，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一决议案的通过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是要战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此时的杜鲁门，不仅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关上了。而且操纵联合国又连续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等议案，这使中国方面打消了一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念头，开始做长期战争的准备。
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结束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已超过了百万。战线终于在三八线上稳定下来的时候，内外交困的杜鲁门想坐下来谈判了。可这时杜鲁门才发现由他自己关死的门再想打开实在是太难了，正如国务卿文奇逊所说的那样：“于是我们就像猪拘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
艾奇逊首先指示在巴黎玫瑰宫的查尔斯。波伦向苏联驻德国的管制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而对方好像就是无法领会一样地没有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