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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林语堂

第五章 母溺爱长子成顽劣 父贤达淑女富才情
姚思安十月半来到泰安。再回杭州路途太远,他决定带木兰回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是逃亡未返,但是庆亲王和李鸿章已经受命与洋人议和。由于清朝若干地方大吏与列强驻上海的使馆早有默契,战事遂得局限于北方。这时袁世凯继续使山东避免与洋人冲突,所以姚思安得以平安往返。

北京城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名妓赛金花的福荫。在光绪十三年,当时赛金花十四岁,已经是清廷驻俄、德、奥、荷兰各国大使洪钧的妾,跟丈夫一同去过柏林。她丈夫比她大三十六岁,光绪十九年去世,她回到中国来,以歌妓之身名声大噪。拳乱之始她到北京。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后,几个德国士兵在北京前门外八大胡同游荡,发现一个歌妓会德国话。他们报告联军统帅瓦德西,赛金花就成了瓦德西的意中人。赛金花劝北京的商人把食物卖给外国兵,她救了好多中国老百姓,使他们免于外国兵的杀害抢劫,奸滢。老百姓对她感激万分,虽然她是女人,但是老百姓以“赛二爷”称男人的专号相称。

姚思安抵达泰安的当天,又命她女儿拜曾先生与曾太太,就如同拜再生的父母一样。他亲自搬两把椅子,放在大厅中间,请曾先生曾太太坐下,接受木兰的磕头。给木兰在地下放一块红毡子做跪拜之用。曾先生曾太太鉴于这项仪式如此郑重,特别穿上正式的衣裳。姚思安自己也向曾氏伉俪作揖,承认彼此是“通家之好”。只有这样关系的两家的女人,才可以见对方一家的男人。然后姚思安设宴请客。前天晚上曾家已经设宴为姚思安“洗尘”,所以不必再回请。过了三天,姚思安要走了,曾家才回请,算做饯行。

曾家老太太也接受木兰的跪拜,此后木兰以祖母称老太太,以“爸爸”“妈妈”称曾先生曾太太。木兰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像今天这么重要过。

曼娘和木兰快要分手了,非常伤心。木兰曾经请求要到曼娘的家里去看她。曼娘最初谦辞,说家中简陋,实在不敢当。但是曾文璞到济南参加秋躁大典谒见总督之时,他顺便带着木兰又拜见曼娘的父母。虽然曼娘与木兰的结拜是两人之间的秘密而简单的事情,他半开玩笑的说引荐木兰为曼娘的“小义妹”。木兰看出来曼娘的家是个简陋清寒之家,留下吃了一顿精茶淡饭,曼娘的母亲再三再四说,简慢不成礼数儿。

现在真要分手了,男孩子们看着木兰上了轿,曼娘不肯到门口儿来,因为她已经哭成泪人儿一般了。男孩子们向木兰喊春天在北京再见。

曼娘知道曾家明年春天回北京时,她不会跟去,因为她不是“童养媳”,她只是个表亲,并且自己又快到回避青春男子的年纪了。她与曾家虽是表亲,虽然走得很勤,也要尽可能疏远点儿才好。白露那一天,在花园儿里一件事情引起了曼娘一种变化。她是情窦已开,越来越爱平亚就越要矜持,越要疏远。平亚虽然很少见到她,但是一见到她一个人,旁边儿没有别人,就向她埋怨。有一次,在走廊下单独见到曼娘,拦住她说话,并且拉她的手,但是曼娘却把手缩回去,说:“别人看见,人会乱说的。”说着匆匆走去,平亚呆呆站着,动也不能动,平亚对曼娘眼睛的每一顾盼,声音的每一个色调,对曼娘每一次的接近,都看得极其珍贵。曼娘自然而然的长成了中国古典型的小姐,中国这种古典型的小姐,生而丽质动人,但却退而隐避:虽偶以情爱相假,但狡猾诡谲,吝于施赠;美则美矣,但远不可即,规避而不可捉摸;其深藏不露,出之以狡猾;其惊鸿一瞥,也出之以狡猾;其春情之魔力,因规避而愈强;深藏于香闺,自帘内而外窥,得见追求者而不为追求者所见;居内室而听得家人商谈,立在隔扇后而恣情窥看;与人在一处时,则屡次用眼偷瞟,对男人从不正面而视。

木兰的父亲一向特别喜爱木兰,而今觉得真个仿佛掌上明珠一般,她这次失而复得正犹如死而复生,在姚家的人自杭州返京之前,姚氏父女相处的那几个月时光,加上父女之间的多次长谈,更增深了父女的感情。他们的住宅免于抢劫,一切完整如初,大概是由于地点正好在东城中间,遭受蹂躏破坏最厉害的是城南和东南地区。下面埋藏商周铜器的枣树已经死了。只有西山的别墅受到彻底的抢劫。北京受罪和恐怖的传闻听之不尽。木兰看见烧焦的房子和坍塌的墙壁,以及前门城楼子火燎的跟枪击的窟窿,真是怵目惊心。

木兰的母亲和家人在三月自杭州返抵北京时,木兰在她们眼里成了女英雄。她母亲对她的看法全变了。现在不再叫锦儿给她穿衣裳、梳洗,陪着她玩儿,而是自己亲自照顾她穿衣裳梳头洗脸,让她跟莫愁一同睡在自己的屋里。珊瑚再三说在要命的那一天,悔不该把木兰留在那辆轿车儿上弄出了那么个大乱子。因此比以前对木兰更为体贴,更特别事事对她欢喜。大家央求她把她过去那一段生活经验,说了再说。她说了那个“红灯照”和义和团老八,还有她学会的那个英文歌。体仁只喜欢那个歌儿,很快就学会了。她又说从枣树上摔下来,他们的私塾,还有到泰山游历的情形。最重要的事是关于曼娘的事,所以全家自姚大爷夫妇下至青霞、罗大还有几个老妈子,都知道山东有个曼娘。莫愁听姐姐说的事情,听得又惊讶又兴奋,露出她新长出的门牙,觉得木兰这个姐姐真了不起。这样一来,大家开始把木兰看做家里一个能独立负责的成年女儿了,而体仁在家中的长子身份却渐渐削弱。木兰也开始照顾莫愁和小阿非。她到了十四岁,思想完全成熟,哥哥欺负她,她已经能够忍受,这是女孩子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女孩子的态度应当是忍让,是稳重,在生活上不要太贪求,要听从男人享有较多的自由,由他荒唐胡闹。

曾家在四月初返抵北京,此后两家越来越熟,孩子们时常来往。过年过节都互相送礼,木兰坚持曾家到他家药铺拿药,绝不许给钱,曾家也就接受了。每年冬至,姚太太就给曾太太送上最好的人参,因为中国的药铺不只是卖药,还卖各种补品,各种山珍海味,如同南洋的燕窝鱼翅,云南的火腿,广东的虎骨酒,苏州的醉蟹,这些都是和运药材一路运来的,所以一年四季姚家经常向曾家送礼。不过送去礼品的盒子向来没有空着回来过,因为曾家都按季节有回礼。两家都是富有之家,这样保持友谊自然也很舒服,也很容易。

一天,木兰和她妹妹被邀请到曾家吃中饭,是由一个女仆陪着去的,女仆是赵妈。饭后被留住喝茶。赵妈的丈夫找她有事。她说五点钟回去接。木兰告诉她不必去接,她自己很熟悉回家的那条道路。从一条宽阔的大街上走,十五分钟就可以到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在回家的路上,木兰跟她妹妹看见一个亮把式卖药的,在肮脏的哈德门大街人行道上练功夫。那个人光着膀子,他正要把一块有四、五寸厚的沙石板用手掌切断。

他切断了石板,开始卖刀伤药,也治跌打损伤。之后,他拿了一块绿布,翻过又转过去,给人群看,铺在地上,然后从下面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虾仁儿面。

那时候儿,上等人家的小姐没有人陪伴,是不应当在街上抛头露面的。但是木兰才十四,她妹妹才十二,对于自由自在独自游荡街头这种偷偷儿的快乐,实在是无法抗拒。看完亮把式卖药兼戏法儿的表演,心花怒放,又往前走去。看见一个卖糖葫芦儿的,正是冬天刚上市,俩人不觉口中流涎,一人买了一支,每支只有五个蘸冰糖的山里红,买了就吃了,其快乐就如同小孩子一样。再往前走有一个拉洋片的,也叫放西洋景的,里面放大照片的有义和团,洋炮船,姐妹俩掏钱给了就坐下看,嘴里还嚼着冰糖葫芦儿呢。

正在看得全神贯注,木兰觉得一只手用力攥住她的胳膊。她手里拿的糖葫芦掉在地下,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哥哥体仁。

她没来得及说话,她哥哥一巴掌打到她的脸上。

体仁问她:“你在这儿干什么?”

木兰怒道:“我们正回家去,你干什么打人?”体仁答道:“当然我应当打你。你们女孩子家简直要成跑街的浪荡娘们儿了。你一跑出了家门儿,就一点身分也不要了。”

“为什么你能出来?我们就不能出来?”

“你们是女孩子,这就够了。你不高兴,我就去说给妈听听。”

木兰真恼了。她说:“去告诉妈妈。你也没权利打我嘴巴。你没有这份权利!我们父母现在还都活着呢!”为了自卫,木兰又加上一句:“你做的什么事,我也会告诉爸爸。”

体仁走开了,姊妹二人又没人管了。受了委屈,一肚子的气,俩人找道儿走回家去。俩人越想,越觉得不应该遭此无故的羞辱。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受体仁教训,挨体仁的嘴巴,因为体仁就不规矩,他怎么有资格教训别人!

体仁是不是要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呢?她俩做的当然也不很对,不过也不能算什么大错儿。她们并没有太越出规矩。孩子们总是爱看“西洋景”。在家不是也吃糖吗?

她俩决定等体仁先发动。吃晚饭时,体仁一言不发。木兰威胁他说要把他做的事告诉父亲,也许意思是把打她嘴巴的事告诉父亲,也许并不止此,因为体仁还有别的事情也是不宜于让父亲知道的。体仁长那么大,谁也不怕,只是怕他父亲。所以他认为明智之举就是一切不提为妙。

哥哥欺负她们这件小事,使她姊妹俩越发团结亲密,而且让她们俩不由得思索男人和女人的分别这件事。木兰此后更喜欢听父亲谈论“新时代的女子”这个题目,以及天足不裹脚,男女平等,现代教育等问题。此等异想天开的西洋观念,已经把中国弄得动荡不安了。

体仁不但骄纵得坏起来,实际上在家里也渐渐失去他应有的地位。

体仁,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个“私生子”,因为是他母亲结婚后五个月生下来的。他母亲是杭州一家开扇子店家的女儿,这一家也算是正正当当的中产阶级的商人。小姐与姚思安相遇时,姚思安已经三十岁,小姐是二十岁。两人发生了关系之后,姚家老太爷知道了,坚持儿子必须娶对方小姐为妻,因为小姐是正派人家的女儿。双方商谈了一下儿,女方的条件是男的将来不许纳妾,因为男女双方家庭都怕把这件丢脸的事声张出去,女方所提的条件也就不能太认真了。我们已经说过,姚思安早年荒唐放荡,为所欲为,后来才痛改前非,不但如此,并且对生意事业一切看穿,潜心钻老庄之学。有一段时期,有个江湖术士答应传授他点金术,他在那个骗子身上耗费了一笔巨额财产。姚太太虽然不识字,不得不开始查看帐目,收取租金,后来不久,就由她哥哥来经手管理那些业务了。

她嫁到一个富有之家,住在城里宽大的房子,有男仆,有丫鬟,过去在家从没用过这么多人。一时真不惯于这么奢侈。以前自己没享受到的,现在她都教儿子恣情享受。但是她缺乏一个有教养的妇女的学问和气质,她不知道富有之家的儿子应当怎样教育。从孩子时期她就让体仁在丫鬟围绕拥簇之中长大,甚至于纵容儿子在她面前用巴掌打丫鬟。体仁也像好多私生子一样,长得倒满俊,细白的肉皮儿像父亲,乖的时候儿也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父母居然允许他骑一匹烈马在城里满街跑。平常这个孩子总以为自己了不起,不屑于遵守一般男孩子遵守的规矩,在朋友家吃饭,吃了一半儿竟会离开桌子,出去跟丫鬟瞎扯。他母亲竟纵容得他心里有他是姚家唯一的财产继承人的想法,而且满心以为他的一条命总值得普通人的十条命。他快到十五岁的时候儿,姚太太明白她的儿子是已经惯坏了,但是已经无法可想。

父亲的态度却完全不相同。他觉得体仁现在跟他年轻时候儿是一个样儿。他知道自己年轻时是骄纵坏了,给自己招了许多麻烦。但是父亲越是对儿子严厉,越是不容易见到儿子,因为儿子也就越躲着他。所以姚思安这个做父亲的,已经弄得自己的儿子战战兢兢的不敢见他了。

他们逃拳匪的前几个月,体仁用刀子伤了另一个男孩子的脸,伤口直到脖子上,受伤的孩子流血很多。他父亲把他缚在院子里的树上,打了个半死才歇手。这使他越发怕他父亲,越发恨他父亲。打了之后,体仁在床上躺了十来天。姚太太在儿子面前对丈夫说:“我知道他也得受受教训。可是他若是有个好歹儿,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你叫我老来依靠谁呀?”

这么一来,关于管教体仁,夫妻二人便成了南辕北辙。而父亲就把儿子看做“孽种”,只好任其自然,要倾家荡产也只好由他了。两个办法都不对,一是任其自然,二是严加管束,这样,不是使他皮肉受苦,就是使他心情不乐。中国传统的看法是这样:恐惧对身体有害,人若是气血不舒或是吓破了胆子,会引起种种的毛病。后来不久,母亲也就把她儿子看做“冤家”了。就像前辈子欠人家帐,这辈子人家来投生做这一家的儿子,要挥霍了这一家的财产,这个儿子自然是这家的“冤家”了。

因为实际情形如此,无可奈何,母亲认为家中出此不肖之子,这是命。父亲从哲学的盛衰之理上看,认为家中出此不肖之子,也是命。

木兰的地位也被拉到两个相反的方向,因为体仁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由于她本身的优点,她就越来越受重视。

姚太太对女儿之严,正如她对儿子之宽。她对女儿严是给女儿传统的教育,理当如此。在这方面她认为是讲得通的。自己的女儿是生在富有之家,长在富有之家,可是她们不能在家过一辈子,不能永远享受那份儿财产呀。他们要嫁到别的人家,贫富高低不一定呀。所以她们必须有女人主要的美德:节俭、勤劳、端庄、知礼、谦让、服从、善理家事,以及育婴、烹饪、剪裁缝纫等。

但是在对待男女孩子之差别一事上,姚家比别的人家可相差太多。

木兰和莫愁在八、九岁,就要学正坐,两腿紧并在一起,而体仁在椅子上永远不是正坐,而是把椅子弄斜,两根椅子腿着地,自己则把两只脚放在桌子上。丫鬟宁可在四周围闲着没事做,木兰妹妹必须自己洗内衣(当然要晒在不会有男客人看得见的隐密的地方儿),帮着在厨房做事,发面蒸馒头蒸包子,擀面烙饼,自己做鞋,裁衣裳,缝衣裳。她俩唯一不做的事,就是不用去舂米、推磨、磨面,因为做这种事会把手掌弄粗的。她们必须学会女人在社会上的礼节风俗,诸如怎么送礼,怎么赏送礼的用人,记各种节气,各种不同应时的食物名称,婚、丧、生日的礼节规矩,辈分高低,远近许多父系母系方面亲戚的称呼,如舅父、姨父、伯父、叔父、舅母、姨母、姑母、伯母、婶子、姐妹、姑表姐妹、堂姐妹、表兄弟、姑表兄弟、堂兄弟、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还有这些人的子女称呼等。不过拿女人的聪明记这些复杂的名称关系,是没有困难的。木兰十四岁肘,在一家丧礼客厅里,用眼睛一扫,就凭棺材后头那些人的丧服记号儿特点,就看得出死人有多少儿子,多少女儿,多少儿媳妇,多少女婿。木兰知道姑娘嫁后几天回门,几天之后新娘的弟弟到姐姐家去回拜,在回拜时什么时候婆家端上四碗什么菜,她都弄得清清楚楚。她知道新娘的弟弟只能把那些菜尝尝而已,不能大吃。这都是活学问,又有趣,又有用。

姚太太把家里的事也渐渐跟木兰商量,叫她用笔写下来,比如说装在箱子里是哪些东西,好帮着记忆。孩子这样就成了母亲的大帮手,因为,比如说,上次五月节送哪一家什么礼,收到哪一家的什么礼,她就不必自己记了。

此外,木兰已经开始学怎么熬药,开始由纯粹经验,渐渐进而懂了中药的道理。她知道螃蟹跟柿子不能同吃,因为螃蟹是寒性儿,柿子是热性儿。她凭药的样子和味道,就辨别得出是什么药。中国家庭常用的药跟对食物的关系,她已弄得很熟悉。

纵然如此,木兰还是有几种女人所没有的本领:第一,她会吹口哨儿;第二,她会唱京戏;第三,她收集古董,而且能鉴赏。第一种本领是在山东时跟荪亚学会,在北京练习成功的。另外两种长处是她父亲鼓励培养的。

木兰的母亲总是把她父亲看做一个腐败或是破坏的力量。比如木兰的母亲发现女儿由山东回来后,开始吹口哨儿,她大为吃惊,因为她想那太不像女人了。可是父亲说:“那有什么妨碍?吹口哨儿算不了什么大毛病。”她自己练习得吹好了,就在后花园儿教她妹妹吹,母亲终归不管了。锦儿也学着吹,因为身为丫鬟,总不敢在太太面前吹。

父亲的腐败劲儿在教女儿唱京戏上,真是表现得最明显。想一想父亲怎么教女儿唱呢!音乐、跳舞、演戏完全是妓女,男女伶人的事,在儒家眼里看来即使不算越礼背德,也是下等人的事。可怪的是那些儒家夫子却自己喜爱京戏。但是姚思安不喜欢儒家那一套。他是天马行空思想自由的道家,他对正派的老传统是不在乎的。虽然他已经戒酒戒赌,他仍然迷京戏。因为姚家,上自老爷,下至仆婢,没有不爱京戏的。姚太太经常带着珊瑚和孩子们去包厢看戏,丫鬟们随同伺候,给太太倒茶,看守东西,装水烟袋。这时太太和孩子们喝茶,嗑瓜子儿,聊闲天儿。

常常这样听戏,外行也就找喜爱的戏一段一段的学着唱,带学很认真的神态。可是这种事普通只限于男人。而姚思安偏偏教女儿唱戏,好像故意跟太太作对,跟社会习俗对抗一样。木兰的父亲的胸襟就是这样豁达大度,他就是最先吸收新思想的那批人,那种新思想就渐渐改变了中国的旧社会。到十六岁,木兰还常陪着父亲去逛隆福寺庙会,搜求古董。

木兰就这样在智慧与知识的教育环境中长大。若是把父母对木兰的影响划分个界限的话,母亲给了她世俗的智慧,父亲给了她知识。莫愁随后跟踪而至,只是在智慧上进步大,在知识上进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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