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生于1860年，这正是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前一年，逝世于1904年，一年后，群众不满沙皇专政，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作家的生命只经历了短短四十四年，但这却是俄国史上思想极其复杂的动荡年代。有人这么形容，”1862—1904年这一时期，俄国正处于变革时代，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而新的东西则刚刚开始安排。”风雨飘摇之中，作家耗尽一生探求俄国的出路。

下面我将从《第六病室》对当时政治体制的批判、对”勿以暴力抗恶”的讽刺以及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索三方面展开探讨。

一、对沙皇专制的批判

库页岛之行使契诃夫进一步接触了现实：暴力肆虐横行的俄国就像一座阴暗的令人窒息的监狱。契诃夫将自己的感受通过《第六病室》表达出来，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抗议。青年时期的列宁在看完这篇小说后对他姐姐这样说道：”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之后，觉得这简直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我站起来走出去。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号病房’里了。”

亚历山大二世死后至世纪末，亚历山大三世的对内政策与反动政策相结合，旨在高度维护独裁政体秩序。他以强硬手腕统治俄国，疯狂地清算势力强大的革命者。司法机关暴虐横行，法律程序形同虚设，被统治的民众人人自危，小说中正是以格罗莫夫的视角展现这样的一幅图景：”在一条小巷里，他遇见两个带镣铐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们走。以前伊万·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见犯人，他们每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在精神持续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压抑已久的格罗莫夫终于”发了疯”。可见契诃夫不仅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生动逼真地展现了格罗莫夫从敏感多疑到神经错乱的全过程，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写出了导致悲剧的缘由——沙皇专制统治对个人意志的摧残。

格罗莫夫被投放的”第六病室”就是沙皇统治下俄国的缩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将厢房与田野隔开，房内的墙壁也是”一层浑浊的淡蓝色灰粉”，”地板颜色灰白”，”房间里臭烘烘的”，灰暗阴郁，无比压抑。头脑简单、拳头粗大的尼基达象征以暴力维持统治秩序的警察专制，动辄对”病人”打骂相加，剥削摧残他们。契诃夫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列宁的”沙皇专制就是警察专制”的科学论断。

敏感清醒、追求自由的格罗莫夫无法忍受失去人身自由的高压环境，现实的残酷荒诞令他倍受折磨，最后陷入神经错乱。而容忍恶行、摹仿斯多葛派与世无争的拉京医生，也难逃厄运，危巢之下，焉有完卵？而拉京医生最后死于尼基达殴打之下的结局，令人感到无处可逃的压抑悲悯。

二、对”勿以暴力抗恶”的讽刺

19世纪80、90年代的俄国曾一度流行”托尔斯泰主义”，面对动荡不居的社会现实，托尔斯泰发展出一套”勿以暴力抗恶”的教义，他主张”任何时候也不要使用暴力，就是说不要作那永远是与爱相违背的行为”，强调宗教式的爱与宽恕。契诃夫一向敬佩托尔斯泰，表明托尔斯泰的哲学”有六七年的功夫占据了我的心”，如在他的早期小说《在路上》中借男主人公哈烈夫之口，说：”我最近的信仰是勿抗恶。”但是库页岛之行让他深刻地明白了，在被沙皇残酷统治下的俄国，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几乎就是选择做罪恶的同谋，同时也是自掘坟墓。

拉京医生是”勿以暴力抗恶”学说的信徒。作为一名医生，他明知所处的医疗机构道德败坏、脏乱无序，却放任不管，认为”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并且对就诊十分厌烦，觉得痛苦没什么不好，人与万物一样终究是要死的。日常生活中，他”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得过且过心灰意懒，他认识到社会种种的弊端，却不肯投入改造世界的实践，蔑视周围人遭遇的痛苦，却自以为理解生活，将自己归入”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

拉京医生还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信奉的理论被格罗莫夫批判为：”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得自己是大圣大贤……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 直到他被投进”第六病室”，才幡然醒悟，意识到”勿以暴力抗恶”理论的空想性、虚伪性，进而痛苦地自省：”我们软弱啊”，拉京的不抵抗让他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作家在拉京身上寄寓了深刻的用意，一方面批判了当时知识界弥漫的懒惰麻木的氛围，正如茅盾所言：”契诃夫剥露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指着知识分子的鼻子问道:你洁身自好就居然以为在你眼前所进行的罪恶你可以不负责么？你敢说你不是帮凶么？”另一方面将黑暗残酷的现实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最后格罗莫夫与拉京振聋发聩的叫喊声，极具感染力，向我们昭示：面对黑暗的社会现状，我们不能耽溺于宗教的美好幻想，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到现实种种的不合理与不正当，勇敢地起来反抗，投入改造世界的实践中。

三、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索

亚历山大三世时期，除了推行高压政策，也大幅推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府追求现代化的主要手段，是加大或鼓励对铁路、矿山和制造业的投资。”并且在大臣谢尔盖·维特的规划下，俄国开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工程——西伯利亚干线的建设。铁路在19世纪的俄国大地上不断延伸、蔓延，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它是俄国作家对现代化的直观映像，契诃夫在《站长》、《意见簿》等小说中都有关于铁路的描写。在《第六病室》中，他借拉京之口表示“第六病室”是远离铁路干线的存在，即落后的、现代化没有普及到的地方，并且可以相信，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第六病室”这样阴暗肮脏、毫无人性的处所将会被”捣烂”。但是问题是，”第六病室”消失了，是什么意义上的消失？

“将来，监狱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自然界的规律也仍旧一样。” 契诃夫在这里设想了未来的图景，监狱和疯人院消失了，没有残酷的高压政策了。可是真理真的胜利了吗？”第六病室”真的消失了吗？格罗莫夫一直在反抗沙皇统治下的独裁专制，并坚信”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他身上的反叛性和正义感是明显的，与之相比，拉京是软弱的，但是他对事物的认知把握却不无道理。关键在于他认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逃脱的牢笼里面。”世界是个大牢笼，打破了小的、具象的牢笼，人依旧不自由。

这种牢笼意识，就极具现代意义了。

对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作了这样的阐释：现代规训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全景敞式监狱。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整齐划一的社会规范，使得个体的人在高度的同一性中丧失了自我个性，在社会的组织架构中，每个人都是监视者，每个人都受到监视。权力无处不在，犹如人体的毛细血管，覆盖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权力要求的是个体人的服从，不管是有罪的罪犯还是无罪的顺民、良民都成为统治阶级监视和控制的对象，那些差异性的个体，被强制进入禁闭系统。

“淡淡的月光从铁格子里照进来，地板上铺着一个像网子一样的阴影。那是可怕的。””第六病室”不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而这阴影也不只笼罩了沙皇时期的俄国，它或许笼罩了整个现代文明史。小说里提到俄国的一句谚语：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或许还可以加上：不进疯人院。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我们只能选择服从去获取安全感，在无处不在的监视视线下，亦步亦趋。其实选择了这种看法，也就是选择成为契诃夫的批判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