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更多是一个儒家。《傅雷家书》不同代际的读者，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大概就是：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
原文编者按：随着不同角度选本的面世，如今《傅雷家书》在中学生和家长中拥有大量读者，担负着教育下一代的使命，但同时它也是傅雷文艺思想的一部分。重温这部经典，会有新的发现。
傅雷与妻子朱梅馥
傅雷先生在与远隔重洋的爱子进行文字交流的时候，本不抱着出版的目的。《傅雷家书》不是一般的家书，虽则文字中也有说教，有规训，有婆婆妈妈式的叮嘱，但这位伟大的父亲能以朋友的身份与儿子热烈地讨论文艺问题，并且阐发自己的艺术理想，使得这本书在教育学、艺术学乃至文学领域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
古典的理想，平衡的艺术
在我看来，傅雷先生终其一生用他的文字构建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傅雷家书》与他的译作、艺评一样，是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是傅雷产品系列中的一种。读傅雷为其译著《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撰写的译者序，可见是相似的艺术理想、同一种精神气质贯穿在父亲写给儿子的书信中。如果说历史人物贝多芬是虚构人物克利斯朵夫的原型，那么克利斯朵夫又成为翻译家的爱子傅聪的原型。傅雷教育傅聪，如同雕琢一件艺术品，脑中存着理想的范型，怀着热情并且带着极大的耐心与细心，塑造一个必须达到一流的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超越了贝多芬，因为他以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艺术，融合了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文化的精髓，代表了欧洲艺术的伟大理想，而在傅雷的希望中，傅聪又应当超越克利斯朵夫，做到融贯中西，让两个伟大文明交汇于自身、融于自己的艺术中。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五六十年代，身处一个不像今天这么开放的中国，我们的翻译家、艺评家还没有接触到“全球化”或“文明的冲突”这些概念，仍然循着一种古典的理想，展望明天的世界。
在古典的理想中，对立、冲突的成分应当达到平衡与和谐。《傅雷家书》也时时流露出偏古典的品位来。父亲不厌其烦地向钢琴家儿子强调：要以理智来驾驭青年人的、艺术家的强烈感情，要让脑与心、理智与情感保持平衡。知子莫如父，他总是对儿子的脾气、性情放心不下，希望他能谨慎处世。或许，恰恰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先天缺乏平衡理智与情感的能力，傅雷才时时以古典的精神来约束自己也约束爱子。傅雷的火暴脾气，嫉恶如仇、仗义执言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前好友们后来写下的多篇回忆文章中略知一二。很多人都指出，傅雷容易得罪人，给外人留下一个孤傲的印象。可是，读傅雷的家书，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位明晓事理、洞察世情的谦谦君子。他勇于自省，并且不愿自己的儿子犯同样的错。他在信中指出，音乐家以职业之故，投入太多的激情，在情感上损耗得太厉害，应该在闲暇时多欣赏造型艺术作品，或是多接触大自然，以求得身心的平衡。以古典的精神来调节身心，这样的教诲在今天读来仍是非常有益的。
朱梅馥与两个儿子傅聪，傅敏
青年时代的傅聪，弹琴时身体会不由自主地摆动，这在傅雷眼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缺点。在他的理想中，演奏状态中的钢琴家应当保持平静的坐姿，“假如你能掀动听众的感情，使他们如醉如狂，哭笑无常，而你自己屹如泰山，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样不动声色，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这条带有古典意味的教训，文字本身就写得很美，在许多读者心目中也成为判断钢琴家水平高低的一条法则。
崭新的文化，爱国的教育
我也是读着傅雷先生的译作与文章成长的。人大多是在青年时代偏于激进、浪漫，步入中年则转而理智，寻求平衡的智慧、妥协的技巧。年轻的时候读《傅雷家书》，自己也为人父之后再读，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傅雷的产品系列中，作为他年轻时的译作，《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题偏于斗争，很适合用来鼓舞气血方刚的年轻人奋勇前行，而《傅雷家书》则不再是火热的战斗诗篇，而是温和道出的人生经验、审慎成熟的艺术思想了。这种变化与时代的变化也正相合拍：在新中国之前，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认识到的使命，是救亡图存，是激情澎湃的斗争，打倒孔家店、赶跑侵略者；新中国成立之后，则需要思索如何在新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傅雷在家书中一直自谦为从旧社会过来、需要不断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在文艺思考中积极引入社会政治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努力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说工作时间和时代环境不允许他充分自由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反思并发表看法，那么给傅聪的家书则为他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表达空间。
对于今天的祖国花朵们来说，《傅雷家书》不仅仅是一本艺术修养入门读物，更是一本爱国主义读物。培养傅聪既然是一项艺术的工作，那么在傅雷的计划中，他塑造出来的伟大艺术家应是以中华文明为深厚根基的。傅雷深恐儿子长期浸淫于西方文化中而丢却自己的文化身份，不断地跟他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敦促他时常读写中文，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并非空洞的口号式说教，而是有趣的、伴以鲜活实例的谈心，更带有实物“附件”——我们在信中可以看到，傅雷经常给儿子寄中国书、中国画，就连儿子成婚后新家如何布置也会关心，执意加入中国元素。要认识到祖国的伟大，一幅山水或两句唐诗往往能比关于国家实力的数据更具感染力、说服力。把爱国主义教育做到审美的境界上去，简直无敌了。
传统的价值，儒家的精神
傅雷要傅聪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要的是批判性的继承，而非盲目吸收。他既赞叹古典诗词的魅力，又指出中国音乐发展的残缺。这种理智、中庸、辩证的态度，本身就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已然克服了五四青年一代的偏激，隐隐地流露出一种中国文艺复兴的理想。诚然，他没有在信中写出这个概念，但作为后人的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理想。他在或短或长的书信中透露出他的宏伟计划：以傅聪为先锋，为一个“处在音乐萌芽时代的国家”积累艺术经验，让古老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中再次焕发生机。他把他的美好愿望寄托在焕然一新的中国，以及作为新中国在海外的代表傅聪的身上。
如果我们看一看同时期的西方艺术世界在发生什么，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傅雷的艺术观趋于保守。他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否定意见是很明显的，比如1961年年初，他在给已经定居英国的儿子和儿媳的信中写道：“那些所谓的现代画家大多数是些骗子狂徒，只会向附庸风雅的愚人榨取钱财而已。我绝对不相信他们是诚心诚意地在作画。”假如当时的傅雷有机会亲身游历一下欧美，他很可能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看法。不过，傅雷还是非常精准地指出了西方艺术演变路径的一大特征：在从纯粹感觉向抽象观念的焦点转换中，渐至失去了人间性、人情味，脱离了鲜活亲切的人生体验。而传统的中国艺术观念，恰恰是注重艺术与人生的不可分离的。傅雷在家书中传达和体现的艺术精神，正是中国艺术精神。
用徐复观先生的话说，中国艺术精神在其最初的两个源流中，即孔子与庄子的思想中，已经确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正统。儒家对善（仁）与美的彻底谐和统一之境界的追求，道家对纯素天真、人生解放的向往，都指向个人性情、生命体验与艺术创作和欣赏的交融合一。傅雷更多是一个儒家。《傅雷家书》不同代际的读者，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大概就是：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这分明就是儒家的精神与思想结构。当爱子以中国钢琴家的身份驰骋于世界舞台时，傅雷特别关心他的气节问题，这同样是儒家精神所看重的。在那场中国文化浩劫的伊始，傅雷夫妇以悲剧的方式告别人世，又可解读为“士可杀、不可辱”的儒家刚烈精神的体现。五十年后的今天，在译林社最新版《傅雷家书》的后记中，傅敏先生再次确认了这部经典所树立的底线和要旨：“先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