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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约摸十分钟以后，金家户族里的二十来条后生，也操起家具，向金俊武家赶来了。作为同宗同族的人，他们自觉地负起了传统的责任；当这类事发生后，本族有人遭外族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有义务用同样的方式聚合起来与之对抗。这种关头，作为同族人，就是历史上或现实中相互之间有嫌隙，也暂时被放在一边，要庄严地为神圣的传统原则而战了！
金家户族的人很快冲进了两个院子，和外村的王姓展开了一场混战。金俊武父子弟兄们看见本族人赶来支援他们，都感动得眼里涌满了泪水。
在这混战的人群中，只有一个毫无缘由的两旁世人也在参战——田二的憨儿子田牛。田牛在混战开始、外姓人纷纷撤退的时候，他觉得更有意思了，竟然笑嘻嘻地顺手拉了一根柴棍子，也搀和到里面打开了。他不分敌我，见谁打谁。王姓户族的人以为他是金家的人，就和这个憨汉也打了起来。田牛身上挨了几棍，顿时勃然大怒，混乱中，他拿棍子追着把金俊武的一只猪娃子腿打折还不罢休，又把一只老母鸡也打死了！
正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之时，金家户族里一个对田福堂极端不满的人，突然对王家庄的人喊叫说：“门是大队书记田福堂让关起来的，你们不找他算帐，在这里遭什么殃呢！”
这不怀好意的谣言一下子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王家庄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情况，立刻对这话信以为真了。
这群盲目的暴徒先后停止了在金家院子的攻击，在为首的人带领下，直奔田家圪崂去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现在，金俊武和金俊文家的院子，遍地狼藉。外村王家族里被打伤的人，被同族人扶到了王彩娥家的院子。金家族里受伤的人，分别被抬回了自己家里。金俊文衣服被扯得稀巴烂，手上流着血；他的小儿子已经被打得睡在土炕上直喊爹妈。金俊武大眼睛里充满了红丝，两只手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仍然僵立在自家的门口——他终于使王家庄的凶徒没有能进入家门。而他哥的家门却没能守住，攻进去了几个人；尽管俊文父子三人拼力作战，但家里还是被砸得一塌糊涂；水瓮，盆碗，没有一只是完好无缺的……现在，王家庄的二十来条后生已经淌过了东拉河，到田家圪崂寻田福堂的麻烦来了。田福堂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股祸水会被引到他家！
这些打红了眼的人刚过了哭咽河的小桥，有人就跑到前面给田福堂传了话。福堂由于没任何精神准备，一时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吼叫着让老婆和儿子赶快去邻居家避难；老婆和儿子走后，他又把窑洞的门都锁了起来。然后他飞快地跑到院墙外，吼叫田福高和田姓人家的后生们，赶快来保卫他的家庭！
以田福高为首的田姓人家的几十条后生，几乎和王家庄狂暴的后生们同时赶到了田福堂的院子里。
一场混战立刻又在这里展开了。王家几个捷足先登的人，已经爬上了田福堂家的窑顶，把窑檐石挨个地往下砸；碎石头顿时劈劈啪啪落在了院子里！
田福堂身弱体瘦，根本无力参与这种暴力事件。他急得大声向王家庄的人解释，这件事与他田福堂一点关系也没！王家庄的人已经打红了眼，根本不听田福堂说什么。幸亏田福高几个蛮汉抵挡，要不田福堂早已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了……当早晨王家庄的人刚刚进村以后，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知道事情不妙。他本来指望田福堂赶紧出面制止事态恶化——如果福堂自己解决不了，就应该赶快给公社报告。
但是，群架已经打起来了，俊山还没见田福堂有什么动静。他对福堂的这种态度非常生气：尽管你对俊武有意见，但这种事上怎能坐山观虎斗呢？你这个大队领导太没水平了！
金俊山想，田福堂不管这事，他金俊山不能象田福堂一样袖手旁观！别说他还是大队副书记，就是个普通社员，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出人命！
他立刻跑到田家圪崂去找田海民，让他开上拖拉机，赶快去石圪节找公社领导。海民不敢怠慢，马上就去发动拖拉机。
拖拉机临开动时，金俊山还不放心，索性自己也坐拖拉机到公社去了。
他两个人来到公社，碰巧白明川下乡不在机关。他们就马上向副主任徐治功紧急汇报了情况。
徐治功说：“这种说不清楚的事，公社怎个管法？再说，明川也不在……”
金俊山着急地警告徐治功说：“公社要是不赶快去人，恐怕马上就会有许多人被打死了！”
徐治功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不去，将来出了人命，恐怕他也的确担当不起。于是，他很快把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找来，让他赶快出去在公社企事业单位找十几个基干民兵，全副武装，立即跟他赶到双水村去。
一时三刻，徐治功和杨高虎带着十几个武装民兵，坐着田海民的拖拉机，火速向双水村赶来了。
公社的人马开进双水村时，正赶上王家庄的人和田家的人在福堂院子里的大混战。徐治功一下拖拉机，就命令一个民兵对空鸣了三枪。
枪声一下子把双水村惊呆了。
打架的人和看打架的人都被震慑住了，立在原地方，不敢再动弹。
治功和高虎领着民兵冲进了田福堂的院子，立刻把斗阵双方手中的器械都缴了。徐治功同时命令，把金家湾那面参与过斗殴的金姓村民都带到田福堂的院子来。
处理这种事，治功还是有魄力的。他命令民兵把外村的王家和双水村田家、金家三姓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捆起来。由于人太多，急忙找不下这么多的绳子，高虎立即派人四处去寻；甚至把牛缰绳都用上了。一霎时，田福堂的院子里横七竖八捆倒了一大片人；连憨牛也被捆在了磨盘上。全双水村的男女老少都赶到了这里，观看了这幕悲剧或者是闹剧的最后一个场面……
午饭前，王家庄大队的领导也被徐治功派人叫来了。
在田福堂的中窑里，徐治功主持召开了两个大队领导人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谁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原价赔给物主。二、谁被打伤，由打人者负责医药费；并负责赔偿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也可按两队平均工分值折成人民币）。三、孙玉亭和王彩娥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两个人都不承认，不予追究……在开会之前，惊魂未定的田福堂还没忘了安排让人杀了队里的两只羊，又搞了十几斤白面，给公社来的同志们准备了午饭。
下午，徐治功、杨高虎和十几个公社各单位抽来的民兵，在双水村吃完羊肉烩白面片，喝了茶水，田海民又用拖拉机把这些人送回了石圪节。在此之前，王家庄打架的人也被他们村的领导人带上走了。
于是，双水村才结束了一天的大动乱，把许多有趣的话题留给村民们以后慢慢去说……
第51章
秋风以后，再经过寒露、霜降、立冬几个节令，黄土高原就渐渐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庄稼早已经收割完毕。茫茫旷野，草木凋零，山寒水瘦；那丰茂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荒寞的大地将要躺在雪白的大氅下，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
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的一个宁静的梦；它将会在温暖的春风中也醒过去，使自己再一次年轻！睡吧，亲爱的大地，我们疲劳过渡的父亲……但是，双水村的这块土地，任何时候都不会安宁下来。一进入冬季，这里反而更加充满了激荡的气氛。
现在，田福堂从夏末开始筹划的拦截哭咽河的宏大工程，已经紧张地进入了实施阶段。
福堂亲自从县上请来的有关方面的工程专家，早在初秋就选好了炸山和拦坝的具体地址；并且绘好了图纸。这期间，已经恢复了一些元气的孙玉亭，组织人力卖掉了大队几万斤储备高粱；又用这钱买回了几千斤炸药。
与此同时，金家湾北头为搬迁户修建的新窑洞也在不久前全部完工了。在大队领导的参与下，金俊武两兄弟、金光亮三兄弟、都一起去验收了自己的新居。除过金俊武兄弟提出一些细节问题外，他们基本上都通过并接受了。现在，只要这几家人一搬迁，就准备立即炸山。
几天以后，搬迁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
对于搬迁的几家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动感情的日子。是啊，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地方，心里的确不是个滋味。他们大部分人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对这个小山嘴满怀着亲切的感情。这窑洞，这院子，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石头和土圪塔，都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失掉这些东西，多少日子他们都会感到心中空落落的，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家庭院落就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世界。和如此依恋的天地告别，那痛苦是外人所不能全部理解的。临近搬家的前几天，在县城工作的金光明就回到了家里。他带回一架照相机，给自家和光亮、光辉两家人，在即将化为乌有的故居前分别留了影。这家人因为成份不好，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老老少少都装出没有什么的样子。但是，晚上关住门后，当孩子进入梦乡，大人们就忍不住坐在灯下相对而泣。
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在这个时候则无法控制他们的感情。接二连三的灾难给这个大家庭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调；就连生性爱耍笑的俊文的妻子张桂兰，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经常冷着面孔对左邻右舍说话。搬家的日子来临后，这家人如同去年给俊斌办丧事一样悲痛。
但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是个例外。她对搬迁新居反倒表现出无比的高兴。她厌烦现在这三孔窑洞。这里曾经因为她和孙玉亭的关系，爆发过震惊石圪节公社的武斗事件。另外，她常在梦中看见死去的俊斌在这院子和窑洞里走来走去，吓得她半夜出一身冷汗，不得不点亮灯坐到天明。她庆幸这该死的地方，将要在“轰隆”一声爆炸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这些日子以来，这家的主事人金俊武元气大伤，两只火耿耿的铜铃大眼，已经失去了一些挑战的意味。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命运，因此不再徒劳无益地去消耗自己的精力了。但他在内心只承认自己屈从的是命运，而不是屈从田福堂和孙玉亭。他相信总有一天，命运也会把报应之剑高悬于现在得意忘形之徒的头上。搬家的这一天，村里和这两大家关系融洽的人家都来相帮了。哭咽河东岸从南到北的那条小路上，来回穿梭着搬运东西的人们。帮忙的人都是搬运那些笨重的东西——碾子，磨，水瓮，炕拦石，锅，锅台……娇贵和值钱一些的东西都是自家人搬运。
在同一个时间里，队里抽调的一些劳力，正在庙坪山和神仙山对称的两边，开挖安放炸药的山洞。哭咽河两岸又一次处于激战前的骚乱中。
这时候，在金俊文家里，突然传来一片痛哭之声。正在搬家和开挖山洞的许多人，不知这两年多事的金家又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向金俊文家的院子涌来。
在金俊文被搬迁的七零八乱的家里，俊文和他的一家人都在哭鼻子。俊武的爱人和两个孩子也都挤在这里哭成了一堆。男人们低声呜咽、女人们放声长嚎。所有哭啼的人都围在炕边的脚地上。土炕的席片上坐着金俊文的老母亲。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边用瘦手拍着炕席片，一边咧开没牙的嘴巴哭得死去活来。现在，已故金先生的遗孀已经流干了眼泪，只是痛不欲生地喊叫着，喃喃地念叨着：“我不走呀！我就住这窑里死呀！叫他们来把我活埋在这窑里……正是因为老太太这撕心裂胆的痛哭，才把金俊文一家人都惹哭了。其实，家里所有的人都早想哭了，但硬忍着。当金老太太拒绝孙子金富背她到新居，继而放开声痛哭以后，这家人就再也忍不住了，跟着老人一齐哭开了。
金俊武终究是个硬汉。他不哭，也不去拒挡家人们哭。他黑丧着脸，一声不吭，在自己家里收拾东西。
金家户族里一些有威望的长者和妇女，先后进了金俊文家的窑洞，开始七嘴八舌劝导这家人不要哭了。他们指出，乔迁新居是一件吉利事，在这样的日子里哭鼻流水很不适当。金俊文父子三个于是就不哭了；接着，张桂兰和俊武的媳妇也先后停止了哭声。但俊武两个年幼的孩子继续在炕上和奶奶一起哭个不停。俊文他妈是金家族里的老寿星，又稍识文理，她不会接受晚辈们浅薄而世俗的劝导，只管哭她的。她一边哭，一边一次又一次声明：家里的其他人愿往什么地方搬哩，反正她不走！她死也要死在这窑洞里！
宽容的读者，你们想想，对于这老太太来说，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她丈夫留下的这地方值得她留恋？她住在这窑洞里，就会温暖地回忆起已故的先生；回忆起当年她和丈夫在这里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时光。如果离开这些回忆，让她怎样再活下去呢？因此在她看来，迁居到另外的地方，还不如让她去金家祖坟那里和金先生合葬在一起！下午时分，搬迁的几家人都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搬运光了，现在马上要动手拆门窗。但是金家的人做不通金老太太的工作。老人家仍然坐在金俊文家土炕的光席片上，死活不离开这个家。
没有办法！金俊武只好打发金强去报告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看大队领导怎么办呀。在金俊武看来，这里的家无论怎样都已经完蛋了，能劝说母亲起身也就算了。但老母亲宁死不屈，他也没办法。让大队领导去做工作吧！给他们出个难题也好！反正这是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总不敢动武吧？如果他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也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金俊山听说这事后，想来想去自己也没办法——连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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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劝说不下这位老祖宗，他是两旁世人，怎么可能做通工作呢？
他只好又去找田福堂，看他怎办呀。
田福堂已经把夏末那一场动乱早已抛在了脑后。他现在正情绪高涨地准备创造惊世骇俗、震动四方的业绩。
他听俊山江报了俊武家的情况后，心里倒有点着急起来——他没想到事当临头却又横生出这么一个障碍！
这件事的确令人头疼。俊武他妈已年近八十，又是当年前后村庄有名望的金先生的遗孀，除过劝说和开导老太太挪窝，其它办法显然都不是办法。可眼看一切方面都准备好了，仅仅因为这么一个老人就把一河活水堵塞，怎么行呢？
他一时也没有个好主意，就让金俊山先去做点工作，说让他自己想一想再说；他告诉金俊山，他一会就过金家湾来。
金俊山走后，福堂本来想把玉亭叫来商量一下。但他又很快想到，玉亭因为和彩娥的事件，谈起这家人如同谈起老虎一样惊慌，恐怕给他出不了主意。于是他只好一个人在家里仔细盘算怎样处理这件事。
许多办法都想过了，田福堂觉得都不合适。只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硬来。
好办法急忙想不出来，可时间又不能再拖了。按计划，明天放置炸药，后天就准备炸山；因此，这家人无论如何今天要腾开这块“风水宝地”。
尽管没想出什么周全办法，他也得动身去金家湾那里。既然要去，田福堂就似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既使没什么把握说通老太太，他也得去试一试——不行了再说！
当田福堂走进金俊文家里后，情况依然如故。俊文父子和俊武现在都到新居忙去了，只留下两个儿媳妇守在哭啼的婆婆身边。金俊山已经不在这里——显然他的说服工作以失败而告终了。
田福堂刚进了窑洞，金老太太就恼怒地用瘦手抓起了炕上的拐杖，准备驱赶新来的说客。两个儿媳妇慌忙上前劝拒婆婆。不料，田福堂却拨开桂兰和俊武媳妇，不慌不忙上了土炕，凑到了金老太太的身边。他双膝一下跪倒在炕上，说：“干妈，你就打我吧！我知道你老人家心里有气。你就痛痛快快打我几下，也许心里的气就能消一消。干妈！我知道你老人家的难过哩……。”
金老太太举起的拐杖停在了半空中。
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重。她虽然年近八十，脑瓜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并不是专意耍赖，而的确因痛苦使她已经不能自己——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一当有人为消她心头之怒之愤之怨之痛之时，给她双膝跪在面前，老太太就立刻明白她再不能以粗俗的乡妇之举，来对待别人对她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
老太太把拐杖无力地撇在一边，颤动着没牙而干瘪的嘴巴，扭过头沉默了下来。
双膝跪倒的田福堂仍然跪着。他现在立刻又接上刚才的话碴，语调诚恳地说：“干妈！我知道你老人家不愿离开这地方。这地方是我干大当年用血汗修建起来的；对你老人家来说，就是搬到天堂里也不如住在这老地方好。可是，你老人家也知道，这地方要建个大坝，没办法为你老人家保存住这院子了。
“你老人家知道，队里打这坝，是为全双水村的人民谋福哩。记得我干大在世的时候，就常教育我们这些后人，要为众乡亲谋福。干大一生一世，为乡邻村舍谋了多少福啊！东拉河一道川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提起金先生，哪个不说先生的好话？记得小时候我们穷人家娃娃上不起学堂，金先生就一分钱不收，义务办冬学，教我们念书识字；现在想起来都感动的叫人眼热哩……“现在，我们在哭咽河炸山打坝，正是象金先生当年教育我们的，为众乡亲谋福哩！你老人家因为气在心头，动了悲伤，后人们完全能体谅来你老人家的心情儿。我知道哩！你老人家知书达理，双水村头一个开通老人！一旦你老人家消了气，就会顾全大世事，为全村人的幸福而着想……干妈！我作为一村之主，因为大家的事而惹你老人家伤心，实在是不孝不敬！现在我跪在你面前，向你老人家道歉道安……”
桂兰和俊武媳妇看见一把年纪的书记屈尊跪在婆婆面前，有点不好意思，都劝说田福堂不必这样。精明人金俊武的媳妇也很精明，赶快给书记倒了一杯开水。
金老太太也渐渐恢复了一些正常。她让田福堂不要这样了；说他的话都在理上；她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没到麻糜不分的程度。
田福堂在一番出色的演说之后，也有点疲倦感。他于是就顺势下了炕，喝了几口俊武媳妇递上的开水，就准备走了。临走之前，他又关怀地对金家的两个媳妇大声安顿，让她们不要逼迫金老太太；干妈什么时候想通了，再让老人家起身。
说完这些话后，田福堂又劝慰了一会金老太太，就告辞了这家人，满有把握地回田家圪崂去了。
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俊文他妈妈终于让孙子金富背着，搬到了金家湾北头的新居里……这一天刚吃过早饭，双水村就陷入了一种激动和不安的气氛中。
哭咽河两岸马上就要开始炸山了！人们匆忙地丢下饭碗，跑出了自己的家门，似乎要经历一生中一次非凡的事件。哭咽河的沟道已经封锁了。除过孙玉亭带领的爆破组外，村里的大人娃娃一律不准进沟。学校以及处于危险区的居民都被撤到了安全地带——其中有些人不断地向冥冥之中的上苍祷告，不要把自己的窑洞震塌！
田海民带着村里的几个民兵，用学生娃的红领巾扎了几面小红旗，在哭咽河的小桥附近站岗堵人。其实也没人敢进沟去为看热闹而冒生命危险。人们都远远地站在适当的地方，等待那天摇地动的一刻。所有的村民都莫名地感到惶惶不安。这一天西北风刮得正凶，天地间灰漠漠一片混沌。乌鸦落在庙坪光秃秃的枣村上，哇哇地叫唤着，听起来叫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此时此刻，空气中似乎能嗅到一种不祥的气息。有些老者论证，这种黄风斗阵天气，往往会出不吉利的凶险事；记得当年斯大林逝世时，就是这种天气……这时候，孙少安正在大队部院子里检查抽水机的马达，以便大爆炸后冲土垫坝基。正在他心不在焉地摸揣机器的时候，他弟少平突然紧张地跑来叫他，说秀莲肚子疼得很厉害，大概要临产了！
孙少安一听这情况，不顾一切地丢下手中的活，立刻和弟弟一同往家里跑去，半路上，他叫少平赶快去拉一辆队里的架子车回来，好把秀莲送到石圪节医院去。
少安一口气跑回家后，见他的秀莲正满头大汗在炕上打滚叫喊。
他立刻叫母亲准备东西，赶紧去石圪节医院！
但他妈不同意。她平静地对儿子说，说自己完全可以给儿媳妇接生。少安看见，他妈已经从炉灶里挖了许多炉灰，放在了炕上的簸箕里。
少安生气地说：“这太不卫生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自家怎么能处理了？”
他妈也生气地说：“你们还不是你奶奶帮我就在这土炕上生养的！生个孩子跑到医院里去干什么？真是的！”
少安多少是个有些文化的人，他不同意由他母亲给秀莲接生，坚持要到石圪节医院去。在和母亲争辩的时候，他已经动手收拾起了东西。母亲一看拗不过儿子，也赶忙帮他收拾开了。
这时候，少安他奶怎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胡乱拉东西，而把主要的事搁在一边不管？赶快让秀莲坐在炉灰上呀！老太太一边咒骂少安和少安他妈，一边摸索着自己动手将一簸箕炉灰扬在了炕席上！少安和母亲因为着急，只顾手忙脚乱地收拾去医院的东西，而顾不了昏庸的老人家在炕上瞎折腾……。
秀莲躺在炕上呻吟着，问丈夫：“医院里接生的是男大夫还是女大夫？”
少安气得嘴一张，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妻子这愚蠢的问话。
“要是男大夫接生，我就不去！我让妈在家里给……哎哟哟……”
“哈呀！你简直是……”少安脸色煞白地喊叫起来。
他们刚收拾好，少平已经把架子车拉在了院子下面的公路上。壮实的少安一把抱起妻子，旋即出了门。少平拿着被褥，他妈提着零碎，急忙紧撵着来到了公路上。
婆婆抱着儿媳妇坐在架子车上，少安兄弟俩拉起车子就往石圪节跑。
到了公社医院，医生检查完毕，就用手推车把秀莲带进了产房。秀莲看大夫是个女的，也就平静了下来。
秀莲进产房以后，少安让少平带着母亲，先去公社文书刘根民家里休息，他自己立在医院院子里，等待秀莲生产的消息。
快两个钟头过去了，一切都还没有动静。少安在院子里焦躁不安地走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着自己卷的旱烟卷。
突然，他看见他们村的几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气喘嘘嘘地从医院大门里跑进来了；车上似乎躺着个老汉。紧接着、田福堂、金俊山和他二爷也紧跟着跑了进来，大声喊叫医生快来抢救人！
出事了！
少安紧张地跑过去，问：“谁？”
他二爸说：“田二。”
“再有没有人受伤？”少安生怕他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再没……”孙玉亭回答说。
可怜的田二立刻被抬进了抢救室。虽然这是个“半脑壳”老汉，但是一条人命，谁也不敢怠慢！
孙玉亭询问了秀莲的情况后，就告诉少安说，哭咽河两面山的大爆破都很成功。只是谁也没防备住，田二不知什么时候进沟来看热闹，结果被炸起的土埋住了。等众人发现后赶紧往出刨，刨出来就已经不省人事……不一会，抢救室里走出来一位大夫。他摘掉口罩，对守在院子里的田福堂等人说：“人已经死了！”
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这时候，突然听见产房那面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孙少安胸口一热，丢下众人撒开腿就跑。
他来到产房门口，一位女护士正往出走，笑吟吟地对他说：“一切都正常。是个胖小子！”
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一下感到，他现在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说：是呀，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
第52章
孙少平在村里教书已经快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时光里，小伙子的个头又蹿高了一截，眼看着撵上了他哥。
这期间他在家里吃饭，不管歪好，总能填饱肚子，因此身子骨明显地壮实起来，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漂亮后生；加之他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有文化的素质，使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很不一般的印象。在农村，这样的后生往往成为年轻姑娘们所暗暗爱慕的对象。
他家里的光景依旧很不景气。粮食不够吃；钱更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直到眼下，大哥结婚时借下的粮食和钱都没有还完。他哥和他嫂子加上小侄儿虎虎，一家三口仍然在一队的饲养院和一群牛驴为伍。他已经接替大哥，住在自家院子旁边戳开的那个小土洞里。妹妹兰香依然如故，每天晚上过金家湾那边借宿。父亲一年年老了，而祖母更老了；母亲的身体也比前几年差了许多。至于他大姐兰花一家，那光景烂包得仍然连提也不能提……少平感到欣慰的是，他自己终于能进入本村的学校当了教师。眼下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营生。这一年里，他挣的工分和大哥一样多；而且每月那几块钱的补贴，把家里的帐债也偿还了一部分。近二十年来，他都是向家里索取。现在，他终于给家里贡献一点什么了。他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大人。
在双水村学校，他带初中班的语文和全校各年级的音乐课。学校负责人、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的儿子金成带初中班数学。另外两个教师姚淑芳和田润生带小学各年级的课。润生还兼带全校的体育。
和他一块共事的三位老师各有各的特点。
金成一副小康人家的自满，穿一身质地很好而裁剪俗气的制服，故意把里面的红线衣从脖项里竖出来。一根拴在裤带上的明灿灿的镀金钥匙连子。在屁股蛋上露出弧形的一圈，将另一头伸进裤口袋里；行走起来，那钥匙就在里面叮当作响。他工作很负责任，布置起事情来，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头头是道。要是公社来个干部，他总要设法和田福堂争夺管饭权；能招待脱产干部在自己家里吃一顿饭，那简直就象是一种荣誉。不过，这人和他父亲一样，一般说来都是忠厚的，不会借机欺负别人。不在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也不眼红别人有能耐。他尊重孙少平，但不能成为知心朋友。
田润生是少平的同班同学，两个人相互都很熟悉。他们尽管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但两个人交往并不密切。但润生和他父亲不一样。这人性格比较随和，心中也没什么城府；遇事随波逐流，但从不胡作非为。
另一位女教师姚淑芳年龄比他们三个都大，是本校唯一的公派教师。由于她丈夫家成份不好，本人一切方面都很谨慎。她是一个很自爱的人，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做得干干练练，无可挑剔。在双水村人看来，虽然姚老师住在他们村，但她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天地，就象外面来的一个女工作人。双水村的年轻庄稼人在山里除过爱谈论风骚的王彩娥外，也常说这个漂亮女教师的酸话。姚淑芳非常看重孙少平。尽管她家和孙家有深刻的隔阂，甚至都互不搭话，但两个有文化的人都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在她和少平之间，已经丝毫感觉不来他们是属于两个相互敌对的家庭。少平有时候都不称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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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老师，而叫她淑芳姐。
顺便提提，在这一年里，孙少平的生活中还有一件外人所不知晓的事。他根本没想到，在他教书不久后，城里的跛女子侯玉英接二连三给他写了几封“恋爱信”。少平接到信看完就烧了，也不给她回信。如果出身于一个光景好而有地位的家庭，接到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女人的求爱信，那也许会不以为然的；甚至象对侯玉英这样有生理缺陷的女人，说不定还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但孙少平接到侯玉英如此热情地表白自己心迹的书信，却油然生出一种温暖和感动的心情。活在这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尽管他实在不能对侯玉英产生什么爱情，但他仍然在心里很感谢这位多情的跛女子，在他返回农村以后，仍然不嫌弃他贫困的家庭，在信上发咒：“愿和你一辈子同作比冀（翼）鸟，如果变心，让五雷洪（轰）顶”……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跛女子的一片热心，后来便很诚恳地给她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考虑自己的婚姻；让她再不要对他提这事了。他还说了他对她的谢意，并说他不会忘记她对自己的一片好心……而在这期间，孙少平倒一直和田晓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们不是谈情说爱。他和田晓霞是在另一个层次上的朋友。晓霞不失前约，过一个星期，就给他寄来一叠《参考消息》；并且在信上中外古今、纵谈横论一通。她在原西城郊插队，实际上除过参加劳动外，就住在城内的家中，少平去过几次县城，在她那里借了不少书……现在，少平一直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等待他的同学回双水村来。晓霞说过，她年底一定要回一次老家——按她当初说的，也许最近几天就要回来了。
每一个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对于孙少平来说，目前田晓霞就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女孩子是他的思想导师和生活引路人。在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时候，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另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也许有一天，学生会变成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是常常会有的——但人在壮大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求得当时比自己的认识更高明的指教。
在田晓霞的影响下，孙少平一直关心和注视着双水村以外广阔的大世界。对于村里的事情，他决不象哥哥那样热心。对于他二爸跑烂鞋地“闹革命”，他在心里更是抱有一种嘲笑的态度；常讥讽他那“心爱的空忙”。他自己身在村子，思想却插上翅膀，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恣意飞翔……但是，孙少平并不因此就自视为双水村的超人。不，他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儿子，深知自己在这个天地里所处的地位。
在双水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的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中，他主要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有分寸地表现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露。在农村，你首先要做一个一般舆论上的“好后生”——当然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才能另外表现自己的不凡；否则你就会被公众称为“晃脑小子”！
孙少平在农村长大，深刻认识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这里既有不少呆憨鲁莽之徒，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天才。在这厚实的土壤上，既长出大量平凡的小草，也长出不少栋梁之材——象毛泽东这样的巨人，也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这样，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既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又非纯粹的城市型状态。在他今后一生中，不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
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即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
十月份，当报纸上发表了教育部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消息后，少平象所有的青年一样激动无比。“白卷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采取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少平和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都去应考了，但一个也没考上。他们初、高中的基础太差，无法和老三届学生们匹敌，全都名落孙山了。这结果很自然，没有什么可难受的。当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害了他们这一茬人。在以后几年里，除过一些家在城市学习条件好的人以外，大学的门严厉地向他们关闭了；当老三届们快进完大学的时候，正规条件下的应届毕业生又把他们挤在了一边。
孙少平原来就没有报多少希望，因此他对高考落榜心情是平静的。他很快又正常地开始进入他现在的生活中去了……
十二月上旬，去年夏天当兵走了的金波，突然复员回来了！
这真叫人大吃一惊——金波当兵才一年半，怎么就复员了呢？而且这家伙事先也不给家里和好朋友来个信，就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出现在了双水村。少平闻讯立刻从学校赶到金波家。
两个好朋友久别重逢，高兴地握住手，四只眼睛忍不住泪花闪闪。
金波看来情绪很正常，忙着把给他和兰香带的礼物拿出来，又让着叫抽纸烟；少平对好朋友说他还没学会。金波于是自己一支接一支地抽，给他叙说青海的民情风俗。他外表看来没什么大变化，仍然细皮嫩肉的；只不过两颊有点发红——这是青海粗狂的风沙给他留下的唯一印记。他一边说青海的事，一边也向少平询问班里其他同学这一年多的情况。两个人一直拉谈到夜半更深，才象当年那样挤在一块睡了……金波回来后，一直没有对他解释为什么服役未满就从部队回来了。少平已是一个接近成熟的青年，也不向朋友打问这一点。
不久，谁知从什么地方传到村里一股风言，说金俊海的儿子在青海和一个藏民女子谈恋爱，叫部队打发回来了。村民们大为惊叹：这小子怎么爱上了一个外路货？啊呀，听说那些藏民女子连衣服也不穿，用手抓着吃饭，更不用说操一口谁也听不懂的卷舌头话了！金波这娃娃真是鬼迷了心窍！
少平听到这个浪漫的传闻后，倒没有过分惊讶。他了解自己的朋友。是的，金波是个不凡俗的人，而且情感又非常丰富，这传闻也许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不过，既然朋友不愿提及这事，他也不好问他。也许金波为此事而受了精神上的创伤，内心很痛苦，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心灵。
金波似乎对这一切都若无其事。他也变得成熟多了，看来已经脱尽了少年之气，和村里人交谈时，完全是一副大人的骨架。
只是每天临近黄昏的时候，这位复员军人却常常一个人穿上那件军大衣，神秘地爬上金家湾后面的神仙山，在山野里孤魂一般游荡着；并且反复忘情地唱那支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好象是红太阳；
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象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牧羊；
每天看着她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从金波的歌声中，少平已经全部体会到了朋友心中的伤感情绪。他知道，金波在唱这歌的时候，一定是满脸泪水涟涟……
在一次交谈中，少平问他：“你打算怎办呀？”金波对他说：“我准备到黄原找我父亲，跟他去学开车。我无心在村里呆下去。将来开个汽车也好，一个人随随便便，也省得和众人搅在一起心烦……”
金波说了他的打算后，犹豫一下，又补充说：“本来我有些事不该瞒你。但我现在心情不好，不想提这些事。以后我一定会给你原原本本说出来……”
少平完全理解朋友，对他点点头。
三天以后，金波就坐顺车去了黄原。临走前他对少平说，他先去看看能不能上车，然后再赶回来在村里过春节——据说今年春节各个村都要闹秧歌……金波走后，学校的工作正进入繁忙阶段。因快要进行期终考试，教师得分别给学生们辅导功课。有些学习特别差的同学，还要单另给“吃小灶”。
少平的班上有金光亮的一个孩子。这孩子数学不错，但语文很差，连篇简单的作文也写不好。少平对这娃娃的功课很着急。
这一天下午他改完作文后，发现金三锤的作文满篇都是胡言乱语，便临时决定晚上到金光亮家去给这孩子好好开导一下。
孙家的人要进金光亮家的门，这可是村里的一条大新闻。自从孙玉亭在文化革命初带着造反队，把金家三兄弟的家砸得象破庙一般以来，十来年里这家人就和孙家断绝了交往；甚至面对面碰上也不打个招呼。现在，孙玉亭的侄儿竟然要到金光亮家给他的儿子去辅导作文，对于双水村的公众来说，就象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国那样富有爆炸性。
当少平把自己的意思给姚淑芳说了以后，淑芳非常高兴少平去她大哥家。姚老师是个有文化知识的人，觉得十年前两家人结下的疙瘩还不解开，这太不正常了。因为一直碍着他哥和他弟两家人，她多年来也没勇气破这个“家规”。现在，年轻的孙老师表现了如此豁达的精神，这使淑芳很受感动。
这天晚上，她事先没有征求他哥的意见，就把少平带到了光亮新搬迁的家里。
金光亮两口子见孙玉亭的侄儿进了自家门，猛一下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竟然呆住了。
金三锤倒立刻亲热而尊敬地拉过来一个凳子，说：“孙老师，你快坐！”
淑芳马上对大哥和嫂子说：“三锤作文太差，少平很关心他，专门到咱家给他辅导来了！”
金光亮夫妇听弟媳妇这么一说，才明白了过来。夫妻俩立刻忙乱起来。尽管他们对孙家的人有一种别扭情绪，但还是热情欢迎“敌方”来的这位友好使者。光亮先用大碗给孙老师泡了一碗茶水；他老婆忙着到锅上给孙老师炒南瓜籽去了。
淑芳和三锤引着少平来到他们家的中窑。少平便开始给三锤讲解如何写记叙文。金光亮看少平如此认真地点化他的儿子，便在旁边虔诚地拨弄着照明的煤油灯。他不时惊讶地张开嘴巴，打量着孙玉厚家的这个二小子；除过内心为这小伙子的大度行为大受震动以外，同时还不断揣摸思量；孙家的这小子为什么要这样？是他自己作主来他们家，还是受大人的唆使来给他们设什么圈套？
不用说，当这件事在村子里传开以后，人们在惊讶之余，很是议论了一阵子。当然，对此最为恼火的是孙玉亭。他几次找到侄儿，埋怨他竟然丧失阶级立场，跑到金光亮家帮助地主的孙子学文化去了！
孙少平对二爸说：“我的事你不要管！”
玉亭对侄儿的态度大吃一惊。他这才发现，侄儿已经再不是个毛头小子了！他同时还隐约地意识到，他不论是作为长辈或者领导人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下一代的严重挑战。他觉得，他还是他，但世事似乎已经发生了某些令他不解的变化……
在阳历年前的一天，田晓霞象她说过的那样，如期地回到了双水村。
她到了大爹家的当天，就让润生把少平叫来了。田福堂两口子都为弟弟的这位千金到来而高兴，他们忙碌地为侄女备办乡下的稀罕吃食。而田晓霞却在另外一孔窑洞里，和少平天南海北谈了个热火。润生才学平庸，插不上多少话，只是似懂非懂地在一边认真听他俩说。
在晓霞和田福堂一家人的热情挽留下，少平在润生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吃完饭后，他和润生又带着晓霞到山上转了一下午。城里长大的田晓霞，对山野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激动。因为跟着个呆板的润生，他们也没放开乐。要是把润生换成金波，那他们一定会忘情地疯一疯的。
第二天，少平给家里人打招呼说，他要请晓霞到他们家来吃饭。
小儿子第一次带客人回家吃饭，玉厚老两口又高兴又熬煎。他们高兴儿子长大了，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交情，并且引来作客的是尊贵的田福军的女儿！但发愁的是，他们穷得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儿子的客人。
少平对两个老人说：“就吃饺子！让我到石圪节给咱割几斤羊肉！我身上还有几块钱哩！”
于是，等少平买回羊肉后，这家人就忙碌地开始准备了。这正是个星期日，兰香也在家。妹妹细心地把这孔破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二哥的客人。少安夫妇因为忙孩子的事，在饲养院那边抽不出身过来帮忙。不过，他们都为弟弟能将县上领导人的女儿引回家吃饭，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切齐备以后，少平立刻到田福堂家去叫晓霞。晓霞就愉快地和少平肩并肩相跟着到他家来了。在两个人经过村中的时候，许多人都站在院边上惊讶地观看和议论着。人们似乎意识到，他们村不知不觉地又出了一个人物！
在少平带着晓霞走了以后，田福堂心里也犯了嘀咕。他怎么也不明白，孙玉厚的两个儿子，身上是不是都有魔法？他女儿曾经那么迷恋过孙少安；现在，他的侄女怎么又和少平搞得如此热火？
唉，这个世事啊！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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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啊……
第53章
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北方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山乡圪崂有些不讲卫生的“懒大嫂”们，冷得不想出门，往往就让自己的娃娃把大便拉在炕席片上，然后把狗唤过来给他“打扫卫生”，因此就有了那句著名的乡谚“三九四九，隔门叫狗”……气候的确是寒冷啊！
可是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的心头却热烘烘的。
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一个作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男人。
秀莲生孩子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他母亲过饲养院这边来侍候。妻子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不多，他很快就正常出山劳动了。
往日在地里，他常贪活，总嫌太阳落山太早。可这些天来，他却怨太阳迟迟地不下西山——他急着收工，好跑回家去看亲爱的儿子。
当他急切地跑回家，扑上炕，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望着他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欣喜得鼻子一酸，他赶忙俯身去亲吻儿子的小脸蛋，却让秀莲把他的头掀在一边。妻子嗔怒地说：“你那副嘴巴把娃娃都亲疼了！”他也就嘿嘿笑着退开了。他的秀莲更丰满了，圆脸红润润的，带着做了母亲的幸福——多么满足啊！
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身的沉重感就向他袭来了。
现在，孙少安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硒惶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予他什么呢？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啊……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活不了，庄稼人活得还有什么脸面呢？生活是如此无情，它使一个劳动者连起码的尊严都不能保持！
按说，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是两手空空。他家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得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家，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
作为一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并以此为生的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前不久他到石圪节赴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得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象听神话传说一样，把安徽铁匠的话没当一回事。吹牛哩！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
现在，他心想：也许真有这事哩！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耍奸溜滑的人了。而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
少安马上心血来潮地思量他领导的生产队能不能也这样搞？
他尽管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来，社会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他透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他知道，现在又提倡学雷锋了，上大学也不再是推荐，而是象文化革命前一样要考试：并且还提倡学文化知识；有本事的人也开始吃香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恢复了名誉；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哩！最重要的是，去年七八月份，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孙少安想，他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它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也符合中央的政策吗？
但他又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现在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赴昔阳。他还听少平说，报纸上登了个消息，说外地一个社员挖了些药材没交公，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
这样一想，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就又不太足了。他象所有的这一代中国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知道这事弄不好会给他和家庭招致无穷的灾难。他想起前几年，他就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点猪饲料地，被拉到公社批判了一通……
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事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叫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说不定这事还有门哩！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也就不要他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
这样想过以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再说。
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得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哩！咱个农民，怕个球！他公家还把咱老镢把夺了不让受苦吗？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干！球！怕甚哩！”
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事如此热心，把他心中的火又燃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晚上就开社员会！”
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这是一队的“会议室”。往常，开会前总有许多人涌到隔壁少安家里闹腾耍笑半天。今天队长门上别着红布条，示意媳妇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
当社员们聚齐以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意见。给大家端了出来。
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把众位乡亲惊呆了。
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象煮沸了一锅水！
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庄稼人都明白，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囤冒尖小囤流了！
这群泥腿把子穷得都濒临绝境，因此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得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拒挡他们呢？干！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议论起怎样分组；分组后怎样劳动；有的甚至描画这样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美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
在众人的闹哄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立刻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
弄了大半夜，庄稼人还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呀的“文件”——田平娃给它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
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于后，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有兴趣的不妨浏览一下——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经协商，第一生产队（甲方）与第三农业组（乙方）订签七八年生产合同如下：一、生产任务：定土地２２０亩。夏田１０３亩，其中小麦８３亩，复种荞麦１０亩；秋田１１７亩，其中玉米６０亩、谷子１５亩、糜子２５亩、蔓豆１０亩、其它豆类７亩。二、交队产量：小麦１２９４０斤、玉米１７７００斤、糜子３５５０斤、谷子３３００斤、蔓豆１７００斤、荞麦８００斤、其它豆类１１９０斤。
三、定工：按照各种作物的工序和组内社员投肥，共定工３１４０个。其中工序工（见附表）２３４０个；组内社员投肥工２８００个。
四、投资：投化肥２３００斤、农药款１０元。
五、奖赔：全奖全赔。所定工序如有一道工序未搞，除扣本工序定工外，再扣总定工的１０％。
六、说明：组内搞副业需经生产队批准。其收入队、组各半；队按１．５０元一个工给组记工。
队长：孙少安（签名）
第三农业组长：田福林（签名）
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家。他向书记详细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
田福堂听了这事，就象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他半天弄不懂倒究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一点他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他一时不知该对少安说什么。
本来，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地一口否定这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当然，他就是立即表态反对，他也肯定是正确的！这样做，一队的社员就都会骂他田福堂；而这个队大部分又都是他的同族人。如果田家圪崂的人起来反对他，那他田福堂在双水村就成了孤家寡人。不能！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让他想一想再说！
他于是就对等待他表态的少安说：“这么大的事，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给你们表态？你先回去，等我和大队其他人开会研究后再答复你们！”
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告辞了。
田福堂手里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象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亭叫到了家里。
孙玉亭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田福堂讥讽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孙玉亭坚定地说：“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田福堂说：“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孙玉亭气愤地说。“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哩？”孙玉亭说，“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孙玉亭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圪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去了。
与此同时，孙玉亭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
那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
他紧张地听完玉亭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
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
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
兄弟俩立刻围住他，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亭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他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孙玉亭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
孙玉厚一看玉亭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
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
孙玉厚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当田福堂气喘嘘嘘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
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作了汇报。
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
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它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
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以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
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滩数字：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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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个大队、四万一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四九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二、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达二千三百户。去年国家贷款金额近一千万元，人均欠款五十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一千三百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
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
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
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
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
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
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第54章
一九七八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西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西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本来，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准备把这位他很不满意的人，调到地区防疫站去任副主任，但地区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任呼正文提出不同意见。呼副主任指出，把一位很有能力的同志这样使用显然是不适当的，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其他几位地区常委也都支持老呼的看法。苗凯只好不再坚持把田福军打发到防疫站。但他暂时也不准备安排田福军的工作，指示组织部门把他调回地区浮存一段时间再考虑任用。
这样，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擢升为原西县的一把手了。这个任用在原西县的干部们中间引起一片哗然。当然，冯世宽的提升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大家没想到，竟然不是田福军，而是李登云接替冯世宽任了原西县革委会的主任。大部分干部认为，论水平，论作风，论品质，不管论什么，田福军都在冯世宽之上；他即使不被提拔当地区领导，最起码也应该让他当原西县的一把手。李登云无论如何比不上田福军。而更叫人莫名其妙的是。福军调回地区还暂时浮存着，不给安排工作！
在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后，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波增补提升为原西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治功和刘志祥，分别担任了本公社的正主任。石圪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西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
他难受的倒并不是职务高低，而是将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可干——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那么，他就这样无所事事地闲呆下去吗？
这时候，他想起了他的老上级石钟同志。老石文革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在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和老石相识多年，他是很了解他的。
田福军于是很快给老石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他目前的情况。他在信中向老石提出，看省上有没有什么临时性的工作，他可以在自己浮存的这段时间里帮忙去做。
双水村的秧歌是全石圪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深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所有的家户都在准备招待秧歌队来为自家“转院”时的吃食；每一家都要借此机会来夸耀自己的“门户”好。有的家庭，仅仅因为一回秧歌招待得好，来年就有好多人家给说媳妇。因此，就是光景最破败的家庭，也要省吃节用，把那些红枣呀，瓜子呀，核桃呀，挑最好的留下来，准备撑这一回门面。一旦进入正月，双水村的人就象着了魔似的，卷入到这欢乐的浪潮中去了。有的秧歌迷甚至娃娃发烧都丢下不管，只顾自己红火热闹。人们牛马般劳动一年，似乎就是为了能快乐这么几天的。
但文化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了。打坝修梯田代替了这传统的节日。那些年提倡“吃罢饺子就大干”，人们在正月初一就被赶上农田基建工地。可以想来，这些年里，双水村人在一个正月，那情绪是多么灰啊！那胳膊腿是多么痒痒啊！伞头田五急得没办法，常常在工地上以锨代伞唱上几段，众人就一边劳动，一边给他呼应。过去的十来个春节，对于双水村来说，那不是过年，而是过晦气。好！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圪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不拒挡，还支持农民恢复这传统的红火热闹。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象死去的田二常嘟囔的：世事要变了……
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象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十五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这一天，石圪节村、罐子村、下山村等五六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
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两三个“中心”忙碌着。
在田家圪崂这面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布置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聚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此种事上，这些穿戴齐整的老汉成了领导人和权威。几家秧歌队凑到一起，礼节如同国家元首互访一样繁多；稍不周到，就可能酿成战争。因此这些威严的老者象美国联帮法院的最高法官，随时准备负责仲裁和解释“法规”。
在庙坪枣林前面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负责栽灯。地上摆满了高梁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
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家湾那面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里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地方。婆姨女子，穿戴得花红柳绿；老汉后生，打扮得齐齐整整。秧歌队男女两排，妇女一律粉袄绿裤，长彩带缠腰，手着扇子两把；男人统一上黑下蓝，头上包着白羊肚子毛巾。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伞头当然是田五，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原西县，五十年代还去黄原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使众人大饱耳福。但石圪节其它村庄与他相匹敌的伞头也不乏其人。伞头极其重要，往往能反映一个村的秧歌水平。
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演员有少平、金成、姚淑芳、润生、银花、海民、金富、金强、田平娃、兰香、金秀等人。金波已从黄原赶回来，正负责“五音”班子。金波笛子、二胡、手风琴都能来。孙玉亭和金光辉吹管子；光辉他二哥金光明拉板胡。小戏算是“阳春白雪”，大秧歌完了，就看这些节日撑台呢。
这时候，我们的玉亭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亭说：“玉亭叔，你的头发以后再不用我理了吧？”
这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原来，这话里有话：不久前，王彩娥在她妈的主持下，改嫁到了石圪节，和胖理发师胡得禄结婚了。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金富两兄弟和孙家的人都十分难堪。
好在这种红火时候；人们谁也不计较这种露骨的玩笑。
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时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过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由他来指拨大家了。少平此刻跑出跑里，一会在教室排戏，一会又去院子指导大秧歌，真是出尽了风头……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并且缀满了翠绿的柏叶——为闹红火，金家破例让人在祖坟里折了一些柏树枝来装扮这门面。
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
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甩着绳刷子，丢腿撂胯地扮个“开路小丑”，逗引得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娘家门上，现在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亲爱的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地上场露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痴如醉地观看。在这些人中，我们只是没有发现田润叶。是的，她没有回村来。她眼下没有心思观看这红火热闹。她到黄原她的同学杜莉莉那里去了。
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女儿晓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她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
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按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五发难。田五在彩门这边腰扭得象水蛇一般，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嘎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锣鼓停声我开音，万有亲朋你细听：转九曲来到双水村，不知你们栽下些什么灯？
王明清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洪水一般骤起。一些行家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
田五也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罐子村的亲朋你细听，欢迎你们来到双水村。
你问我们栽下些什么灯？
今年和往年大不相同——西瓜灯，红腾腾，白菜灯，绿蓁蓁，韭菜灯，翠铮铮，芫荽灯，碎粉粉，茄子灯，紫茵茵，七扭八歪是黄瓜灯！
龙儿灯，满身鳞，凤儿灯，花蓬蓬，老虎灯，实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
银蝶金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炮嗦罗罗罗乒乓两盏灯，那是依呀嗨！
田五别出心裁，将秧歌和“链子嘴”串在一起，唱得如同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
两个伞头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散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中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移动。村子南北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
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少安的手。
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上次你们队因为分组的事，以后你再没受什么整吧？”
少安对尊敬的田主任说：“没！”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临毕，田福军用手亲切地拍了拍少安的肩膀，说：“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坚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势在必行了！”
田福军说完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金家湾小学院子那里涌去。东拉河和哭咽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
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支旱烟卷。他抽着烟，久久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啦！
准备：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
第一稿：１９８５年秋天—冬天
第二稿：１９８６年春天—夏天
第01章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级台原，象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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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象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了见那白皑皑的积雪。
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
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翻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观赏这撩拨人的飞红流绿。
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眼里，此刻车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抹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百分之四十五。这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他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
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太小了，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九。
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
中间一点“白菜心”，周围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他，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此刻哪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画图呢？他深知这些美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他深感责任重大。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万人口哪！
省委书记坐在车内，罗着腰，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脸色是黝黑的，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颧骨和前额都很突出，整个头颅象一块粗糙的岩石。头发已经斑白了。并且脱得稀稀疏疏。
这样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眼睛里。即使是缺乏睡眠，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机警，并且象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神态就更象一个小伙子。
其实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他原来的身体倒不象现在这样瘦削——当年曾经象运动员一样健壮哩。可惜一副好身体在“文革”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唉！那时间，他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牛圈”里窝囊地结束了，而不能再出去为人民拉犁耕作。谁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
责任的确是重大啊！他在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但一进入实际环境，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他决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记得离京前，中央一位老领导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以便迅速打开这个省的落后局面。他是有信心的。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这需要魄力，需要耐力，需要能力，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体力——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爆发力！
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只有多病的老伴和他同行而来。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小女儿倒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能和他们团聚了。他老伴浑身是病，这几年除自己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照顾她。亲爱的秀英在“文革”中他被监禁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还要为他的命运焦虑——积劳成疾啊！没有秀英，他说不定也就早垮了。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又一大把年纪，但只要有空子，他就尽力照顾老伴。小女儿虽然在这个城市，但不能让孩子耽误学习回家来侍候她妈。新来的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刚到几个月，还有些拘束，家务活上有时还得要他给这孩子当助手……省委书记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麦田。蒙蒙春雨中，农人们戴着草帽，正在大田里抡看胳膊抛撒化肥。这场雨太好了，正赶上了农时。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下没下雨。他在心里说：“老大爷！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一点雨吧！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你吃饭哩！
是的，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到职后最先跑的就是那两个地方。这是他工作的重点。跑一跑，更心焦。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但最令他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这是最咬手的问题。他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石钟同志尽快提出意见，调整和加强南北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感到眼睛有些肿胀，很想在车里迷糊一阵，但就是睡不着。昨晚在省农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会；会完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很困惫，但又很清醒。
他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跑一趟，但一直挤不出时间来。他对这个农科中心抱有极大的希望。这里有农学院、林学院、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科技人员三千多人，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真正是人才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今后全省农业的大发展，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
昨天出发时，他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因为省上还有一些急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回来。
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是一个小镇，几千名科技人员的生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粮、菜、煤、水和各种生活需要根本不能保障。他昨天一到那里，科学家们就纷纷诉苦。他立刻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除过先临时采取了些措施外，他准备返回省里后，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疲惫不堪，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
现在，汽车已快要到省城了。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他清晰的面目，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城市依傍着南岭，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展开，此刻在春雨中灰漠漠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沿。
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进入了市内。
这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当汽车上了二十华里长的解放大道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天阴得很重，城市实际上已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
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象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蘑菇林”。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一个接一个的叉路口，红灯绿灯在交替闪烁。
“伏尔加”的速度慢了下来。
乔伯年侧过脸，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都涌满了黑鸦鸦的人群。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车上车下挤成一团，迟迟开不走。他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他也知道这些人在抱怨，在咒骂，一片叫苦连天。
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
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缓缓地滑到了他的家门口。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有一座二层小楼。这是省委大院里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乔伯年到职后，省委办公厅把他安排在已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那里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他就看上了这地方。一来这地方闲置着，二来有个大院落，他还能在其间营务点什么庄稼。他有个癖好，爱在自己住的地方种点玉米什么的。在他看来，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庄稼比之名花异草却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
乔书记走进自己的小院子，不免惊讶地愣住了。他看见一些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忙乱成一团，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破坏，而不是美化。
“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他问其中的一个人。“张秘书长”。那人回答他。
“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
那个人走后，他对其余忙碌的人说：“你们不要搞了，这些花草从哪里移来的，再移回哪里去。”
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他们把什么弄错了。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
“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的？”他问张生民。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吐字不清地说：“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因此就……”“我准备在这地方种点庄稼呀！”
种庄稼？张生民和其他人都楞住了。
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移走了。
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
他先上了二楼的卧室。
秀英正在床上躺着。她没说什么，象往常一样，只冲他笑了笑。这笑容使他浑身一下子松宽下来。他现在才感到瞌睡得要命。真想马上在她身边躺下来迷糊一阵。
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不敢睡着了。再说，还没吃晚饭呢。
他问老伴：“没什么吧？药吃了没有？”
“没什么，晚上的药还没吃。”
他在起居间洗了一把脸，就走到楼下的会客室里。保姆小陈给他沏了一杯茶。他抿了两口，就走到厨房里，准备帮小陈洗菜，结果被小陈硬拦住了。他就又动手为秀英熬中药。因为老伴多年生病，他已经是个“老熬家”了，熬药的经验很丰富，足可以编一段“熬药三字经”。只要他在家，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他把砂锅放在火上，和小陈开始拉呱起了家常。他东拉西扯，询问她家里的各种情况。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刚到他家来，大概因为他是“大官”吧，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他想尽量使她很快随便起来，就象自家人一样，比方说，他在家里做错了什么，她也敢批评和纠正他，就象他的小女儿虹虹对他一样。
当他把第二遍中药掺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
他很快出了厨房，来到电话间，迅速要到了张生民。他让生民通知市委和市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明天早晨上班前都到省委来。他告诉生民地要这些负责同志来干什么。不过他让生民先不要给市上的领导说明。
明天要做的“文章”，是他刚才在汽车上“构思”的。
乔伯年打完电话后，先看着让秀英吃完中药，然后自己才开始吃晚饭。
他还没吃完饭，门铃就响了。他知道，今晚的第一批客人已经登门了。
小陈领进来的是省委副书记石钟。老石是来和他谈南北几个地区领导班子调配问题的。同来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和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处长，他们见他还端着碗，就劝他吃完饭再说。
乔伯年一边吃，一边把他们领进会客室，说：“吃着谈着！形象是有点对不起大家，但这是在家里，你们都不是生人嘛！”几个人都和他一起笑了。
当老石他们给他谈起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考察情况时，提起一个叫田福军的人，说这个干部威信很高，而且很有能力。
“田福军？”乔伯年停下筷子，瞪住眼睛想了半天，说：“这个人我好象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几位管组织的同志谈完情况后，他接着指示他们再做详细的考察工作，以便很快提交省委党委会讨论。
老石他们告辞后，他家里先后又来了四五批客人。有谈工作的，有反映问题的，也有来告状的。有些是他事先约好的，有些谁知是从什么门道里闯进来的……直到十二点，他才从烟雾腾腾的会客室出来，摇摇晃晃地上了二楼，走进自己的卧室。
太累了！他躺倒在床上，顾不得和秀英打个招呼，头一挨枕头就迷糊了。他隐约地听见自己在呻吟。他感觉到了那只温热的手关切地放在了他的额头上。他只来得及在心里对老伴说：“我没发烧……”就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02章
一夜春雨过后，城市的空气中少了不少怪味道。省委大院里鹅黄嫩绿，姹紫嫣红，小鸟在树丛中发出欢愉的啁啾。这个天地里已经是一片春天的繁荣景象，天完全放晴了，东边的太阳正从一大片楼房后面吃力地爬起来。
乔伯年比往常提前一刻钟吃完早点，换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准备过一会就离家出走。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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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告诉他，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活动”。
乔伯年生气地问：“这算什么重大活动？为什么要让记者来？”
生民嘴里漏着气说：“你要带着市委领导亲自去街上挤公共汽车，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报道出去，一定会引起全省的震动！”
“生民同志，这是去工作，而不是去制造一条新闻！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挤公共汽车，我们去挤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你赶快去打电话，让新闻单位不要派记者来！”
秘书长在一刹那间愣住了。他心想：这不又是一条新闻吗？省委书记去挤公共汽车，还不准新闻记者报道！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不敢违抗书记的指示，赶紧调转身出去打电话。
到外面的时候，张生民一路走，一路想：看来用老办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位新书记的要求了。但怎样才能适应老乔的要求呢？作为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工作方法，而且前任书记对他的工作一直是很满意的。唉，他现在不会工作了！接二连三地弄巧成拙！原来自视自己的一套是“创造性地工作”，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
张生民打完电话，刚出了院子，就看见一溜小轿车鱼贯进入省委大院——这是市上的领导们来了。
他赶忙迎上去，把这些人领进了小会议室。
市委书记秦富功问张生民：“开什么会？”秦书记的确有点纳闷，开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这种情况他一生中遇得还不多。至于市上的其他负责人，恐怕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他们或许猜想：是不是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政治事件？这种事件通常都是先给他们这一级领导传达的。
张生民露着缺了半颗的门牙，索性也故作神秘地对秦富功笑了笑，说：“等一会乔书记就来呀，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当乔伯年进入小会议室时，所有的人都从沙发上站起来。他和大家一一握了手，也没坐，立在茶几前说：“今天把同志们找来，不说别的事，咱们一块去坐一次公共汽车怎么样？”
秦富功和市上的所有领导都互相瞪起了眼：去坐公共汽车？
不过，大家在一刹那间也就明白了过来：省委书记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群众坐车难的问题哩。
秦富功立刻有些尴尬地检讨说：“市上的工作没做好。这样一些小事情都让乔书记操心，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同志们，这可不是小事啊！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大部分人，干部和市民上下班都要依靠公共汽车，这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几乎和本市所有公民都有关系，怎么是小事呢？什么是大事？难道整天泡在会议里，发些不痛不痒的言论，做些可有可无的决议，就是大事吗？不，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好了，今天我们把会议搬到街道上去开吧！”秦富功等人都连连说：“好！好！”
张生民补充说：“乔书记这样做是要了解这市公共汽车的实际情况，为不惊动四方，请大家出去不要公开身份。”
张秘书长见省委书记赞同地点了点头，知道他的这个补充不是画蛇添足。
紧接着，乔伯年一行人就相跟着步出了省委大院，来到了街道上。
他们先到一个就近的公共汽车站，准备坐四路公共汽车在解放大道六路口下车后，再换坐一趟电车。
此时正值早晨上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站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他们站在这人群里，也就是一些普通人了，看上去象外面来这个城市开会或办事的干部。街道两边，自行车象两股洪流，向相反的方向滚滚而去，并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过了近十分钟，四路车还不见踪影。人群中有的伸长脖子向大街的南面张望，有的焦急地看腕上的手表，有的已经开始咒骂了。
秦富功等人也焦躁不安地向南面张望。他们多么希望这该死的汽车早点来啊！此刻，他们专心致志地等车，已顾不得和省委书记说两句闲话，以掩饰这令人难堪和不安的局面。
当一辆大轿车从远方驶来的时候，市上的领导们如同看见了救星，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等车的人都争先恐后涌到了街道上，准备拼搏一番。但是，这辆车驶近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不是四路公共汽车。秦富功等人脸上的笑容即刻消失得一干二净，再一次陷入到困窘之中。周围的人群里发出一片唉声叹气。
一刻钟以后，一辆四路车终于从南面驶过来了，而且上面空无一人。车站上的人再一次骚动起来，等待这辆车靠近。
可是，汽车甩站而过，风驰电掣般走了。人们只好朝着远去的汽车连声叫苦。
乔伯年不言不语立在人行道的一棵中国槐下。秦富功就象挤过一趟车似的，拿手帕不断揩自己汗津津的脸。市交通局长掏出圆珠笔，把刚才甩站的那辆四路车牌号记在了本子上，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哼，鬼子孙，等着瞧吧！五分钟以后，四路车终于来了。
这下一家伙就来了四辆，像蜻蜓交尾似的亲密地连在一起，徐徐进站了。
尽管这个站的人都能上车，但人群还是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拥挤，以便上去抢占座位。有时候两个胖子别在车门上互不相让，后面的人就象古代士兵抬杠攻城门似的，齐心合力拥上前去打通阻塞。
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张生民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请你给这位老同志让个座。”
那姑娘嘴一撇，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把张生民的话没当话。
“算了，算了，”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就站一会好了。”
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车内现在还不挤，他们后面的第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好象是跟着前面的三辆车跑龙套。“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跑呢？”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小伙子。
“不为什么。”售票员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为什么不间隔时间一辆一辆放车？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
“为什么你嘴这么多？”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
“你服务态度怎这么不好！”秦富功气得脸煞白。“态度不好又怎样？你要什么态度？”
市委书记气得张口结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根据“规定”，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
“你叫什么名字？”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售票员冷笑了一声，理也不理。
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这时车已经到了下一站。车门“哗拉”一声打开，上面的人还没下完，下面的人就象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了车厢。一刹那间。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一个了。
乔伯年一下子被涌到了一排座位中间，两条腿被许多条腿夹住纹丝不能移动。他赶忙躬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幸亏他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压力，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住了。
汽车开动后，省委书记半趴半站，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起。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一尖一角，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新和旧，古老和现代，一切都混同并存，交错搀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如此也可以联想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太阳刚出来不久，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但人行道上还存留着雨水的痕迹。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扬，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也已经被黄尘罩得不见了踪影。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一层泥垢，象一条条乡间土路。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如同古庙一般破败。清洁车堆载如山，一路疯跑，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唉，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胸口就象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甚至想无端端地发火。就说这公共汽车吧，坐一段路，比干几个小时活都累。此时，已经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同志们，会有何感想呢？哼！多么轻松！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成是“小事”！好吧，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
又过了一站的时候，乔伯年看别人买票，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买票。是啊，常不坐公共汽车，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
他一只手用劲握着扶手杠，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身上没有零钱，他只好掏出一元人民币，对售票员说：“到六路口一张票。”
“八路口下！六路口不停车！”售票员说。
“六路口不是有站吗？”乔伯年问。
“有站也不停！”
“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
“那要是六路口下车怎么办？”
“不停你下什么？”
“有站为什么不停？”
“早说过不停！你耳朵长到哪儿去啦？”
“小伙子，你难道不能把话说和气一点吗？”
“要听和气话回家找老婆去！”
乔伯年气得手都有点抖了。他强忍着说：“那就买张八路口的吧。”
“拿零钱！找不开！”
“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零钱吗？”
“零钱是为你准备的？”
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
这时候，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他手里的钱接过去，声音坚定地对售票员说：“把票卖了！”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售票员看两个棒家伙出面，只好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把钱接了过去。
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他正想说句什么感谢话，售票员把票和找回的零钱，象打人似的“啪”地掼在他手心里，把他弄得一个趔趄。
他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臂一挡，只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喊叫说：“啊呀！我的胳膊……”
司机听见售票员的喊叫声，立刻把车停下来，并且跳出驾驶室，绕后门挤进车内，大声喊：“捣乱分子在哪里？”
汽车里顿时乱作一团。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众人豁开，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车来，要揪扯他们。
张生民和秦富功等也拼命从车里挤下来，紧张得满头大汗跑过来。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大喊：“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咱们省委书记！”秘书长一着急，竟然自己先“露密”了。
但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他们嘲笑地说：“别他妈的糊弄人了！撒泡尿照照，看这家伙象不象个省委书记？都上车！到公司去！一人罚款拾元！”“胡闹！”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道。他掏出圆珠笔和笔记本，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别咋唬！快上车！”司机喊叫说。
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车后记牌号去了。
这时候，那两个护架乔伯年的小伙子走到前面，其中的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递到司机和售票员面前——那两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惊慌得手足无措。
乔伯年这才知道，这是两个便衣保卫人员。他看了一眼张生民，生民咧开豁牙嘴笑了笑。
秘书长自认为这个“蛇足”不多余，否则今天就麻烦了。
乔伯年掏出手帕擦了把脸上的汗，对司机和售票员说：“你们赶快走吧，已经耽搁好长时间了！”
两个人立刻象兔子一样窜上车，汽车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大家在人行道上围住省委书记，纷纷问他身体受伤没有？乔伯年笑着说：“没受伤，只受了点气。”他问大家：“现在咱们到什么地方了？”
“快到八路口了！”市交通局长说。
“那咱们还得走回去两站，才能倒坐电车？”
秦富功满脸愧色，赶忙说：“乔书记！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今天无论如何再不要去挤电车了。我们市上的几个同志心里都很沉重。今天对我们的教育太深刻了！你尽管还没批评我们一句，但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无情的批评。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改变市内交通状况的……”这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
乔伯年只好说：“那好吧……这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同志们，还要说什么吗？事实已经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
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富功。
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他，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捣蛋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在晚报上公开报道……
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问秦富功：“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他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
第03章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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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毛毛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女儿，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息养了几个月……
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籍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他。
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象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病。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田福军说：“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正文主持一段……”
“那还是你主持嘛！也没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
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只好告退了。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苍桑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工作中，一块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地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工作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西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
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
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
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中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象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
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
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
啊啊！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布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多数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它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
从县上回到地区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他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爱云分别了一年多，他实在需要她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她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
好在这一段侄女还能带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得经常穿脏衣服。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腻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
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她帮忙。他以为是晓霞这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他认识。
他问丽丽：“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不带来？”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可是他爸不让来。”
“为什么？”
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该怎回答他。
润叶只好说：“本来惠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而现在你当了专员，惠良要是往你这里跑，怕别人说闲话……”
田福军听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他只好开玩笑说：“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老武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原西去搬自己的家。
他当天回到原西家里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智、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啊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哩！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里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
说完这话，他马上意识到，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大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补充说：“怎么？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的老婆？”这一下才把大家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爱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
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原西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原西来，和老同事们一块放松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谈闲话。
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妻弟润生和妻妹晓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
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也有个把势利之徒，看原来在原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乘这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
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下午吃过饭后，田福军一家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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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上车前，原西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象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周文龙为不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
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抱着他那只老黑猫。
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旁的晓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
“为什么？”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本来小车四个坐位，他两口子加上晓霞和她外爷正好。
女儿嘴伏在他耳边悄悄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哩！你看这么多人为你送行，这是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面就有点不象话了。你明白吗？田专员！”
啊啊！田福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说：“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押车！”
第04章
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省城后，没有能立即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候几天。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
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个办事机构，又象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
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五十年代就建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事”很方便。
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间套房里，房间比不上高级宾馆，倒也还舒适。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时居住。
因为他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没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呆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极需要清静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
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点高，但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毛病，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就长期脱离工作，专住在医院里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没高到过危险的程度。
现在，他可是准备长时间在省医院住院罗。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为了看他的病……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局长后，苗凯自己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凤阁多年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他为此曾专门来过一次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钟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专员。
他万万没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
这不是要专门拆他的台吗？
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后，他本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他一回，并且态度尽量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知道了这个人和石钟的关系不很一般……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他有了看法，不准备让他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处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量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干部吧？
其实，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他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
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故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高血压。
请假看病，住进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当过，猛一下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哩！哼！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后他再去住院，个人意气恐怕就太有点明显了。与此同时，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去看病。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病。并且明确指示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
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沉沉的悲凉感。是呀，他五十四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敏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激流勇退，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改变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他放手工作的印象。
不管怎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累了，休息几个月也好……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
当然，有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呆着，就好象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孤云独自闲……
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元，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来——他讥讽地想，他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三十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篇小说（哼，如今写小说的比驴还多），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当秘书后，这小伙子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这几年他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白元初来时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地凸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首长架式摆下了。他每次跟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人士，撑棚架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天午饭前，白元照例到他房间来，问他出去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要办？
他说他不出去，出去没什么事要办。
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吃苹果的时候，白元支支吾吾说：“苗书记，我跟你也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
苗凯敏感地支愣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哩！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几年秘书后，一般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
但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元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
嗯，他明白了。是的，这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前谋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子担心把他撂在空摊上！
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小伙歪好侍候他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
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这时候提出这问题。几乎等于公然地把他看成个已经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
尽管他对白元此时提出要去“锻炼”不愉快，但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白元突然变得象个十八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想下到县里去。”“想去哪个县？”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
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那你下去想干什么工作有考虑吗？”苗凯问一脸羞涩的秘书。
“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个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元毫不害羞地说。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务！
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了。白元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他也当不成！叫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
他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
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宏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元起身去小餐厅。
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宏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山西特别老陈醋。武宏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
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钟来办事处看他。
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但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走前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
吴斌和石钟也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好，整天头昏脑涨的。
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
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特产呢？比如你们那里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我家都说咱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钟说：“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拿什么盖楼？”
吴斌开玩笑说：“你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不信你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
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石钟才对苗凯说：“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福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福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很好地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出现好的局面……”
“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太好……”
省委领导们临走时，再一次嘱咐让他好好安心治病。
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到省里来办事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了他。高凤阁不是来汇报的，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
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田福军指示不准拒挡。据他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
“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苗凯尽量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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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气问高凤阁。“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为田福军卖劲使力，前不久已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苗凯听完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风！
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你应该很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地瞎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者思想，当然愿意搞单干！可是县、社和一些大队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只要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好了几篇评论员文章，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
苗凯考虑了一下，说：“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
高凤阁走后，苗凯想，凤阁说得对！他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石钟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他调出黄原。既然这样，他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
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即返回黄原去！
苗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
第05章
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峁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象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
金家湾和田家圪崂两处生产队的禾场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夏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
但不论怎样，到这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是没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
我们的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从本书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一九七七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哭咽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了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统统付之东流。大坝落成后，孙玉亭曾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亭当时解释说，刻这两句诗最恰当，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就是神女变的。现在，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了“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亭两个人的。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哭咽河口对面田家圪崂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让洪水卷走了。
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地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吃一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亭还告诉他，三月份昔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圪节公社主任徐治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撒销了。哈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份的人高兴成了啥了！走路都能得唱“道情”哩！
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在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跹蹴下不工作了——工作啥哩？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嘛！唉，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哩！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却爱起了富人……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哩！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时间就要纠正——那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却越来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面已经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迟早要犯大错误呀！
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圪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
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
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亭、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性质上有区别；田福堂和孙玉亭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不予理睬，等于没说。
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
哈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无法无天了！
可是，在耕翻麦地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
那些天里，整个田家圪崂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响，就纷纷涌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嚷大半个夜晚。
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
正式分组的那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专意客气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
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随着集体的散伙，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但他也没有能力拒挡这个潮流。
是的，尽管他拂袖而去，田家圪崂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
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
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
啊啊！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地步！
谁也没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他父亲甩手走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
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
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值得尊重。
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这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
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还要和他爸和组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
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亭同志。不过，他即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亭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
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象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秋田在分配时，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牲畜由干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予所有责任组的分配……双水村一队的责任制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圪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庄，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圪节大队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双水村田家圪崂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家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家湾这面的人中农以上成份的居多，合作化时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
不过，说实话，金家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圪崂分队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盘算：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
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圪崂那面的人象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畔地楞全部拿镢头挖过，将肥土刮在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般松软，边畔刮得像狗舔得一般干净。哈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哩还是绣花哩？瞧，所有的秋田不仅锄了三遍草，还又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田家圪崂许多人家要发得流油呀！金家湾的人眼发红，手发痒，心里象钻进去了许多毛毛虫……
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圪崂，现在一整天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
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地闻纸烟，闻罢后又咳嗽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主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
是呀，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镢把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土洼里下呢？
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以后，田福堂实在憋闷得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圪节去赶集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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