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之后，有四位在国际上有非常大影响力的名人公开访问过中国。他们分别是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英国（爱尔兰）作家萧伯纳。
杜威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经历也最为愉快，毕竟他是胡适“博士”邀请来的，并且“实用主义”确实比较实用。萧伯纳在中国仅仅呆了一周，没有发表任何演讲，行程较为匆忙，影响相对较小。
罗素在中国呆了几个月，但却非常不愉快，一方面是因为罗素哲学不好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梁启超请来的（新文化刚过，梁启超多少有点“落伍”的意味）。泰戈尔同样是梁启超请来的，当时国内正发生着科学派与玄学派的论战。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本身也极为推崇东方文明，自然站到了玄学派一边。
五四青年一代作家中，有不少泰戈尔的粉丝。比如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他就像一个小跟班一样全程陪伴了泰戈尔的中国之行。徐志摩不仅给泰戈尔当翻译，还在游览各地时给泰戈尔当向导，最后他们成为了忘年交。徐志摩亲切地称泰戈尔为“老戈爹”，泰戈尔则给徐志摩取了一个印度名字———素丝玛。据说，泰戈尔还有意撮合徐志摩和林徽因。
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但是泰戈尔此次中国之行，收获的并不仅仅是友好，与梁启超等玄学派、徐志摩等青年诗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适一派的冷漠和陈独秀一派的猛烈攻击。
陈独秀、瞿秋白、茅盾等人轮番上阵，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对泰戈尔的中国之行进行批评。其中陈独秀最为激愤，有一些文章近乎人身攻击，比如在《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中，陈独秀便这样写道：
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陈独秀画像
要知道，陈独秀可是第一个将泰戈尔的诗翻译到中国的人，他曾经对泰戈尔做出过很高的评价。那么当泰戈尔前来访华的时候，陈独秀为何要极力反对？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当时国内正进行“科玄论战”，泰戈尔大谈“东方文明复活论”，助长了玄学派的气势，陈独秀担心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被抹杀。
2. 泰戈尔拜访了一些“落后”的人物，如《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中所举的“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陈独秀担心思想界倒退。
3. 泰戈尔除了谈诗之外，还谈了不少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东西，而泰戈尔主张的是“爱”和“包容”，陈独秀认为泰戈尔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现实，所谓的“爱”和“包容”不适合当时的中国。
泰戈尔
当然，泰戈尔这位老诗哲也确实比较委屈，他是怀着交流中印文化之心前来访华的，提出“东方文化复活论”也是为了使中国思想文化界恢复信心，但他没想到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情况如此特殊。
陈独秀对泰戈尔访华之行确实过于敏感，一些不敬之词也过于偏激，不过我们应当看到陈独秀那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之所以攻击批评泰戈尔，并不是因为个人喜恶，而是因为他有着一颗火热的救国之心。
泰戈尔虽然对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实状况不是太清楚，但他确实是怀着一颗友好之心前来交流的。他大谈东方文化复活，本意当然不是为了让思想界倒退，而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树立文化自信，不迷失在西方的现代与科学中。
徐悲鸿所绘《泰戈尔像》
因此，陈独秀没有错，泰戈尔也没有错。只怪那个时代，确实无福消受泰戈尔的“爱”和“包容”。如果我们那时已经走出了困境，相信没有人会那样伤泰戈尔的心。后来，季羡林便对泰戈尔做出了非常公道的评价，他说：
泰戈尔有光风霁月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他能退隐田园，在大自然里冥想，写出那些爱自然、爱人类、爱星空、爱月夜的只给人一点美感的诗歌，但是他也能在群众大会上激昂慷慨地挥泪陈辞，朗诵自己的像火焰一般的爱国诗歌；当他看到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及其他魑魅魍魉横行霸道的时候，他也能横眉怒目、拍案而起，写出刀剑一般尖锐的诗句和文章。
季羡林
如今，我们生活好起来了，终于到了多看看泰戈尔的时候了。比如《新月集》和《飞鸟集》中对爱的推崇、对精神文明的推崇，是完全有助于今天的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