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经历了朝代的数次更迭。而在时代的发展中，中国也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格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朝代的更迭之中，无论统治者是否为汉族人，汉文化始终在整体社会文化格局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在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史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这一时期，国家分裂，民族融合成为了时代政治的一大背景。也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政治背景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了一个游牧农耕，中外文化大融合的时代。

而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游牧农耕文化融合事件莫过于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了。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北魏的统治者开始对自己的朝代做出了汉族封建政权的改革，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以便于统治者对整个国家的统治，与此同时，也能够起到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作用。

因此，这一时期，北魏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鲜卑族封建化改革运动。一方面，统治者从官吏等级评定入手，制定了汉文化中的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另一方面，推行新的租庸调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其中，对文化变革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在北魏孝文帝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引导下，最终，北魏迁都洛阳，并且开展了大规模的移风易俗活动。

在当时的北魏，在统治者孝文帝的带领和提倡下，出现了改汉姓，穿汉服，说汉化，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行各方面的汉制，崇尚并且推行儒学等社会风气。

这一场轰轰烈烈，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最终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在推动鲜卑族游耕文化向农耕经济转型的同时，也促进了一场民族大融合，鲜卑族文化具有了明显的汉化色彩。并且在这场民族文化汉化的改革运动之中，统治者和上层阶级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了明确汉文化正统文化地位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能够帮助北魏在南北文化的正统之中把握住主动权，占领主动地位。

而这一切，在佛教史籍《洛阳伽蓝记》中，也有着相应的记载。《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文学，佛教于一身的人物故事类笔记，被誉为中国北朝的三部杰作之一，接下来，我们便一起走近《洛阳伽蓝记》，透过其中的叙事特征及文化内涵，看北朝文人的中原情节。

一．指斥南人误记，强调洛阳变迁

《洛阳伽蓝记》是东魏的一位副军司马，杨衒之故地重游来到洛阳后，追忆前朝城教的佛寺盛况所创造出的著作。在这本书的成书体系中，将全文分成城内，城北，城南，城，城东五卷进行分开叙述，并且在其中，还穿插夹杂着许多的名人轶事奇谈异文。

在杨衒之笔下描绘的洛阳，是饱含着历史传承内涵与文化创新特色的一座城市。

一方面，它写出了古都洛阳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着的繁华气息与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从时代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洛阳在历经朝代更迭，炮火轰炸等兴衰变化之后，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洛阳城无论是从城市建筑设计，还是古建筑的取名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革。

但是这一切，在南朝士人的眼中，却因为某种特殊的情感因素，被有意忽视了。对于南下迁徙的士人来说，洛阳是故土所在，是故乡情谊与家国情谊的承载地。尽管洛阳在时代的变迁之中早已物是人非，但是于民族情感，于乡土情感来说，南朝的士人们都并不愿意承认，现如今的洛阳，早已经不是他们所生活，成长，叱咤风云的洛阳了。

这一切反映在南朝士人的文化作品之中，反体现出来了很大的不严谨性。在南下的文化分子所编写的一些地志中，首先，洛阳成为了一个固定的版图被编写进去。其次，在描绘洛阳城内一些具体的古迹时，无论是地址还是名称，都仍然按照他们所离开时的模样进行撰述，与后来实际的洛阳情况有着十分大的出入。

也正是由于南朝士人们这些不依据实际且不严谨的创作行为，引发了北朝文人们心中十分大的不满。因此，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便曾多次特意指出由南方士人编纂的地志中的错误，并且对此做出详细的记述。

例如，在提起洛阳一处石桥的建造历史时，杨衒之便特意在其中点名指责了东晋戴延之和南齐刘澄之在编撰地志时做出了有意歪曲。同时，杨衒之在书中还特意说明了，他自己关于这一不严谨创作的看法。在《洛阳伽蓝记》 “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 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对此做出了这样的相关评价。

从杨衒之的对待，刘，二人的指责和评价中，我们得以发现杨衒之的言论是稍微显得有些激烈的。如果从情理方面分析，戴延之和刘澄之远离故土多年，对家乡的一些变化没有及时掌握，也时在可商榷范围之内的。但是，杨衒之却更是用到了，误我后学，此类的批判，将他们文学创作的错误上升到误人子弟层面，提出对其品行的批判。

这种行为放在满腹经纶的翩翩文人杨衒之身上，未免有些打破常规。但是，如果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可以知道，这一场争论不再仅仅只是学术上的一场争论。其背后隐藏着的，更是南北学术正统性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前提下，来看衒之所做出的稍显偏激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